江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小林，犯了错就得认，认了错才能改，改了错才能进步。”赵教导员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你说你聪明劲儿都用到哪去了？”我低着头不说话，窗外的法国梧桐树叶在风中沙沙作响。
我望着那棵树，忽然想起小时候爬树的日子，不知道这棵树能爬多高，能看到多远。
01
我叫林志强，今年21岁，湖南人，在894厂电子车间当技术员。这是1985年5月的事情了。那时候我刚来厂里一年多，脾气倔，嘴快，手上活计做得好，就是不懂规矩。
我爹林建国是退伍军人，常说我这个脾气跟我娘像。我娘早没了，我对她没什么印象，只记得爹说她是个要强的女人，说话做事直来直去。爹把我一手拉扯大，供我上完中专，后来找关系把我安排进了这个内地的军工厂。
我记得那天阳光很好。车间里机器轰鸣，我正在调试一批新型电子元件。这批元件是厂里的重点产品，据说是某型号武器的核心部分。我连续工作了几天，发现这批元件在设计上存在严重缺陷。照这样下去，装到武器上肯定会出问题。
“张主任，您看这里，这个设计有问题。”我第三次敲响张主任办公室的门。张主任是车间一把手，48岁，短寸头，国字脸，目光锐利。他是从军队转业过来的，说话办事雷厉风行，不爱拐弯抹角。
“又来？”张主任抬头看我，脸色不太好看，“小林，计划任务必须完成，上面催得紧。”
“可是这个问题不解决，出了事怎么办？”
张主任叹口气，放下手中的笔，“我明白你的意思，可也得看看现实情况。这批元件马上要交付，时间不等人。再说了，问题没你想的那么严重。”
我不服气，但也知道张主任的为难。厂里的生产计划是硬指标，完不成就要挨批。这就是体制，你得服从，不管道理在不在你这边。
没想到，两天后厂里来了一批外国专家参观。这是改革开放后的新气象，我们厂开始有了对外交流项目。张主任指名让我做技术演示，想来是看重我的业务能力。
那天厂部会议室坐满了人。王厂长、张主任，还有几位厂领导和那些外国专家一起听我讲解。我是技术员，按理说只需要按照准备好的材料讲，可我这人就是管不住嘴。
讲到那批有问题的元件时，我不仅指出了设计缺陷，还详细分析了可能导致的后果，甚至提出了我的改进方案。我当时只想着技术交流，没注意到王厂长脸色越来越难看。
外国专家们倒是很感兴趣，一个戴眼镜的外国人用不太流利的中文说：“年轻人很诚实，也很有想法，这很好。”
会后，张主任把我拉到僻静处，压低声音骂道：“林志强，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这是对外交流会，你把厂里的短处全抖出来，让厂领导的脸往哪放？再说了，那些技术问题，是你能随便议论的吗？”
我争辩道：“张主任，我只是就事论事。那个设计确实有问题，咱们自己不解决，让外国人发现了更丢人。再说了，我又没透露什么机密。”
“你懂什么？这叫不懂规矩！这叫政治觉悟不够！”张主任气得脸通红，“回去等着吧，这事没完。”
果然，第二天上午，赵教导员就把我叫到了厂部会议室。赵教导员管全厂的思想政治工作，42岁，瘦高个，戴一副方框眼镜，说话不紧不慢，但字字带刺。
会议室里坐着张主任、赵教导员，还有几个车间的工段长。我一进门就感觉气氛不对。
“林志强同志，你知道为什么叫你来吗？”赵教导员推了推眼镜。
“因为昨天的事？”
“不仅是昨天的事。”赵教导员拿出一个本子，“根据同志们反映，你这段时间经常对厂里的生产安排提出质疑，多次与领导争辩，甚至公开场合指责产品设计有问题，严重影响了车间团结和生产积极性。”
我听不下去了，“赵教导员，我那是实事求是。那个设计确实有问题，我是为了产品质量着想。”
“实事求是？”赵教导员冷笑一声，“你一个技术员，懂什么大局？厂里的计划由厂领导统筹安排，哪轮得到你来指手画脚？这叫什么？这叫自由散漫，这叫无组织无纪律！”
我急了，“赵教导员，我...”
“别插嘴！”赵教导员一拍桌子，“你看看你，连最基本的组织纪律都不懂。怎么，觉得自己技术好就了不起了？厂里养你不是让你来挑刺的！”
我憋着一肚子火，心想我挑的明明是工作上的刺，怎么到你这儿就成了政治问题？
最后，赵教导员宣布处理意见：给予我禁闭处分15天。所谓禁闭，就是把我单独安置在厂区边缘的一间破旧平房里“反省”，白天仍去车间劳动，但只能做杂活，不能参与技术工作，晚上单独居住，不得与其他工人接触。
“林志强，这次处分算是从轻发落了。你好好反省，写份深刻检讨。记住，不是技术好就万事大吉，政治觉悟、组织纪律同样重要！散会！”
就这样，我被“关”了起来。
02
禁闭室是厂区西北角一间废弃的器材室改造的，靠近围墙，离主厂区有段距离。房间不大，一张单人床，一张旧桌子，一把椅子，墙角放着一个搪瓷脸盆。桌上摆着几本厚厚的政治学习材料——《毛选》、《邓小平文选》，还有厂里的规章制度汇编。
第一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白天扫了一整天地，擦了无数零件，受尽了同事们异样的目光。有人同情，有人幸灾乐祸，更多的是敬而远之。谁都不想跟一个“犯了错误”的人走太近，免得给自己添麻烦。
老马是负责查看我“归宿”的人。他58岁，是厂里的老门卫，在这儿干了几十年，算是个活历史。老马曾是志愿军，朝鲜战场上留下了一条瘸腿。他性格耿直，对我这种“犯错”的年轻人倒没什么偏见。
“小林，想开点。”老马坐在我床边，递给我一包香烟，“这种事在厂里多了，挨几天处分就过去了。”
“老马，我不服气。”我叼着烟，低声说，“我明明是好心，怎么就成了错误？”
老马摇摇头，“傻小子，这世上的事哪有那么简单？你以为自己看到的就是全部？真理不一定在多数人手里，但权力肯定在。”
我不以为然，“那难道看到问题不该说吗？”
“说，当然要说。”老马笑了笑，“但要看在什么场合说，跟谁说，怎么说。你直接在外宾面前说，不是等于当众打领导的脸吗？”
我默不作声，心里明白老马说得有道理。
日子一天天过去，禁闭生活单调乏味。白天干活，晚上看书或者发呆。第三天开始，陈晓芳偷偷给我塞小纸条，有时候是一句鼓励的话，有时候是一首小诗。陈晓芳是车间的女工，20岁，圆圆的脸，大大的眼睛，说话轻声细语，但做事很有主见。
我知道她对我有好感，我也喜欢她。只是在这个特殊时期，我不想连累她，所以纸条都小心收好，没有回应。
第四天晚上，我实在憋闷得慌。坐在床边看了会儿书，又在屋里走了几圈，最后掀开窗帘往外看。窗外是一片黑暗，只有远处厂区的灯光点点。正要关窗时，我忽然注意到窗外不远处有一棵高大的法国梧桐树。
这棵树很特别，树干粗壮，枝繁叶茂，最有意思的是它的位置——树冠直通厂部办公楼二楼。看着这棵树，我忽然想起小时候在老家常常爬树的日子。那时候我是村里爬树最厉害的孩子，能上到别人不敢上的高度，看到别人看不到的风景。
一个念头在我脑海中闪过：何不爬上去看看？
我推开窗户，轻手轻脚地爬出去。夜色为我提供了天然的掩护。我走到树下，试探性地抓住一根低垂的树枝，借力一蹬，轻松地攀上了第一个分叉。
树干很粗，枝干也很结实，攀爬并不困难。我一步步向上，很快就爬到了能看到厂部办公楼二楼的高度。从这个角度，能清楚地看到几间办公室的窗户。大多数办公室已经熄灯，只有一间还亮着灯。
透过窗户，我看到那是王厂长的办公室。厂长室的布置我很熟悉，因为我曾去那里开过几次表彰会。宽大的办公桌，后面是书柜，墙上挂着毛主席像和几幅书法。
我看到王厂长还在办公。王厂长55岁，身材魁梧，浓眉大眼，是老干部作风，在厂里威信很高。他正在低头写着什么，表情严肃。
我没敢多看，害怕被发现，很快下了树回到禁闭室。虽然什么也没发现，但这短暂的“冒险”让我兴奋不已。这成了我无聊生活中的一点乐趣。
第二天，第三天，我都悄悄爬上那棵树。有时候能看到灯光下的办公室，有时候一片漆黑。这种偷偷的“观察”让我感到一种奇怪的满足，仿佛重新获得了一点自由和掌控感。
第六天晚上，情况有了变化。
我按照惯例爬上了树，正要往厂长办公室看，忽然发现那里灯火通明，不只有王厂长一个人。透过窗户，我看到王厂长正在与一个陌生男子交谈，两人表情严肃，似乎在争论什么。
我屏住呼吸，尽量往树干后面躲，同时竖起耳朵想听清楚他们在说什么。可惜距离太远，只能隐约听到一些断断续续的声音，听不清具体内容。
过了一会儿，王厂长从抽屉里拿出一个黑色公文包，递给那个陌生人。那人接过包，快速打开看了看，点点头，然后两人握了握手。王厂长送那人出门，不久办公室的灯灭了。
这个场景让我感到有些奇怪。都这么晚了，厂长还在会客，而且看起来很秘密的样子。不过我也没多想，或许是什么正常的工作安排吧。
接下来几天，我每晚都会爬树“观察”，大多数时候都没什么特别的发现。白天，我继续在车间做杂活，默默记录着禁闭生活中的点滴。
第八天，在打扫卫生时，我被安排去清理厂部走廊。趁着没人注意，我走近了李秘书的办公室。李秘书是王厂长的秘书，32岁，短发，戴眼镜，干练精明，是城里来的大学生。她刚好不在，我正要打扫她的垃圾桶，突然看到里面有几张撕碎的电报纸条。
出于好奇，我捡起几片，偷偷塞进口袋。回到禁闭室后，我小心翼翼地把它们拼凑起来，只看到几个零散的词：“S计划”、“五月交付”、“不容有失”。
这些词语让我有些疑惑。什么是“S计划”？为什么要撕碎电报？也许是什么机密项目？我不确定，但总觉得有些不对劲。
03
禁闭的第九天，我决定试探一下老马，看能不能得到一些信息。
“老马，你在厂里这么多年，知道厂里有什么'S计划'吗？”我假装随意地问。
老马正在抽烟，听到这话手明显顿了一下，“你问这干什么？”
“没什么，就是在打扫时听人提起过，好奇罢了。”
老马深深地看了我一眼，“小林，有些事不该问就别问，少管闲事，别自找麻烦。”
他的反应让我更加确信这个“S计划”不简单。老马平时很健谈，很少这么严肃。
我又试着接触宋工程师。宋工程师是厂里的技术骨干，45岁，戴着一副厚厚的眼镜，为人正直，对技术精益求精。我曾经向他请教过技术问题，关系还不错。
“宋工程师，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一次偶遇，我低声说。
“什么问题？”宋工程师推了推眼镜。
“您觉得我们厂生产的那批电子元件设计有缺陷吗？”
宋工程师看了看四周，压低声音：“设计没问题，问题出在别的地方。小林，你现在是禁闭期间，少说为妙。”
他的话让我更加困惑。如果设计没问题，那我发现的缺陷是怎么回事？
第十天晚上，我照例爬上了那棵梧桐树。这次，我看到王厂长办公室里不只有王厂长，还有李秘书和一名穿西装的陌生男子。透过窗户，我看到桌上展开的图纸，隐约能认出那是我们厂的某种产品图纸。
那个陌生男子递给王厂长一个信封，王厂长接过后露出满意的笑容。整个场景看起来不像是正常的业务讨论，更像是某种交易。
我的心咚咚直跳。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王厂长深夜会见陌生人？为什么要交换信封和图纸？种种疑问在我脑海中盘旋。
回到禁闭室，我辗转反侧，睡不着觉。我开始怀疑，是不是发现了什么不该发现的事情？
第2天， 我感到头晕恶心，以为是没休息好，就去了厂医院。刘大夫给我做了检查，他38岁，戴眼镜，说话温和，是知青出身，医术很好。
“林志强，你最近是不是接触了什么特殊的东西？”检查完后，刘大夫意味深长地问。
“没有啊，就是在车间扫地、整理零件。”我疑惑地看着他。
刘大夫欲言又止，最后只说：“可能是接触了某种化学物质引起的轻微反应，多喝水，注意观察。如果症状加重，立刻来找我。”
他的态度让我感到奇怪，但也没多想。
接下来的几天，我继续我的“树上观察”，同时更加留意厂里的异常情况。我开始记录所有我观察到的细节：时间、人物、对话内容（虽然听不清楚）。
第十二天，我冒险做了一件大胆的事。那天下午，我知道王厂长和几个领导出去开会了，厂部办公楼相对冷清。我借口去打扫卫生，溜进了王厂长的办公室。
我的心跳得厉害，手心全是汗。王厂长的办公室宽敞明亮，墙上挂着几幅书法和领导合影。我小心翼翼地检查着每一个可能藏有秘密的地方。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保险柜后面的墙壁上，我发现了一个小小的暗格。我试着轻推，暗格竟然打开了，里面有一份完整的技术文件复印件和一本外币记账簿。
我匆匆翻看文件，发现那正是我们车间生产的电子元件的技术资料，但与我们实际生产的有细微差异。正当我想继续查看时，外面传来脚步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