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旅英岁月教会我绅士精神

心随东棹忆华年

“心随东棹忆华年”是鲁迅赠增田涉诗中的一句，现在，每当我 回想起六十年前在日本留学的往事，常常会联想起这一句诗。

从 1920年秋到1927年5月，我在日本度过了六年八个月，先是认认 真真地学电机工程，后来读了一些社会科学方面的书，认识了几位 日本的进步青年，参加了政治活动，这在我人生道路上，继五四运 动之后，又是一个大转折的时期。

1921年1月，接到了明治专门学校的“入学许可”通知，这一 年“明专”录取了九个中国留学生，和我一起到日本的蔡经铭也录 取了(另一个浙江甲种工业学校的同班生毛文麟，则考取了第一高 等学校)。

2月初，我和蔡经铭一起从东京到北九州户畑町报到。 这所学校创办于1907年(明治四十年),是学者兼实业家安川敬- 郎和松本健次郎为了“振兴北九州工业”而出资兴办的、相当于大 学程度的私立工业专门学校；

安川和松本两位以工矿事业起家，成 了巨富，他们请了著名学者理学博士山川健次郎当校长，提出的办 学目标是：为发展工业而培养“精通技术的君子”。

这三位创业者 都有汉学根底，据说安川敬一郎还和清末洋务派的张之洞有过交 往，所以创办“明专”之后陆续兴建的四幢学生宿舍(日本也叫学 寮),便从《前汉书》贾谊上书中的“为人臣者，主尔忘身、国尔忘家、 公尔忘私”这几句话中，取了“国尔”、“忘家”、“公尔”、“忘私”这八 个字，作为四座寮的寮名，而这八个字，也是从颜真卿帖中集录下 来的。我入学的时候住的是“国尔寮”,这件事直到现在还记忆犹新。

户畑町处于九州岛的北端，20年代初还是一个人口很少的小 镇，但是西面隔着洞海的若松，西南方的八幡，都是当时日本的重 工业基地；北面的门司港，则是九州最大的吞吐港；东面的小仓，又 是一个繁荣的商业区，所以把这所学校设在这个地方，对学生的学 习和实验，的确是很有远见的。

北九州和我国胶东半岛只有一衣带水之隔，自古以来就是日 本对外往来的西大门，从隋唐一直到明清，日本的遣隋使、遣唐使、 遣明使的乘船，都是从门司和下关出发的。

但是在明治维新之前， 这一带还是盛长芦苇的盐碱沼泽地带，直到上世纪末发现了筑丰 煤田，特别是1901年建设了国营八幡制铁厂(今“新日铁”的前身) 之后，北九州才成了日本的重工业基地。

我们在学时期，户畑町还 是一个很僻静的地方，除了“明专”校园之外，人口稀疏，没有一条 像样的街道，我们要买点东西或者看场电影，就非得坐电车到小仓 去不可。

但是离学校不远的中原，却有一片茂密的松林，和一个很 漂亮的海水浴场。我们这些人从东京来，很快就爱上了这个地方。 这儿环境幽美，人情朴质，尽管青年人都以“九州男儿”的刚强自 诩，但从校长、教授到一般同学，对中国人都很友好，不论在课堂 上，在实验室，对留学生都一视同仁，同样地严格要求，有好几位教 授还对学习上有困难的中国学生进行课余时间的个别辅导，这可 能和创办人安川先生对中国文化和舜水学说有很深的涵养有关。

当时“明专”设有机械、矿山、冶金、电机、化工等五个学科，校 园内有教学区、实验区、图书馆、学生寮、教授住宅区，教授的资历 和实验的设备，可以说和国立大学不相上下。特别是这个学校的 校风很严格，在那个时代也是全国闻名的。由于办学的宗旨强调 了要培养精通技术的“君子”,所以除了专业课要求严格外，同时还 强调学生的品德教育。

例如留学生入学先要中国驻日使馆所属的“留学生管理处”的负责人填写保证书，入学后一律住寮，不得外 宿；除了穿制服、剃光头之外，还有一门不记分数的、每周一节的道 德伦理教育课(讲的是儒家哲学和欧洲的唯心主义哲学)。

在我回 忆中，这一门课程的内容，和日本茶道提倡的“和、敬、清、寂”差不 多，是一种中国的儒家、释家和欧洲的启蒙主义思想的混合体。这 门课讲得很抽象，也很枯燥，但是我也从中得到了一些知识。

道德伦理课之外，这个学校的另一个特点是十分严格的军事 训练，除了每天清晨的体操之外，还有一门军事课，学的是“步兵操 典”、“筑城教范”,有一名退役的佐级军官(相当于中国校级)管这 方面的工作。

每个学生都发一支三八式步枪、背囊、绑腿、水壶等 等，都和正规的步兵一样。最紧张的是每次出操，都必须在接到命 令后五分钟内扎好绑腿，背上背包，拿着枪支到操场集合，迟半分 钟就会受到训斥。

对我们留学生来说，在军训中最大的难关是每 年12月下旬到1月中旬，总要来一两次“寒稽古”。

稽古这个词出 自中国古籍，是练习的意思，寒稽古则是在每年最寒冷季节的深 夜，举行突击训练；办法是事先不通知，在寒冬腊月的深夜一两点 钟，突然吹起军号，于是每一个人都得立刻起来扎绑腿、背背囊、挂 上刺刀、拿起步枪赶到操场去站队。

这时，那位退役军官早已等在 那儿了，他大声地下口令：“立正、向右看齐、报数”;

大家照做了之 后，他会忽然来一个“稍息、解散”,这样，大家就一窝蜂地摸黑回 寮，重新入睡。

可是出乎意外的是当你矇胧欲睡，席不暇暖的时 候，又会听到一次紧急的号声，于是再得从被窝里爬起来按规定动 作重做一遍。

北九州地处海滨，冬天不算太冷，但在深夜连续折腾 几次，对我们这些“文弱书生”来说，的确是够受的了。幸亏当时年 纪轻，也有一股好胜心，日本人受得住，我们也不能示弱，终于一次 又一次顶过来了。

现在回过头来想，尽管这种训练也许可以说有 点作弄人的味道，但是对我来说，不论在体力上、心理上，都还是有好处的，我从小身体很弱，在国内也没有受过严格锻炼，通过这种 强迫训练，总算把松垮的、不守时间的习性改过来了。

我后来经得 住吃苦，不怕困难，做事不苟且的性格，都是从这时候形成的。

近 年来不少日本朋友和新闻记者问我，你在日本多年，学到了些什 么?

我总是回答说：学的电机专业，都还给老师们了，我从日本人 那里学到了两个字，就是“顽张”。

顽张这个日本特有的词很难译， Ganbaru 是坚持、不松劲的意思，在体育竞赛的紧急关头，啦啦队 喊“顽张、顽张”,那就成了“加油”、“不要泄气”的意思了。

和我同年考进“明专”的中国人一共九个。

山西省三人：张绩、 康坤勋、赵汝扬，

浙江省三人：蔡经铭、张黄钟和我(沈乃熙),

四川 省一人刘肇龙，广西省一人庞大恩，还有一位姓吴的江西人，名字 已经记不起了。

“明专”从接收中国留学生以来，每年只录取三四 个，我们这一期录取了九人，以后又逐渐减少了。

我记得1922年 只录取了两名，就是学化学工业的方履熙，和学电机的、我的挚友 和同志郑汉先。

据我所知，“明专”前后毕业的近一百名中国人中， 出了三名共产党，即郑汉先(陈德辉)、庞大恩(吴永康)和我。

汉先 同志是1931年从上海派到武汉去主持湖北省委，翌年在汉口壮烈 牺牲；

大恩同志先在上海参加《红旗》编辑，也是1932年调到鄂豫 皖苏区，后来随四方面军长征，在祁连山激战中牺牲；

现在，幸存者 就是我一个了，往事萦回，他们的音容笑貌还历历在目。

他们在日 本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在斗争中又都是大义凛然、无私无畏的好 战士，提到他们，痛悼之情不能自已。

按学校的规定，中国留学生入学后先要读一年预科，主要是补 习日语和数学、物理等等。

讲到日语，也可以说经过了强制的方法 才学会的，我在东京就学了半年多日语，投考“明专”的时候，日语 得了满分，一般报刊上的文章可以看懂，老师讲课只要不带方言， 也可以懂了。可就是不能讲，这是一个很大的困难。

进了“明专”,第一年我住的是“国尔寮”,同期的九个中国人一下子被分开了。 学校的规定是每间宿舍(楼上是自修室，楼下是寝室)住六个人，五个日本人，一个中国人，这样就是一种强制性的学习，要就不开口， 要开口就得讲日本话，过去怕闹笑话不敢讲，现在却非讲不可了。 这办法显然很灵，不到三个月，讲话就自由了。

这一年暑假我和蔡 经铭一起回东京，许多留在东京的朋友都感到奇怪，因为我们两个 不论买东西或者打电话，日本话都讲得很流利了。

从这件事也可 以得出一个结论，学外语，单靠看书和听讲是不行的，不和外国人 直接交谈也是不行的，就是说学外语必须深入外国人的生活。

预科一年，对我说来，除了英文、德文之外，其他功课都比较轻 松。例如数学，教的是大代数、微积分，这些我在杭州甲工都已学 过，物理、化学，讲的比杭州甲工要深一些，但也很容易跟得上。德 语是从头教起的，并不难。

英语就不同了，课本是英文名著,预科 读的是李顿的《庞贝古城末日记》。

教的方法也不同，不是老师先 讲，而是把课本交给你之后，让你自己先读，作好准备，上课的时 候，先生随意指定书中的某一段，让一个学生站起来，先念原文，然 后用日语解释，讲得不对，先生才指出你的错误，从内容和文法上 加以指导。

这种教法，开头几个月实在有困难，因为先生点名，是中国人、日本人“一律平等”的，谁都会被点到。站起来讲，先念英 文，就有发音准不准的问题，好在当时日本人的英语发音并不高 明，所以发音或者音节不正确，也不会闹太大的笑话；

难就难在用 日本话来讲解，意思译错了当然不行，译对了，而不能用正确的日本话来讲解，也无法通过难关。

幸亏电机科同班二十四人中，英语 程度大致相差不远，日本人在念英文的时候困难比我们还多，所以 事先准备得好一点，勤翻字典，不久这种困难也就克服了。

为什么对这件事讲得这样多，因为这和我后来对文艺发生兴 趣有很大的关系。

记得我在预科读的是《庞贝古城末日记》,本科一年级的课本是R·L · 史蒂文生的《携驴旅行记》,二年级的课本是 德坤西的《一个鸦片瘾者的自白》,这些都是英国文学史上的名著, 读了和学了这些，很自然的会对英国文学发生兴趣，特别是史蒂文 生的散文和小说。

20年代初，正好是日本军国主义兴起时期，所以除了军训之 外，学生的生活起居也规定得非常严格，可以说一般是按照军队的 办法，如早上吹起身号，晚上吹熄灯号，以及起身后一定要把被服 折得整整齐齐、放在一定的位置等等。

一日三餐，从食堂开门，到 用膳完毕的时间，也是规定得死死的。伙食不错，早上是酱汤、麦 饭(就是麦片和米合煮的饭),加几片腌萝卜。每星期有一两次是 “洋食”(西式早点),一般是面包和咖啡，中饭和晚饭都一菜一汤和 麦饭。

我是南方人，一般都能习惯，但是日本人是以鱼为主要副食 的，这就使三位从来不吃鱼的山西同学狼狈不堪。

应该说，伙食是 够营养的，但也十分单调。我不欢喜的是鱼膏、牛蒡，其他什么都 不怕，其中如“茶碗煮”(就是中国的鸡蛋羹)、酱汤、“泽庵”(酱菜) 等等，到今天还觉得很好吃。

预科那一年过得比较轻松，除了上课之外，傍晚还有时间可以 到中原海滨去散步，听听松涛。晚饭后是“自修”时间，这段时间也 是可以自由支配的，如看看别的书，或者到“忘私寮”后面的学生俱 乐部去喝茶，吃一碗面，聊天，或者听音乐，同房的日本同学，包括 班长是不会干涉你的。

当时物价很便宜，一碗汤面只花“五钱”(五 分),在街上小店里吃一碗“牛饭”(牛肉盖浇饭)也只要十钱(一 毛),加上当时一块中国钱可以换日本币一元二三角，所以留学生 每月官费六十元，不仅够用，而且可以有积余，买一点自己需要的 书，或者作为暑假旅游之用的。

当时，国内正是军阀混战时期，留 学生的官费，不是中央政府而是由省政府负担的，所以一旦哪一个 省发生战争，那么这个省的留学生就可能得不到官费，这些事在东京就听人说过，因此我们的生活都是比较俭朴的。

预科那一年，中国留学生上课的时间还可以在一起，到第二 年，分了专业，就连上课也不在一起了。我们学电机的一班一共二 十五人，其中留学生三人(张黄钟、刘肇龙和我)。

记得二年级时， 我住在“忘家寮”,班长叫青柳良雄，新泻人，其余同班同学，除了和 我比较接近的几个人，如城户、岩田、山形，和一位鹿儿岛出身的水 迫平造之外，事隔五十多年，连名字也记不起了。

为什么还记得起 水迫这位同学，是因为他的鹿儿岛乡音很重，话很难懂，有一次上 英语课，老师指定他讲解时，他认认真真地念了讲了，可是老师听 了直摇头，开玩笑地说，你的话比中国留学生讲的日本话还难懂。

“明专”是工业专门学校，但是它的图书馆的藏书却和综合大 学的藏书差不多，除了专业的书刊，德文、英文的手册(Hand-Book)之外，外文的哲学、经济学、文学的藏书也很丰富，如前所 说，由于预科那一年功课负担不重，同时对英国文学发生了兴趣， 于是一有空闲时间，我就到图书馆去看书。

先是对史蒂文生着了 迷，把图书馆所藏的他写的作品逐一看了之外，记得还专门利用星 期天到博多的丸善书店去买了史蒂文生的继子奥斯本写的一本传 记。

欢喜史蒂文生，除了他的文笔清新流利之外，主要是对他的浪 漫主义色彩和人道主义精神有好感，特别是他为了同情麻疯病人， 举家远离故园，到英国放逐麻疯病人的南太平洋上的一个小岛西 萨莫亚去定居那一壮举。

回想起来，1922年和1923年，主要读的文学书，如狄更斯、莫 泊桑、左拉等，后来又读了屠格涅夫、契诃夫，最后到高尔基、托尔 斯泰，说老实话，这时候只是“不求甚解”的浏览，自己觉得看懂了 就算，更谈不上研究，但的确也花了不少时间，读的数量也很不少。

到1923年，功课紧起来了，泡图书馆的时间少了，但读书却不单是 文学书了，我读了法布尔的《昆虫记》,和吉尔勃 ·怀德的《色尔彭自然史》。

我从小就和昆虫、植物打过交道，所以这两本书又使我入 了迷。我英文底子差，书中的许多专门名词又难懂，所以我到图书 馆总得带一本厚厚的英文字典(去年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者阿部 幸夫先生给我从“明专”找来了一份我的学生累年成绩表，查看了 一下，我的英语“评点”都在七十分左右，德语倒反而是七十三和八 十四分),但是发生了兴趣，还是会“顽张”一下，一句一句地啃下去 的。

我后来读达尔文的《进化论》和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应该 说是从这两本书得到启发而开始的。当然，那是1924年以后的 事，这时候已经不是无目的地杂览，而是有选择地想学一点唯物辩 证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