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一个美国军人所看到的辛亥革命

1911年11月23日，一个年轻的美国中尉第一次来到中国，他到达中国的时候，革命还没有结束。这个年轻的美国人，当时正在美国的殖民地菲律宾服役，对中国充满了好奇，虽然这个国度正处于剧烈的动荡之中，甚至在这里旅行也充满着风险，但是这些都不能阻止这个年轻人的脚步。

他首先到达“冒险家的乐园”上海，这是中国最大的通商口岸。首先进入他眼帘的是各国的战舰，两艘日本的，两艘法国的，一艘英国的，一艘德国的，一艘美国的。他看到浩渺的长江，浩浩荡荡进入大海。长江是交通大动脉，“亚洲最繁忙的河流”。

他在吴淞口第一次看到了黄包车，不过他可能不知道，这是从日本传进来的“东洋”玩意儿，所以又叫“东洋车”。他在黄浦江上看到了舢板和小帆船。不过，他对上海有点失望，这是因为它太洋气，西方式的宾馆和银行，宽阔的大道与公园，从宾馆的窗户往外看去，他觉得“仿佛是在费城”。他在公共租界“看到了头上裹着头巾的高个子锡克教信徒，这是从英属印度雇来做警察的”。

革命给这个年轻的美国人增添了一丝兴奋，其实进入革命中的中国，并没有那么可怕。的确，这个革命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平和的革命了，虽然也有过几次战斗，但是并没有血流成河。甚至革命都没有给他的旅行带来什么不方便，哪怕革命的队伍和标志到处可见。在上海的老城，他还看到了革命者的征兵站，那里挂着“红底上有十二个锯齿的黑太阳的革命者旗帜”，代替了清王朝的黄龙旗。

他还看到了城市里的贫民窟，那里到处是衣衫褴褛的乞丐，垃圾遍地，苦力把一大堆行李从码头扛到宾馆，街头小贩一瓣一瓣地卖橘子，庙里穿着白色孝服的奔丧者，在灯光下衣着华丽的阔太太……

他去一家老茶馆喝茶，发现通往茶馆的桥是弯弯曲曲的，那么这一定是上海的城隍庙了。据当地人解释，修这样曲曲折折的桥是为了避邪，那些鬼怪绕不过去，会在拐弯的地方掉进水里。他还在中国人家里看到很多神像和佛龛，让他觉得中国的宗教主要是“为了驱除那些要加害于他们的鬼怪”。

这个年轻的美国军官，“仅仅有限地看到了这场大动乱的表面现象，也就不可能对此有怎样深刻的判断。”但是他对革命中的中国的观察是细致的，还做了记录。那时中国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吸引着世界的关注，而他更多地看到的是普通的中国人和他们的生活，“不管发生了怎样可怕的事情，普通人的生活跟过去一样仍在继续，也只能继续。”

香港：大英帝国的炫耀

在上海待了几天之后，这个美国年轻军官乘船去了香港，第一次看到这个“仿佛悬在半山腰上”的充满活力的城市。这个城市俯视着一个壮丽的海港，在地势最高的地方，悬挂着英国国旗，炫耀着大英帝国的威风。

当船进港时，他看见那里停泊着许多艘远洋轮船，周围还拥挤着许多小舢板，上面住着一家老小，甚至还养着鸡鸭。妻子掌舵，孩子摇桨，每个人都行使着职责。

他在一家美国人开办的家庭旅馆吃了感恩节晚餐后，乘电车到达太平山顶，从山顶朝港湾望去，非常壮观的景色，“棒极了，记忆中最好的景象”。

这个美国年轻人注意到那些刚剪去辫子的中国人，他们看上去怪怪的。他对那些英国训练的士官则是称羡不已，称他们看起来“胜过我们一般军官五倍”。然而他对英国军官的评价则不高，认为他们“一团糟，至少在香港如此。不整洁，脾气坏，懒散，拿着手杖游手好闲。给士兵树立了很坏的榜样”。他厌恶手杖，他后来成名之后，无论看到哪个国家的军官拿着手杖敲打靴子，都会感到深恶痛绝。

他在香港的时候，报纸上充斥着有关广东陷入混乱的报道：巷战、歹徒抢劫商店、行人被杀、革命政府无力控制局势、广州几乎落入匪徒之手、西江海盗肆虐，不一而足。

还传说他们已经截断了去梧州的通道，并杀害了一艘英国江轮的大副。但是这个美国年轻军官却认为：“所有这些事端都是凶残的英国人挑起的，因为他们把局面搞得越糟，他们就越可以堂而皇之地进行干涉。”

广州：活力四射的新世界

这个年轻人是一个实干家，在这个兵荒马乱的时代，对中国可以说是一无所知，竟然立即奔赴广州，想从广州去梧州进行实地察看。

在广州，他看到了中国的另一幅景象，仿佛置身于“色彩丰富和活力四射的新世界”：不同的气味、声音和身体混杂一起，古老和新奇、生活的迷人和恐惧，竟然可以并存。

在一个猫狗市场，他看到人们先把猫煮熟，然后切开，再挂起来出售；而狗肉则炖在一个大锅里，再装盘，供人们一饱口福。他看得目瞪口呆，仿佛进入了一个奇幻的世界。在庙宇，他看见两只面目凶猛的石狮守在大门口，屋顶雕梁画栋。街道和弄堂如迷宫一样，街面是由石头铺成的，人们摩肩接踵，大声嚷嚷，小商小贩吆喝、摇铃，或者敲打木块，招徕顾客，热闹非凡。

所有商品买卖，讲价、过秤、交易，都在街上进行。而且大多数交易行为对他来说，都是匪夷所思的：妇女们围着篮子拣鸡骨头，男子往罐子里塞稻草，剪了头发后放在报纸上卖……他看到了鸦片烟鬼、歌女、和尚道士、算命先生、端公巫师、郎中，五花八门，目不暇接。他感到惊奇的是，路边闲人边聊天边在衣服上捉虱子，捉到后放到嘴里咬，那噼噼啪啪的声音，给他们带来了欢娱。他发现，尽管中国人经常会大动肝火，但是哪怕是激烈的争吵，也没有一次真的打起来。

还有用稻草孵小鸡，笼子里养的云雀，猪和鸡的叫声。街头的厕所味道冲鼻，所谓公厕，无非就是一排排的蹲坑，人蹲在一块木板上，小孩当街大便也屡见不鲜。

他觉得在广州对比太强烈了，一方面是粗俗、肮脏、水坑、污垢、垃圾，但另一方面又很精致。他看到街边的匠人，用翠鸟的羽毛在搪瓷上绘精致的装饰画，用各种颜色的碎布粘贴成好看的图案。

他去了租界区沙面，进了外国人的俱乐部。他听说，有钱的华人在沙面岛上藏了金锭和各种值钱东西，总价有200万至600万美元之巨。

他目睹了“叛军”，就是革命党人，看起来是“一群乌合之众”。有些看起来是正经人，“但大多数是十足的土匪”。他们的制服是带有红边的浅蓝上装和裤子，背带绑腿，还有土匪常用的裹布。很多人配有新的子弹带，有些人提着手枪，手指搁在扳机上。

他还直接与革命军的官兵聊天，给他们看他的红领带和蓝衬衫，开玩笑说“我也是个叛党”，大家哄堂大笑，他离开时候大家还鞠躬道别。他还记录了所谓的“广州炸弹团”，其实就是敢死队，由300名精干的士兵组成，武器都是小型自制炸弹。

他从广州出发，乘轮船逆西江而上300多公里，到了梧州。有关有强盗出没的传闻看来并非耸人听闻。在一次船靠岸的时候，他看到了“叛军”的船队，包括两艘炮船，三艘汽艇，还有五六条帆船。江上不断漂下来死尸，因为两周前军队跟土匪有过一次大规模的交火。

叛军袭击了一群土匪，抓了66个俘虏，第二天砍了土匪的头，挖出他们的心烤着吃了。他听说吃死刑犯的心肝很平常，甚至还听说过把整个人都吃掉的故事，人们相信吃掉坏人之后，就不会再投胎变成土匪了。

一个星期后，他回到了广州，继续观察那里所发生的事件。他记录了路途上的见闻，把看到的生活习惯，甚至各种东西的制作方法和价格，都记录了下来，这表现了他非常强的观察能力。

1911年12月9日，这个年轻的美国军官，一个中国革命的观察者，离开中国去马尼拉，这次他在中国总共只待了17天。当他再次来到中国的时候，已经是9年以后。在二战中，他作为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在中国现代历史上，留下了许多耐人寻味的故事。

这个年轻的美国军官，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史迪威（Joseph Stilwell）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