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核能史上的关键人物：戴传曾与那些不为人知的突破

1921年12月21日，宁波月湖边的一户书香门第迎来了一个男孩的降生。

谁也不会想到，这个在紫薇街长大的孩子，日后会成为中国核能科学的奠基人之一。

戴传曾的祖父是清朝举人，父亲是中学数理化教师，家里八个兄弟姐妹中，他是最小的儿子。

这样的家庭环境，让他从小就浸润在知识与爱国情怀中。

1938年，17岁的戴传曾考入西南联大，成为这所传奇大学的第一届学生。

那时的西南联大刚迁至昆明，条件极其艰苦。

40多个学生挤在一间茅草房里，晚上靠煤油灯照明，日本飞机频繁轰炸，师生们不得不躲进山里，晚上再回来上课。

尽管生活艰难，戴传曾仍然坚持学习，靠奖学金和做家教维持生计。

1942年，他在著名物理学家吴大猷的指导下完成毕业论文，题目是用分析力学解决天体运动中的行星运动问题。

毕业后，他留在西南联大担任助教，同时继续深造。

1946年，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降临——中英庚款公费留学考试。

全国八大城市共有400余人报考物理专业，戴传曾一举夺魁，获得赴英国留学的资格。

1947年，他进入利物浦大学，师从中子的发现者、诺贝尔奖得主查德威克教授。

在英国，他利用回旋加速器开展核物理实验研究，成为国际上首批通过核反应测定原子核自旋宇称的学者之一。

1951年，他获得博士学位，面临人生重大抉择。

当时英国多家研究机构极力挽留他，但抗美援朝的消息传来，戴传曾毅然决定回国。

"中国人民真正站起来了！"这句话让他热血沸腾。

同年冬天，他登上回国的轮船，开启了中国核科学事业的崭新篇章。

回国后，钱三强亲自到火车站迎接他，并让他负责核探测器组的研发工作。

当时中国核科学研究几乎从零开始，实验室条件极差，但戴传曾毫不退缩。

抗美援朝期间，王淦昌从朝鲜带回一项紧急任务：研制便携式辐射探测仪，以监测美军是否使用原子弹。

戴传曾带领团队迎难而上，自己骑自行车到北京天桥旧货摊淘零件，吹玻璃管、设计电路、焊接组装。

短短时间内，他们成功研制出卤素盖格计数管和强流管探测器，填补了国内核探测技术的空白。

这项成果后来推广到华东电子管厂批量生产，1956年获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三等奖。

更大的挑战还在后面——中国当时既没有加速器，也没有反应堆，如何开展中子研究？

戴传曾打听到协和医院有一废弃的500毫克镭源，便与放射化学家杨承宗合作，修复设备提取氡气。

他将从英国带回的铍粉与氡气封装，制成了氡-铍中子源，这成为中国早期中子研究的唯一来源。

有了中子源，他又带领团队攻关三氟化硼中子计数管，很快突破技术瓶颈，产品性能优良并实现量产。

20世纪50年代，他指导研制出中国第一台中子晶体谱仪，获得首批中子截面数据。

随后又成功研制中子衍射谱仪，达到当时国际先进水平。

这些成就为中国核物理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进入60年代，戴传曾在核潜艇动力堆等国家重点项目研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他参与中国第一个大型材料热室的工艺设计，使该项目接近70年代初国际水平，为材料辐照实验研究创造了条件。

在戴传曾的科研生涯中，他创造了中国核电领域的五个"第一"：

第一台"东风一号"中子晶体谱仪、第一台中子衍射谱仪、第一座快中子零功率堆、第一批中子嬗变掺磷的单晶硅、第一座微型中子源反应堆。

这些突破性成果，让中国核能研究一步步走向世界前沿。

1980年，戴传曾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作为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院长，他不仅推动科研，还培养了大批人才，如李德平、唐孝威等杰出科学家。

他促成中国与美国核管会的合作，派遣骨干出国培训，为核电安全研究打下基础。

即使功成名就，戴传曾始终心系家乡宁波。

1987年，他牵线搭桥，促成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与宁波玻璃厂合作，建成首条生产自动化线，推动了全国玻璃行业的技术革新。

1990年10月，69岁的戴传曾率团赴法国考察，因劳累过度病倒。

回国后病情恶化，于11月18日不幸逝世，恰巧错过次日快中子增殖反应堆研究中心的奠基仪式。

中国核物理学家王淦昌这样评价他："风雨同舟共建核能三十载，感君子德高才广为我楷模；重任在膺突罹恶疾仅匝月，慨扁仓竭智尽术难挽鹤翔。"

从宁波月湖边的少年，到中国核能科学的开拓者，戴传曾用一生诠释了"科学报国"的崇高理想。

他留下的不仅是五个"第一"的辉煌成就，更是一种迎难而上、自主创新的科学精神。

这种精神，至今仍激励着中国科技工作者不断攀登新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