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彦：高平陵之变再研究

高平陵之变是曹魏历史的重大转折点，也是司马氏代魏建晋的起点，历来受到史家的措意。然而，魏晋文献虽有一定篇幅的记载，但仅是描述与概括性的。当代学界已有进一步的探究，但大多着眼于探讨司马懿与曹爽的胜败原因、以及政变的文化背景与相关人物的命运。笔者以为，对高平陵之变进行全面论述，已无必要，但搜求剩义，觉得其中仍有一些重要之处语焉未详，不甚清晰，故仍有相当大的拓展空间，值得发隐抉微。本文钩稽秦汉时期的相关资料，对高平陵之变的若干史事重新检讨、考察与辨析，以深化对高平陵之变的认识。

一、司马懿二子的作用与政变的兵力配置

高平陵之变关系到司马氏家族的生死存亡，成功则司马氏倾覆魏朝，化家为国，失败则祸及满门，遭倾宗灭族之灾。故早在政变之前，司马懿就殚精竭虑，精心谋划。为了保密，司马懿慎之又慎，只与其子于密室中相商政变之事。

据《晋书·景帝纪》记载：“宣帝之将诛曹爽，深谋秘策，独与帝（司马师）潜划，文帝（司马昭）弗之知也，将发夕乃告之。”然而《资治通鉴》卷75正始九年则说：“太傅（司马）懿阴与其子中护军（司马）师、散骑常侍（司马）昭谋诛曹爽。”胡三省在此加注曰：“懿虽称疾，先已置二子于要地矣。”两书记载此事的出入之处在于，司马昭是否参与政变的核心机密。

笔者以为，《晋书·景帝纪》说司马懿只同长子司马师商量发动政变之事，而司马昭“弗之知也”，似为不确。实际的情况是，司马师年长，其政坛阅历和政治斗争经验都较乃弟司马昭更为丰富，司马懿在很多事情上都仰仗依赖司马师，可以说，司马师是乃父政治上最得力、最可靠的助手。至于司马昭虽不及乃兄老成练达，但也绝非是寻常之人。司马懿发动政变时，司马昭已入仕多年，史载：“正始初，（司马昭）为洛阳典农中郎将。值魏明奢侈之后，帝蠲除苛碎，不夺农时，百姓大悦，转散骑常侍。”在随曹爽伐蜀之役中，面对蜀将王林的夜袭，司马昭“坚毅不动”，沉着冷静地指挥，打退蜀军的进攻，并及时劝阻夏侯玄退军，表现出卓越的政治和军事才能。

司马懿此时已“称疾不与政事”，故他要获得朝廷信息，掌握曹爽的一举一动，必须依靠司马师和司马昭。特别是司马昭，此时任散骑常侍，在魏主曹芳身边应对顾问，对宫廷和朝廷动态可谓了如指掌，实际上成了司马懿安排布置在皇帝和曹爽身边的眼线。总之，司马师、司马昭二人是司马懿发动政变的左膀右臂，二人皆参与诛灭曹爽的密谋。只是由于司马昭年幼，政变一事，又事关司马氏家族的生死存亡，司马懿为慎重起见，对发动政变的确切时间，始终保密，一直要到政变“将发夕乃告之”。

要取得政变的成功，首先是要掌握枪杆子，即司马懿手中要掌握一定数量的武装力量。司马懿虽然出将入相，戎马一生，但其长期担任的是曹魏雍凉地区，即关陇军队的主帅。司马懿身在洛阳，若无皇帝的诏旨是无权将关陇部队调往京师的，何况此时关陇军的主帅乃是曹爽集团的重要成员——征西将军夏侯玄。司马懿要诛锄曹爽，只能在司马师出任中护军、进入禁军系统之后，才拥有发动政变的基本力量。但是由于曹爽废中垒、中坚营的釜底抽薪之举，使得司马师所能掌握的力量十分有限。

由于司马师所能控制的兵力不多，所以早在政变之前，司马懿就预作准备，命司马师暗中培养一支私人武装力量——死士。据《晋书·景帝纪》记载：“初，帝（司马师）阴养死士三千，散在人间，至是一朝而集，众莫知所出也。”何谓死士？死士的释义是：为主子而死的勇士，他们是权势之家所豢养的门客中的一种。死士在战争中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这些死士除了为权贵豢养之外，大多数都是临时召募的，训练死士的过程我们并不太清楚。为何“死士”能替主子卖命呢？因为“忠义”是古代的契约精神，也是死士的职业准则，一切为了主子，死士可以不仁，但不可以不忠义，必要时死士都会舍生取义。

除了三千死士之外，司马师还能指挥一部分禁军。如五校营有二、三千人，以及司马懿太傅府及尚书令司马孚府中的千余家兵等，估计司马懿发动政变的总兵力有七千人左右。除了训练士卒之外，司马师还培养了自己的亲信部将。尽管受到曹爽的种种防范和掣肘，司马师任中护军之后，就获得了选举武官的权力。《晋书·景帝纪》云：“为选用之法，举不越功，吏无私焉。”《魏略》云：“夏侯玄既迁，司马景王代为护军。护军总统诸将，任主武官选举。前后当此官者，不能止货赂。……及景王之代夏侯玄，整顿法令，人莫犯者。”由此可见，司马师对于武官的选举十分重视，他极力对禁军加以训练和整顿。由于司马师重视对武官的培养，故司马师所统率的禁军具有较强的战斗力。虽然司马懿发动政变时，所能动用的军事力量有限，与曹爽兄弟相比，其兵力严重不足，但三千死士加上训练有素的禁军和家兵，仍然是一支不可小觑的武装力量。

洛阳城军事要地颇多，司马懿兵力有限，他不可能面面俱到，将兵力分散开来，占领所有的要害之处。凭藉多年来积累的丰富的政治与军事斗争经验，司马懿有选择地迅速占领京师洛阳最关键的几处战略要地。为了夺取这些战略要地，司马懿调动了其所能利用的一切资源。毫无疑问，在关系到家族生死存亡的政变中，司马懿最能信任的当然是己子与胞弟。司马懿命长子司马师、胞弟司马孚控制司马门；次子司马昭率兵“宿卫”二宫。

所谓“二宫”，一般指皇帝与太子。《颜氏家训·风操篇》云：“江左朝臣子孙初释服，朝见二宫，皆当涕泣，二宫为之改容。”赵曦明注“二宫，帝与太子也。”然而此时的魏主曹芳尚无子嗣，所以魏的“二宫”并非指皇帝与太子，而是皇帝与郭太后。郭太后本与少主曹芳住在一起，正始八年（247），“曹爽用何晏、邓飏、丁谧之谋，迁太后于永宁宫，专擅朝政。”因曹芳祭扫高平陵，不在洛阳城内，故司马昭宿卫二宫的主要任务，是控制永宁宫的郭太后，以便让其父司马懿通过挟制郭太后来制约曹爽，使这场政变能名正言顺，披上合法化的外衣。司马昭名为保护，实则带兵入宫，胁迫太后。

司马昭控制永宁宫后，司马懿随即进永宁宫面见郭太后，他在郭太后面前历数曹爽的种种罪行，紧接着司马懿就要剥夺曹爽的兵权，让他“以侯就第”。司马懿准备对曹爽所采取的一切行动，都获得了郭太后的“同意”和批准。虽然郭太后原本就与曹爽不睦，曹芳亦非其亲生，但司马懿发动兵变，事关曹魏天下之安危，她不可能没有丝毫察觉。但在司马懿父子带兵入宫的高压下，作为一个生活在深宫之内，并无多少政治见识的妇人，她自然别无选择，只能屈从。《三国志·曹爽传》云：“太尉臣蒋济、尚书令臣司马孚等，皆以曹爽为有无君之心，兄弟不宜典兵宿卫，奏永宁宫。皇太后令敕臣如奏施行。臣辄敕主者及黄门令罢爽、羲、训吏兵，以侯就第，不得逗留以稽车驾，敢有稽留，便以军法从事。”

司马懿兵变时，首先挟制郭太后，实为高明之举。这样一来，司马懿在与曹爽的斗争中，至少在政治上就不落下风，立于不败之地。否则天子在曹爽掌控之下，曹爽如纳大司农桓范之策，即可用天子的名义声讨司马懿。司马懿预判到这一情况的出现，及时掌控郭太后，即可化被动为主动。一旦曹芳站在曹爽这一边，司马懿即可以太后名义与之抗衡。太后为天子之母，以母训子，名正言顺。果不其然，司马懿在对付曹爽的诸多行动中，都以郭太后诏敕发号施令。《资治通鉴》卷75云：“太傅懿以皇太后令，闭诸城门，勒兵据武库，授兵出屯洛水浮桥。”《三国志·高柔传》云：司马懿“以皇太后诏召高柔假节行大将军事，据曹爽营。”如此一来，司马懿发动的政变至少在表象上已完全合法化了。

二、武库与司马门考辨

相比高柔、王观兵不血刃地占领曹爽、曹羲大营，司马懿、司马师父子夺取武库、攻占司马门的难度颇大，以下我们依据有关史料，展开具体分析：

司马懿首先要攻占的是洛阳武库。武库又名甲库，是存放军械的国家武器仓库，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周秦以长安、洛阳为二京，秦汉在洛阳设置武库和敖仓，用以控制关东，凡军械及军粮都集中于此，历来被认为是天下之要地。汉初，“汉祖（刘邦）唯与项羽争天下，羽已灭，宫室烧焚，是以萧何建武库、太仓，皆是要急，然犹非其壮丽。”汉景帝时，吴王刘濞打着“清君侧”的旗号起兵，其部将献策，“愿大王所过城邑不下，直弃去，疾西据洛阳武库，食敖仓粟，阻山河之险以令诸侯，虽毋入关，天下固已定矣。”汉武帝甚至连自己亲生之子都不肯将其封藩于洛阳。随着封建王朝崇文宣武的需要，武库的地位也一再上升，到了汉魏，洛阳武库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武器仓库，而是升华为一种立国理念与政权的象征。甚至连皇帝、皇后所用的全套仪仗、皇家的奇珍异宝都收藏在其内。《晋书·五行志下》记载：“帝王威御之器所宝藏也，屋宇邃密。”洛阳武库已发展为将军械武器、皇家珍宝、军事后勤等融为一体的重要战略基地。关于曹魏武库的设置与管理，史书中并无记载，很可能是沿袭汉代的设置与管理方式。

洛阳武库还有戍守的军队，但是发武库兵必须得到皇帝的诏制。巫蛊事件发生后，卫太子刘据迫不得已，起兵诛江充。汉武帝于是从甘泉宫返回，来到长安城西建章宫，颁布诏书征调三辅附近各县的军队，部署中二千石以下官员，归丞相刘屈氂统辖。卫太子手中并无正规军队，三辅军队又不能调遣，太子便派使者矫制，“赦长安中都官囚徒，发武库兵，命少傅石德及宾客张光等分将，使长安囚如侯持节发长水及宣曲胡骑，皆以装会。”司马懿未奉诏旨而强行夺取武库，其性质类似于巫蛊事件中矫诏的卫太子。只不过卫太子刘据的对手是其雄才大略的父亲汉武帝，所以他最终失败了，而司马懿的对手是才具平庸的曹爽，所以他成功了。

为何司马懿把攻占武库看成是其政变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呢？这是因为司马懿手中虽掌握数千兵力，但军械武器严重不足。司马师虽豢养死士三千，但三千死士手中均无得心应手的兵器。洛阳武库中的兵器都是朝廷集中天下的能工巧匠进行制作，十分精良，一旦据为己有，就可大大增强政变将士的战斗力。

司马懿虽常年带兵征战，但也绝不能私藏大量兵器，因为汉家制度规定“武库兵器，天下公用……古者诸侯方伯得颛征伐，乃赐斧钺。汉家边吏，职在讵寇，亦赐武库兵，皆任其事然后蒙之。春秋之谊，家不臧甲，所以抑臣威，损私力也。”所以司马懿要把司马师暗中召募的三千死士全副武装起来绝非易事。他只有在迅速攻占武库之后，才能武装那些参与政变的死士。

不仅司马懿掌控的军队需要武库中的兵器，即使曹爽指挥的部队也要倚恃武库。魏晋南朝的禁卫军，非战争时期，都将辎重、车马、兵仗，以及扎营、攻城等笨重的大器械放在武库中。平时巡哨、守卫宫廷时，禁军将士只携带轻型的武器，如刀枪剑戟等。例如，侯景之乱时，梁朝大将羊侃划分区域进行防御。由于侯景率军突然杀至建康（今南京），百姓们竞相逃入城中，城内秩序十分混乱，故“军人争入武库，自取器甲，所司不能禁。”羊侃遂下令斩杀在武库内私取兵器的士卒，使得城内得以平静。由此可见，普通军士平时手中并无兵器，一旦战事来临，按照规定，才能领取兵仗。若无所司命令，私自闯入武库，拿取兵仗，便触犯军法，按律当斩。可见，驻守京师的禁军平时不配备兵器乃是惯例。

按照曹魏法令，一旦控制武库，便可指挥禁军。毌丘俭《讨司马师表》中曾言司马懿“按行武库，诏问禁兵不得妄出。”这说明，司马懿在控制武库之后，即以皇帝的诏敕命令禁军不得轻举妄动。如同诸吕之乱时，太尉周勃通过典掌皇帝符节的襄平侯纪通获得兵符，诈称皇帝敕命太尉统领北军，然后凭藉北军之力，一举荡平诸吕。

就在司马懿率兵攻打武库时，遇到了重大危险。《三国志·曹爽传》注引《世语》记载：“初，宣王勒兵从阙下趋武库，当爽门，人逼车住，爽妻刘怖，出至厅事，谓帐下守督曰：‘公（指曹爽）在外，今兵起，如何？’督曰：‘夫人勿忧，乃上门楼，引弩注箭欲发，将孙谦在后牵止之曰：‘天下事未可知！’如此者三，宣王遂得过去。”《晋书·宣帝纪》云：“爽帐下督严世上楼，引弩将射帝，孙谦止之曰：‘事未可知’，三注三止，皆引其肘不得发”。作为曹爽部将的孙谦为何要干扰严世射箭？他和司马懿究竟是何关系？是否是司马懿派往曹爽府邸的卧底？由于史书对此均无记载，故我们无从得知，只得对此存疑，留待高明者发微。

司马懿以七旬高龄，冒着可能被箭矢射中的风险，可以想见当时城内的情况有多么紧急。但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司马懿智慧的过人之处，因为时机稍纵即逝，司马懿必须利用曹爽府中将士犹豫不决，率兵迅速通过曹爽宅第，出其不意，一举攻占武库。攻占武库，不仅可以武装自己的三千死士，还断绝了曹爽禁军的武器来源，而且可以瓦解驻扎在城外高平陵曹爽所率卫队的士气和抵抗意志。在兵力不足的情况下，司马懿弃曹爽府第不顾，迅速攻占武库，是极为高明的一着妙棋。

司马懿虽然亲自领兵攻打武库，但是他最为关心的是能否迅速顺利地攻占司马门。所谓的司马门就是宫城外的大门，以守宫司马而得名。自秦代起，司马门就是皇帝专用的天子之门，只有天子或朝见天子的使者才能自司马门出入。如秦二世三年（前207）冬，赵高做了丞相，独揽朝政，谗害忠良。因项羽击败秦军主帅章邯，二世派人责让章邯。章邯恐惧，派长史司马欣去请示。《史记·项羽本纪》载：“章邯恐，使长史（司马）欣请事。至咸阳，留司马门三日，赵高不见，有不信之心。”裴骃《集解》云：“凡言司马门者，宫垣之内，兵卫所在，四面皆有司马，主武事。总言之，外门为司马门也。”又司马贞《索隐》按：“天子门有兵阑，曰司马门也”。

从司马门所处的地理位置就可以得知它是皇宫内廷的必经之路。司马门的规模十分庞大，可以屯兵，是宫内禁军力量的集中地，因此它是宫廷门禁的核心，也是守卫大內天子安全的最重要门户。即使贵为太子、亲王入宫时也必须在司马门下车。如西汉张释之任公车令，掌管宫门事宜。太子刘启与梁王刘揖同乘一辆车入朝，到了皇宫外的司马门没有下车，违反了宫卫令。“于是（张）释之追止太子、梁王无得入殿门”，并以过司马门“不下公门不敬”的罪名，向汉文帝弹劾太子和梁王。汉文帝只得“免冠谢曰：‘教儿子不谨’”。薄太后知道了这件事，也亲自下达特赦令，太子、梁王才得以进入宫中。

曹操为魏王时，对司马门极为重视，他规定任何人不得随意出入司马门，违令者处死。建安二十二年（217），曹植在曹操外出期间，“尝乘车行驰道中，开司马门出。”在只有帝王举行典礼才能行走的禁道上纵情驰骋，一直游乐到金门，把曹操的法令忘到九霄云外。“司马门事件”发生之前，曹操还有立曹植为世子的想法，他曾言：“子建，儿中最可定大事。”但“临菑侯（曹植）私出，开司马门至金门，令吾异目视此儿矣。”司马门是汉魏时期洛阳城的南门，门外就是驰道，即皇帝专用的御街。曹植开司马门，驾车上御街，无异于以天子自居，是在行使皇帝的特权。以周文王自居的曹操对曹植擅开司马门极为震怒，他处死了掌管王室车马的公车令。曹植也因此事失去曹操对他的信任和宠爱。同年十月，曹操立曹丕为世子，并加重对诸侯的法规禁令。他下令曰：“诸侯长史及帐下吏，知吾出辄将诸侯行意否？从子建私开司马门来，吾都不复信诸侯也。恐吾适出，便复私出，故摄将行。不可恒使吾尔以谁为心腹也。”

据《太平御览》卷354《汉名臣奏》记载：“司马（门）殿省门闼，至五六重，周卫击刁斗，近臣侍侧尚不得着钩带入房。”可见，司马门门禁森严，部分禁军屯驻其内，城门竟多达五、六重，夜间还敲击刁斗以巡更。即使是皇帝近臣侍卫都不能携带兵器入内，这就有力地保障了宫廷大内的安全。曹魏实行的由两支军队分别负责警戒宫城内外的制度更加提升了司马门在宫廷中的重要性。

由于司马门如此重要，所以政变军队一旦控制了司马门，就起到了隔绝内外的作用，可以切断皇宫内外的联系，驻守在城外的部队因为缺乏消息，不明事变缘由，故不敢轻举妄动；同时又可将殿中禁军堵在宫城内部，使得城外禁军无法与城內禁军互通声气，及时救援，只能坐观政变的成败。

司马懿辅政之后，“与曹爽各统兵三千，共执朝政，更直殿中”，由于他长期在宫内宿卫，故对整个洛阳宫城，包括司马门都极为熟悉。司马懿深知司马门的重要性，故部署政变计划时，尤为重视对司马门的掌控，因为只要政变军队能控制司马门，就能控制整个皇宫，进而控制郭太后，宫外由曹爽控制的军营就无法掀起波澜。

司马懿发动政变，所能动员的资源有限，不仅兵力不足，而且缺少有作战经验的统兵将领。司马懿所需攻占的战略要地有五处，分别为：武库、司马门、二宫、曹爽大营、曹羲中领军营。司马懿部署各路统兵将领，除司马门之外，其他各处政变要地（包括武库）都只有一个人负责，唯有攻击司马门，司马懿安排了自己最为信赖的长子司马师和素有才兼文武之誉的胞弟司马孚两个人。司马师拥有效忠于司马氏的三千死士，这无疑是攻取由禁军把守的司马门的重要力量。但司马懿担心司马师年轻，威望不够，所以要请和自己同心同德的胞弟司马孚出马，要他助司马师一臂之力。可见在司马懿整个政变计划中，攻占司马门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关键作用。

司马昭控制二宫的行动也与司马门的得失有着直接的关联。因为只有在控制了司马门，打开了通向宫中的道路之后，司马懿才能进入郭太后居住的永宁宫。以司马懿自己挟太后来对付挟天子的曹爽。在司马师攻占司马门的同时，司马昭也已成功地“宿卫”了二宫。

面对掌握禁军的曹爽，司马懿所能控制的军事力量明显处于劣势。但曹爽带着少帝出城，致使发生政变后，城内禁军立刻陷入了群龙无首的局面。司马懿运用自己丰富的政治经验，把握住了这一千载难逢的历史时刻，放弃攻取曹爽府邸这样可以控制人质的地方，把有限的兵力集中于武库、司马门这样的要冲之地。这些措施，有章有法，老辣周密，不仅体现了司马懿统驭全局的雄才大略，而且也反映出他发动高平陵之变确实是蓄谋已久。

三、关于夷曹爽三族的问题

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事变，因曹爽放弃抵抗而获得全胜。接下来，如何处置曹爽等人便成为引人注目的焦点。由于曹爽身为大将军，是魏明帝临终托孤的首席辅臣；此案又涉及朝中诸多重臣，故对此案如何判决，事关重大，不是司隶校尉就能裁决的。为了显示决狱公正，司马懿决定将此案放在廷议中来定谳。曹爽一案的定谳是应司马懿要求而召开的，郭太后及少帝曹芳此时都已掌控在司马懿手中，并不能对廷议的召开与定谳置喙。参加此次廷议的主要人员有太傅、太尉、司徒等上公、三公及九卿、司隶校尉、尚书令、尚书仆射等高级官员。经过形式上的讨论，形成最终的决议：

《春秋》之义，“君亲无将，将而必诛”。（曹）爽以支属，世蒙殊宠，亲受先帝握手遗诏托以天下，而包藏祸心，蔑弃顾命，乃与（何）晏、（邓）飏、（张）及当等谋图神器。（桓）范党同罪人，皆为大逆不道。

“君亲无将，将而诛焉”语出《左传》，指臣对君、子对父不能冒犯、忤逆、作乱，甚至只有犯上作乱的思想还没有真正地付诸行动，也是大逆不道的犯罪，即使皇亲国戚触犯这条原则也要依法处置。而“包藏祸心”“大逆不道”则是古代社会最重的罪名，属“十恶”之首。因此当曹爽等人被廷议定为“谋图神器”“大逆不道”就法无可赦，罪无可逭了，必将受到最严厉的惩处。

根据廷议的决定，廷尉“于是收爽、羲、训、晏、飏、谧、轨、胜，范、当等”。正始十年正月初十，曹爽等八族“皆伏诛，夷三族。”关于“夷三族”有多种解释，比较通行的是《大戴礼记》中所指的父族、母族、妻族。《史记·秦本纪》曰：“法初有三族之罪”。裴骃《集解》引张晏曰：“父母、兄弟、妻子也。”汉初，萧何制《九章律》、叔孙通作《傍章律》；汉武帝时，张汤作《越宫律》、赵禹作《朝律》，后将其全部合在一起，统称《汉律》。《汉律》于唐代亡佚，后人只能凭《史记》《汉书》等史书中的片言只语探究其内容。《汉律》规定，凡谋反、谋逆、投敌，不分首从，皆族诛。如“淮阴侯韩信谋反关中，夷三族……梁王彭越谋反，废迁蜀；复欲反，遂夷三族。”汉武帝时，丞相刘屈氂与贰师将军李广利“欲立昌邑王为帝”，事发，刘屈氂被“要斩东市，妻子枭首华阳街。贰师将军妻子亦收。贰师闻之，降匈奴，宗族遂灭”。

这里还需要了解一下曹魏的法律。曹魏有自己的《魏律》，为了区别于汉朝的律法，也称《新律》，由陈群等人编纂成书，留存的不完整，散见于史料典籍之中。《魏律》加入了“八议”制度，即所谓的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死刑包括“枭首、腰斩、弃市”等，汉代原有的“夷三族”之法虽然不在律令之中，然而在实施刑法时，仍然有之。如魏讽、邓艾、毌丘俭、诸葛诞、王凌等人谋反后，皆被夷三族。而且在同时期的蜀汉、孙吴也有夷三族的制度，如诸葛恪被杀后，除诸葛氏被族灭外，“恪外甥都乡侯张震及常侍朱恩等，皆夷三族。”魏将马茂降吴后，欲行刺孙权，赤乌八年“秋七月，将军马茂等图逆，夷三族。”魏延烧断蜀中退往汉中栈道之后，被杨仪诬以谋反，结果被马岱所斩，蜀汉朝廷“遂夷（魏）延三族。”此类案例甚多，不再一一列举。

三国时，族诛除了加于谋反罪外，也用于严肃法律纲纪。比如魏文帝黄初四年下诏：“丧乱以来，兵革未戢，天下之人，互相残杀。今海内初定，敢有私复仇者皆族之。”刘备攻成都，想得到刘巴，传令军中：“其有害（刘）巴者，诛及三族。”八议制度虽然可以在一般情况下赦免死刑，然而不包括“谋逆”以及“图谋不轨”等重大的威胁皇权统治的罪行。因此，夷曹爽三族并非司马懿首创，乃是符合曹魏对于谋逆大罪传统的处罚规定。

司马懿对曹爽施以“夷三族”的最重刑法，大部分朝臣都表示认同，至少无人敢于公开反对。这说明曹爽执政时的施政用人等措施确实不得人心。这里，我们仅举一例即可窥豹一斑。“时大将军曹爽专权，任用何晏、邓飏等。太常王肃与太尉蒋济、司农桓范等论及时政，肃正色曰：‘此辈即弘恭、石显之属，复称说邪！’爽闻之，戒何晏等曰：‘当共慎之，公卿已比诸君前世恶人矣。”弘恭、石显为西汉元帝朝著名的奸佞之臣，他们残害忠良，败坏朝政，王肃等公卿大臣以何晏、邓飏比之，直接影射曹爽，可见对曹爽专权十分不满。为维护自身利益计，曹魏的元老重臣都希望早日结束曹爽专权的局面，以恢复原有的政治秩序。

四、超乎常规的封赏：赐九锡与立祖庙

高平陵之变由司马懿精心策划，一手发动，毫无疑问，最大的“功臣”自然非司马懿本人莫属。然而，司马懿已经官居太傅，近乎位极人臣，因此如何对其封赏，就成了难事。尽管如此，众臣还是上奏皇帝，要朝廷给予司马懿特殊规格的重赏。据《晋书·宣帝纪》载：嘉平元年“二月，天子以帝为丞相，增封颍川之繁昌、鄢陵、新汲、父城，并前八县，邑二万户，奏事不名。”连同过去的封邑，司马懿总共食邑八县二万户，其封地之大、食邑之多，是曹魏此前的侯爵从未有过的。连曹操为丞相、武平侯时也只有四县封地，曹操为了减轻政敌对他攻击的政治压力，还“上还阳夏、柘、苦三县户二万，但食武平万户，且以分损谤议。”（29）另外，曹芳还下诏“群臣奏事不得称（司马懿）名，如汉霍光故事。”这条诏令实则上是把司马懿放到王者的地位，众臣从此提及司马懿时皆不准直呼其名，以示尊崇。

然而，最为关键的封赏是皇帝曹芳竟然下“诏使太常王肃册命太傅为丞相。”司马懿若任丞相就将打破汉魏时期实施已久的常规。因为整个汉末至曹魏时期，丞相或相国都非寻常人臣之职，极少设置，置则多系权臣：如东汉末年的曹操、曹丕父子；曹魏后期的司马昭、司马炎父子。《通典》卷十九《职官典·宰相》称：“宋齐梁陈，并相因袭，或为丞相，或为相国，多非寻常人臣之职。”由于丞相或相国“总百揆”，位高权重，在时人眼中，已成为人臣篡夺皇位的阶梯。建安十三年（208），曹操废除三公，自任丞相，就是为了集大权于一身。曹魏建立后，文帝曹丕、明帝曹睿都是大权独揽，亲理朝政，故一直实行三公制，而不设丞相。曹芳虽系少主，但此时他已十八岁，做皇帝也已十年了，他不可能不懂得设置丞相对皇权的危害。故此事清楚地表明，曹芳是情非所愿，迫不得已。可见司马懿此时权势之重，已是功高震主的权臣。

司马懿深知此时虽然自己已经掌控朝政，但取代曹魏的时机远未成熟，若担任当年太祖武皇帝曹操曾担任过的丞相之职，等于向世人告知，自己有不臣之心。因此断然拒绝丞相之任。他向朝廷上书辞让曰：

臣亲受顾命，忧深责重，凭赖天威，摧弊奸凶，赎罪为幸，功不足论。又三公之官，圣王所制，著之典礼。至于丞相，始自秦政。汉氏因之，无复变改。今三公之官皆备，横复宠臣，违越先典，革圣明之经，袭秦汉之路，虽在异人，臣所宜正，况当臣身而不固争，四方议者将谓臣何！

就如同汉魏禅代时一样，双方都在做戏，曹芳不断下诏，要司马懿接受丞相之职，司马懿只得再次上书固辞。《三国志·齐王芳纪》注引《汉魏春秋》载：司马懿“书十余上，诏乃许之。”然而，使司马懿更为吃惊的是，是年冬十二月，曹芳居然诏令司马懿“加九锡之礼，朝会不拜。”

何谓九锡之礼？《公羊传·庄公元年》云：“王使荣叔来锡桓公命，锡者何？赐也。命者何？加我服也。”东汉经学家何休注曰：“礼有九锡，一曰车马，二曰衣服，三曰乐则，四曰朱户，五曰纳陛，六曰虎贲，七曰弓矢，八曰鈇钺，九曰秬鬯，皆所以劝善扶不能。”九锡之礼规格极高，非一般人臣所能享用。如九锡之中的“虎贲”乃天子之卫士也，“天子卒曰虎贲。”“斧钺”又称黄钺，乃杀伐之权的象征，亦属天子之卤簿。黄钺在商周时为天子所专用，周武王伐纣时曾用黄钺。《尚书·牧誓》云：“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以麾。”“秬鬯”为天子祭祀天帝时所用之酒。“秬，黑黍，鬯，香酒也，所以降神。”《礼记·表记》云：“天子亲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九锡中又有“纳陛”。“纳，内也，谓凿殿基际为陛，不使露也。颜师古曰：‘孟说是也，尊者不欲露而升陛。’”“陛”乃帝王宫殿之台阶也。蔡邕《独断》卷上载：“陛，阶也，所由升堂也。天子必有近臣，执兵陈于陛侧，以戒不虞。”后引申其意，称天子为陛下。所以，权臣即可由受“纳陛”而后晋升为“陛下”。由此可见，谁受了九锡，谁就具备了“准皇帝”的资格，为将来当“真皇帝”铺平道路。

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个受九锡之礼的是王莽，王莽代汉是先受九锡，成为摄皇帝，然后由摄皇帝成为真天子。王莽虽然通过受九锡而登上皇位，建立新朝。但王莽代汉为时不长，很快就以失败而告终，故新莽政权在历史上多被视为“僭伪”。基于此因，王莽时期，九锡与禅代制度还未真正确立起来。“汉魏故事”始作俑者为曹操。曹操加九锡，封公、封王，建国，曹丕因之而终于完成禅代。

曹操开创汉魏禅代制，引起后世史家的高度重视。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七“九锡文”专条中论述：“每朝禅代之前，必先有九锡文，总叙其人之功绩，晋爵封国，赐以殊礼，亦自曹操始。按，王莽篡位已先受九锡，然其文不过五百余字，非如潘勖为曹操撰文格式也。勖所撰乃仿张竦颂莽功德之奏。逐件铺张至三五千字，勖文体裁正相同。其后晋、宋、齐、梁、北齐、陈、隋皆用之，其文皆铺张典丽，为一时大著作。”

实际上，整个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的皇位禅让都同九锡制联系在一起。为了效仿上古时期的尧舜禹禅让故事，使改朝换代能符合当时的法理观念，权臣在易代更祚之前，必先由天子赐予九锡，封公建国、然后封王，待时机成熟后，登上九五之位，这俨然成了禅代的惯例。从这个意义上说，九锡之礼乃是汉魏至隋唐权臣夺取政权的前奏曲。

对权臣而言，九锡礼仪比丞相规格要高得多，两汉至曹魏时期，任丞相者不少，授九锡者仅王莽、曹操、刘备、孙权数人。曹操于建安十三年任丞相，建安十七年，董昭与列侯诸将认为：“今曹公遭海内倾覆，宗庙焚灭，躬擐甲胄，周旋征伐，栉风沐雨，且三十年，芟夷群凶，为百姓除害，使汉室复存，刘氏奉祀。……今徒与列将功臣，并侯一县，此岂天下所望哉？”因此应该“进爵国公，九锡备物，以彰殊勋”，但遭到尚书令荀彧的激烈反对，操虽愤愤不平，但也无可奈何，只得惺惺作态地表示：“夫受九锡，广开土宇，周公其人也。汉之异姓八王者，与高祖俱起布衣，创定王业，其功至大，吾何可比之？”直至其逼死荀彧，平定关中马超，于建安十八年（213），晋为魏公之后，才敢受九锡。

司马懿虽已诛锄曹爽集团，但政治局面仍然十分复杂。高平陵之变是司马懿在曹魏元老功臣集团的支持下，精心谋划的一次政变。但这些曹魏元老大多“心存曹氏”。他们在高平陵之变后并未获得重用，其境遇与曹爽专权时相比，也未得到太多的改善，所以不可能转化为支持魏晋禅代的政治力量。在朝中，曹氏宗室力量依然存在；在地方，除关中之外，拥兵一方的镇将并非都是司马懿的亲信，特别是淮南地区的拥曹力量相当强大，之后相继爆发的淮南三叛就是明证。对此局面司马懿头脑十分清醒，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司马懿绝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接受类似于天子规格的九锡之礼。故司马懿仿效当年曹操的《让县自明本志令》，上书固让九锡。书曰：

太祖有大功大德，汉氏崇重，故加九锡，此乃历代异事，非后代之君臣所得议也。

司马懿固辞九锡不受，曹芳也乐得收回成命。然而，由于司马懿的功劳实在太大，不赏赐不足以服众，也难以向天下人交代。于是只得另想弥补之法。嘉平“二年春正月，天子命帝立庙于洛阳，置左右长史，增掾属、舍人满十人，岁举掾属任御史、秀才各一人，增官骑百人，鼓吹十四人，封子肜平乐亭侯，伦安乐亭侯。”从这一史料中透露出来的一条信息，非常值得我们关注，即魏朝居然破例为司马懿在洛阳立庙。

在中国古代，宗庙不仅是举行祖先祭祀的场所，而且是王朝世袭统治的象征，在国家祀典中占有重要地位，是国家礼仪制度的基础。按照礼仪制度，只有天子才可以在京师中立庙，大臣即使位居上公或宰相也无资格在天子脚下立庙祭祀。例如，诸葛亮辅佐两朝，有大功于蜀汉，诸葛亮卒后，蜀人感恩怀德，“所在各求为立庙，朝议以礼秩不听，百姓遂因时节私祭之于道陌上，”特别是汉中民众，每年春月，男女成群，边走边哭，纷纷前去祭奠诸葛武侯之墓，“其哭甚哀”。后来有人建议在成都为诸葛亮立庙，后主虽对诸葛亮甚为敬重，但认为一旦在成都立诸葛亮祠，就将逼近刘氏宗庙，故坚决不答应。由于百姓巷祭野祀不断，步兵校尉习隆、中书郎向充联名上表请求为诸葛亮立庙于沔阳。表文云：“周人怀召伯之德，甘棠为之不伐；越王思范蠡之功，铸金以存其像。”都是为了表彰对国家建有大功之人，“况（诸葛）亮德范遐迩，勋盖季世，王室之不坏，实斯人是赖。”但是，由于无庙可以祭祀，致“使百姓巷祭，戎夷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因此建议“宜因近其墓，立之于沔阳，使所亲属以时赐祭。凡其臣故吏欲奉祠者，皆限至庙。”习隆、向充的奏表说得合情合理，这才消除了刘禅“建之京师，又逼宗庙”的顾虑，于是在蜀汉景耀六年（263）春，后主正式诏令为诸葛亮立庙于沔阳（今陕西勉县东）。

连“功德盖世”的诸葛亮都不能立庙于成都，可见汉代宗庙制度之严。而魏主曹芳为尚未去世的司马懿立庙于京师洛阳，可谓是超越人臣礼仪制度的破格之举。司马懿虽未升任丞相和享用九锡之礼，但立庙于京师，与曹魏皇室宗庙并行，就是向世人展示他的地位和权威。另外，为司马懿立祖庙与诸葛亮立庙还有所不同，其事类似于古代诸侯立宗庙，有象征家族基业之意，但古代诸侯都是立宗庙于自己的封邑，然而司马懿却立祖庙于京师洛阳，其逼天子宗庙之嫌岂非更甚。此事，自然为日后司马代魏作了铺垫。

五、高平陵之变成功的必然性

诛灭曹爽集团是曹魏历史上的一大转折，从此司马氏控制了魏朝中枢机构，曹魏的军政大权已基本上落到了司马氏手中，由此开启了亡魏成晋的历史进程。需要考量的是司马懿为何能诛灭曹爽？懿胜爽败是历史的必然，还是历史的偶然？是司马懿靠智力，还是图侥幸？这是需要我们认真研究的。宋人叶适曰：司马懿“虚位无权，势同单庶，一旦因人主在外，闭门截桥，劫取事柄，与反何殊？此至愚者不敢为，懿号有智，而披猖妄作，自取族灭，然竟以胜，一异也。”叶氏认为，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是“披猖妄作”，“自取族灭”，取胜为异事，即有运气的成分。我以为叶氏完全低估了司马懿的智慧和能力。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虽似乎冒一定的风险，但实质上他是胸有成竹，胜券在握。对此，笔者试作如下分析：

司马懿发动此次政变，决不是心血来潮，而是深思熟虑、密谋已久。他为了能使政变成功，事前作了全面的规划，精心的准备。例如他长期装病，麻痹对手；命长子司马师畜养死士三千，以次子司马昭为散骑常侍，刺探宫中及曹爽府第之事；又暗中联络曹魏元老重臣蒋济、高柔、王观、孙礼、卢毓等人以为臂助。而曹爽却完全被蒙在鼓里，尽管他也派心腹李胜前往试探，但区区李胜岂是老谋深算的司马懿的对手。经过司马懿一番“尸居余气，形神已离”的表演，曹爽等人已完全坠入司马懿设下的圈套，“不复设备”。以司马懿的精心准备对曹爽的“不复设备”，两人孰胜孰败，岂不一目了然。

经过数十年政坛、军事的历练，司马懿已是三国后期最杰出的政治家、谋略家、军事家。而曹爽虽然因历史的机遇，成为执政的首辅、大将军，但本质上仍是一个纨绔膏粱子弟，正如同桓范对曹爽、曹羲所言：“曹子丹佳人，生汝兄弟，犊耳，何图今日坐汝等族灭矣！”对曹氏兄弟“犊耳”的评价，不仅是桓范的看法，也是诸多时人的看法。即曹爽和司马懿二人的文韬武略和聪明才智相去实在太远。尽管曹爽费尽心机，利用自己掌控中枢的权力和条件，架空司马懿，但司马懿的谋略远高于曹爽，所以，其战胜曹爽是必然的。

有学者认为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的兵力严重不足，只能占领洛阳城中几个最为重要的战略要地，所以其取胜有相当大的偶然性。然而，其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即曹爽身边也没有多少军队，而只有少量的护卫及祭扫高平陵的仪仗队。当时曹爽真正能调动的只有京师禁军，问题是他们兄弟三人没带禁军就出城了。司马懿派司徒高柔和太仆王观分别占领了曹爽大将军营和曹羲的中领军营，禁军已全部倒戈，为司马懿所控制了。

曹爽身边不仅没有像样的军队，甚至连士卒手中称手的兵器及御寒的营帐和食品也没有，完全处于饥寒困境之中。《魏末传》记载：“宣王语弟司马孚，陛下在外不可露宿，促送帐幔，太官食具诣行在所。”以司马懿聪明神武及用兵之谋略，消灭曹爽这支毫无战斗力的护卫部队及扫陵的仪仗队可谓是易如反掌。然而，司马懿智深虑远，考虑到曹爽身边毕竟有皇帝曹芳在侧，所谓投鼠忌器，诛灭曹爽容易，不惊动天子则难。若稍有不慎，则极易授人以柄，反过来，还会形成司马懿谋逆的局面。所以司马懿先让太尉蒋济写书信给曹爽，后派陈泰、尹大目、许允等人诱劝曹爽放弃权力，其目的就是让曹爽主动归降，以达不战而屈人之兵。

亦有学者及三国史爱好者提出曹爽若采纳智囊桓范的建议，其与司马懿之间孰胜孰负尚难以逆料的看法。笔者认为，一般而言，对未发生的历史不能假设。若一定要假设，对这个问题，也需要认真分析。曹爽若到许昌，果真能与司马懿抗衡吗？

从军事上来看，曹爽的军事才能与司马懿的军事才能判若云泥，无法以道里计。司马懿精通兵法，其速擒孟达，智斗诸葛，平定辽东，南征孙吴，数十年来，战功赫赫。特别是到了晚年，司马懿的军事谋略已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可以称得上是料敌制胜，算无遗策，已成为曹魏开国之后最杰出的军事家。与司马懿同时代的智谋之士无不钦佩司马懿的军事才能，连吴主孙权都云：“司马公善用兵，变化若神，所向无前。”反观曹爽，其一生唯一的一次用兵，就是率十万大军征伐蜀汉，结果被手中不足三万军卒的蜀将王平击败，若非参军杨伟及司马昭等人极力劝其撤军，必将全军覆没。

从政治上来看，曹爽虽然手中握有少帝曹芳这张牌，按桓范意图，曹爽兄弟可“以天子诣许昌，征四方以自辅。”即以天子之令调动地方军镇势力来讨伐司马懿。但从高平陵之变的结果来看，地方军镇在这次事件中反映十分平静，没有任何异动。实际上，司马懿在地方上的潜在力量也十分强大。司马懿一生中多次出守方镇，太和元年（227），司马懿以骠骑将军都督荆豫二州诸军事，屯驻宛县。擒斩孟达就是司马懿在这一时期取得的战绩。曹真死后，司马懿都督雍凉二州诸军事，开始全面接手负责对蜀汉作战。司马懿在关陇根基深厚，关陇诸将领如郭淮等均为其旧部，尽管曹爽为削弱司马懿在关中的影响作了很多努力，但成效并不大。诸葛亮死后，魏蜀边境的重大威胁解除，司马懿回到洛阳。不久，辽东发生公孙渊叛乱，司马懿以太尉之尊统率诸军，远征辽东，沿路的并、冀、幽州都受其节制。虽然司马懿在淮南的影响力较为有限，其时征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王凌拥有重兵，专制淮南。此人忠于曹魏，对司马懿颇多不满，但王凌志大才疏，亦非司马懿的对手。王凌于嘉平三年（251）在淮南欲起兵反叛，司马懿其时虽然已身染重病，但仍然很快将王凌叛乱扑灭于萌芽之中。可见，即使王凌在高平陵事件中帮助曹爽对抗司马懿，也无济于事，最多仅能使曹爽苟延一段时间罢了。

众所周知，君主是国家的象征，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智囊”桓范出逃之后，其所献之策中最厉害的一招，就是要曹爽利用掌控天子的有利条件，“使车驾幸许昌，招外兵”来对付司马懿。然而，司马懿手中也有一张王牌，即他在控制了二宫之后，就能挟制郭太后。即便曹爽居高临下，以天子诏敕来征讨司马懿，司马懿也并不畏惧，因为只要将郭太后操纵于手，司马懿在政治上就不落下风，就不会丧失主动权。在“以孝治天下”的汉魏时代，郭太后的权威甚至大于皇帝曹芳。嘉平六年（254），曹芳与中书令李丰等人密谋诛除司马师，事情泄露，司马师杀死参与者，随即就以郭太后的令旨废曹芳。《晋书·景帝纪》记载：“秋九月甲戌，太后下令曰：‘皇帝春秋已长，不亲万机，耽淫内宠，沈嫚女德，日近倡优，纵其丑虐，迎六宫家人留止内房，毁人伦之叙，乱男女之节。又为群小所迫，将危社稷，不可承奉宗庙。’”可见，从封建道德法理上来看，作为天子之母的太后是有资格废立皇帝的。所以，如果曹爽纳桓范之策，“奉天子幸许昌，移檄征天下兵”。司马懿亦可以其人之道反制其人之身，即以太后令旨斥责曹芳。而事实上，司马懿已以太后之令，声讨曹爽罪行，并罢免曹爽兵权。

虽然曹爽与司马懿可以各自挟持天子与太后，但最后的胜负还是要凭军事实力与政治智慧的较量。司马懿控制洛阳并占领曹爽兄弟军营之后，形势很快发生了变化，曹爽、曹羲的营中将士迅速倒戈。《初学记》卷九引王隐《晋书》曰：高柔、王观等人“悉起营兵及城中余众，承制发武库仗，开四门，出迎魏帝于洛滨，奏（曹）爽罪也。”可见，禁军将士已经打开武库，执戈待命，准备讨伐曹爽。以久历戎机，用兵如神的司马懿统率精锐的禁军和数千死士征讨亡命许昌的庸才曹爽，取胜应该是易如反掌。

虽然曹爽最终放下武器，没有同司马懿在政治上、军事上直接交锋，但当曹爽大权在握之时，他既不能澄清吏治，又不能推贤进士，只知呼朋引类，宴饮田猎，完全是个骄奢淫逸的公子哥儿。直到司马懿准备将他置于死地之时，曹爽还试图用借粮的方法来试探司马懿是否有害他之意，司马懿将计就计，立即借粮于他，而曹爽居然“喜欢，自谓不死”。最终稀里糊涂地做了司马懿的刀下之鬼。如此低劣愚蠢的智商即使有“智囊”桓范或“文武俱赡，当今无双”的王凌等人的鼎力襄助也终究是无济于事，因为他们均非是司马懿的对手，而曹爽也是任何人都扶不起的“阿斗”。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讨论，即当桓范苦口婆心地劝曹爽奉天子至许昌，招外兵反击司马懿时，为何曹爽就是不从，最后竟作出做富家翁的选择。从表面上看似乎曹爽愚蠢至极，笨如犬犊。但其实曹爽也有情非得已的苦衷。因为曹爽兄弟及其身边将士的眷属全都在洛阳城中，换而言之，这些人的眷属已都作为人质掌控在司马懿手中。从常理来推断，若眷属控制于敌手，士卒就基本上失去了战斗力。例如，正元二年（255）春，镇东将军毌丘俭、扬州刺史文钦举兵叛乱，司马师问计于王肃，王肃说：“昔关羽率荆州之众，降于禁於汉滨，遂有北向争天下之志。后孙权袭取其将士家属，羽士众一旦瓦解。今淮南将士父母妻子皆在内州，但急往御卫，使不得前，必有关羽土崩之势矣。”司马师采用王肃的计策，控制淮南军士的父母妻子，从而迅速击败了毌丘俭和文钦，平定了叛乱。

由于司马懿发动政变十分突然，完全在仓卒之间，所以曹爽所部将士的眷属皆困于洛阳城中，这很可能成了包括曹爽在内所有人最大的心理负担。即使他们不为自身计，与司马懿决一死战，但也不能不考虑自己父母妻孥的生死安危。因为一旦追随曹爽，极有可能被朝廷按上“附逆”的罪名，家属遭受株连。估计此时，除桓范之外，曹爽部下已很少有人甘愿冒倾宗覆族的危险来与司马懿抗衡了。在曹爽兄弟之中，仅曹羲的头脑较为清醒，然而，当桓范苦谏其兄曹爽之时，曹羲竟然默不作声，一言不发，可见他也觉得桓范此计不可行。何况，司马懿此时已作出郑重承诺，“唯免官而已，以洛水为誓。”又有蒋济、陈泰、尹大目、许允等多人为司马懿作担保。先秦秦汉之时，社会风气较为淳朴，受宗法制度与周礼的熏陶，士人之间的交往，皆以信守诺言，崇尚道徳为本。所以，曹爽等人没有理由轻易怀疑身为太傅、“朝廷之望”的旦旦誓言。曹爽和司马懿共事已经多年了，对司马懿的为人和政治权谋、军事才能都十分了解。爽对司马懿十分畏惧，派李胜前往试探，就是典型之例，故他深知自己远非是司马懿的对手。在司马懿保证自己生命安全的前提下，选择投降，也在情理之中，甚至连久经沙场的老将王凌亦复如此。

高平陵之变是曹魏历史的重大转折点。司马懿因这次政变，剪除了以曹爽为首的曹氏宗室在朝中的势力。自此，司马氏已基本上控制了曹魏朝政，并开始逐步消灭支持曹氏的地方势力。必须指出的是：高平陵之变不仅为日后司马代魏奠定了基础，同时也暴露了司马懿残酷嗜杀的庐山真面目，后世之人对司马懿诟病和颇多微词主要是因为他在高平陵之变中施展了过多的阴谋权术和血腥屠杀。

（节选自《东岳论丛》，2020年第11期）《中国历史评论》编辑部选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