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 “男同” 研究

【嘉宾简介】富晓星，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副教授，2010年博士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研究领域包括影视人类学、医学人类学、男同研究、青年志愿服务。曾在《社会学研究》、《人口研究》、《开放时代》、《青年研究》等刊物上发表文章。专著《空间、文化、表演：东北A市男同性恋群体的人类学观察》于2012年6月，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发行。

来源：学术与社会

一、川滇“引路人”

2001年春，当我刚刚从新闻本科转读人类学硕士，且对人类学一脸懵圈的时候，我导庄孔韶教授召唤我去一个刚成立的国际项目办帮忙。这个项目就是大名鼎鼎、后来对中国艾滋病防治事业起到里程碑作用的中英性病艾滋病防治合作项目（简称HAPAC）。

彼时，静脉吸毒者、女性性工作者、中原卖血感染者、男男性接触者成为艾滋病干预的主要易感人群。从行为来对群体进行命名的这一“行为”本身，即可看出强烈的医学色彩，然而那些沉淀在非主流行为背后，围绕着社会关系、政治经济、道德伦理、个人选择等发生的故事对于理解疾病和后续防治来说，无疑增添了生命的厚度和浓浓的人情味。

因此，HAPAC的里程碑意义就在于此。2000年，项目刚刚启动，著名人类学家景军教授就和HAPAC的总经理程峰教授确立了医学科学和社会科学并行的前沿思路，并将潘绥铭教授（2000年前就已参与）、庄孔韶教授、张海洋教授、翁乃群教授、邱泽奇教授等一批社会学人类学著名学者带入至这个崭新的研究领域。

那么在这一背景下，我一个实习生，不仅有机会参与国际项目管理，收获学生时代宝贵的社会化经验；同时也接触到大量一手数据和资料，并且参与到不同易感人群的项目实作中去。在上述群体中，我对男同充满了好奇。HAPAC资助成立了若干男同NGO，他们的活跃出乎我的意料，相较于其他“无声”的易感人群，他们不仅积极“发声”，甚至“咄咄逼人”。他们的爱欲和生活对于不谙世事的一个异性恋女生（那时还没有“直女”称呼）来说，更是充满神秘色彩。我一直在等待一个祛魅的机会。

2003年，机会来了。我参加导师的项目团队，去四川和云南的男同组织调研。虽然之前因项目与他们有过若干接触，但认真去看、正经去聊却是第一次，并带给我不小的关于性别身份，以及不同地域、群体特点迥然不同的文化震撼。

在四川，艾滋病防治工作由“同志社区”自己的NGO主导，在开展健康宣教和干预工作的同时，也完成人群自身的赋权，并藉由艾滋这个平台发声，倡导同志群体的生存权利。因此，当我听到同志外科医生江华和我讲福柯，同志NGO公认的高知——王珺面如平湖、胸有惊雷地讲述组织前景和个人情怀时，我被当场震住。

震住我的还有巴蜀文化对于男同群体的包容，我曾和一群大学生男同志愿者去青城山下的茶馆做外展服务，他们穿着颜色很“怯”的裤子，打情骂俏地向同伴介绍“OK”牌安全套如何好用，旁边一桌老大爷却置若罔闻，呷一口茶，悠然地摆他们的龙门阵。

而在云南的公共空间，男同非常低调，你几乎无法从外表进行判断。并且由于低调，男同群体的防艾工作是由云南健康教育研究所主导，他们希望藉此帮助男同群体建立自己的“社区”，从而将“权力”和“权利”顺利地让渡。在昆明，我去一个隐藏很深的同志酒吧转了转，然后就被热辣的气氛点燃了……要知道，云南是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当我看到皮肤黝黑、孔武有力的佤族“金刚芭比”扭动腰肢，媚眼频抛时（易装表演）……宝宝的心脏也跟着沸腾了……

二、他者的力量

无论如何，四川云南的调研经历在我回京后，让我恍惚了好一阵子。甚至在坐公车的时候，会傻傻地盯着身边的男性乘客，看他是否回应我的凝视。并且，四川的“外热内热”和云南的“外冷内热”，让我不禁遐想：在我的家乡沈阳，这片盛产大老爷们的黑土地上，是否也有一抹七彩的温柔？是否呈现出可比较的不同地方特点？

因此，在2007年决定博士论文选题的时候，我有意做沈阳的男同群体研究。然而，当时有一个人类学味更足的选题也摆在了我的面前，那就是我的满族家族研究。我的家族有300多年历史，族人围绕着一世祖坟茔聚族而居在沈阳南郊，居住地无论是历史上的自然村，还是现在的行政村均以祖先坟茔命名；并且300年间，族人甚少流动，但是语言、习俗，以及附着在其中的文化却消失了。基于政治、经济和文化变迁背景下的家族研究，无疑为不甚发达的人类学北方宗族家族研究提供个案参考，老师们也纷纷赞同。

然而，我更想给予自己“吃螃蟹”的勇气！坦白地说，这一是因为男同群体真切地让我感受到“他者”的力量，激发我去追踪和记录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二是因为在HAPAC服务期间，我积攒了大量的研究数据和丰富材料，不啻打下了良好的前期基础，并在调研和写作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确省了很多力气。并且，我还保留着这些已然成为历史的研究资料以待再用；三是做“针尖对麦芒”的宗族家族研究，我功力着实不够……我现正编辑家族纪录片，也算用一种“互文”的方式对我的家族历史和原生情感进行另一种“回望”。

三、从“爱之援助”开始

HAPAC资助成立的同志NGO之间联络频繁，形成了贯穿全国的艾滋防治平台。通过成都“同乐”的负责人王晓东先生介绍，我认识了沈阳“爱之援助”（现名为“爱之助”）的负责人马铁成先生。我至今对第一次见面的场景记忆犹新。

那是2007年8月6日，一个暑热难耐的下午，我去马哥的组织拜访。在约定的地点，我看见一个戴着眼镜，高大魁梧的“壮熊”（男同群体内部，根据体型会有“熊”、“猴”、“狒狒”之分）隔着马路向我招手微笑。

那天我们聊了很多，马哥给我讲述了“爱之援助”的组织发展以及东北地区男同社群的整体情况，并且欢迎我这个老乡回来做田野调查。我在收获海量信息、心存感激的同时，当场表示希望能为组织发展提供技术支持，比如可以培训工作人员写标书，帮助开展相关调查等。

最初阶段互助关系（更准确地说是“涌泉之恩，滴水相报”）的构建，为我后续调研的顺利开展打下了良好基础。最为重要的是，在之后十年的交往中，马哥和我见证了彼此的成长。我看着马哥凭借着“打不死的李铁梅”精神，在风云变幻的险恶江湖把组织发展得独具特色。他也看着我践行理想，在自己喜欢的研究领域深耕细作；并且在近一两年我甚少关注男同议题的时候，给我介绍社群的最新发展，鼓励我回沈开拓新的田野。我想这也是研究者乐见的理想状态吧。

四、年轻人的快乐与哀愁

最初的田野，自然由“爱之援助”的办公室开始，大学生志愿者YY和DZ，以及工作人员GJ成为我最早一批报道人。YY是85后，帅气活泼，自我认同为“双儿”（双性恋）；DZ认为自己是纯gay ，84年生人，稳重老成，总喜欢戴一顶棒球帽，我们三个经常去男同活动的“点儿”上，如公园、广场做外展服务（防艾宣传、发放安全套等）。

他们几个经常和我分享他们的感情故事，比如YY喜欢OL气质的异性恋姐姐，GJ认为男同遇上“红蓝铅（笔）”（双性恋的形象称呼）最倒霉，因为对方一句“我喜欢女人”就会把你无情抛弃。他们也会告诉我，这个年龄段的同志如何使用QQ寻觅同好，如何为爱痴狂，如何在亲密关系中践行性别角色（“0”为被插入方，“1”为插入方；相当于现在的“受”和“攻” ）等。

因此，在我第一次参与男同大学生的防艾同伴教育活动时，就遇到了如此可爱的自我介绍：我叫**，23（年龄）,170（身高）,65（体重），纯1/纯0/0.5（性别角色），谢谢！并且更为有趣的是，同学们虽为参加“同伴”教育而来，实则这是最佳“找伴”场合，现场情愫流动，情话纷飞，搭配着东北话的大馇子味儿，有一种特殊的context效果。

在主持人谈及性取向正常与否这个问题时，“玉面宋小宝们”顿时严肃下来。他们谈及出柜的压力和代价，朋友的不解，与父母沟通的障碍，其情景与《孽子》中的描述如出一辙，后来在写作论文的过程中，我将《孽子》与在访谈中提到的“出柜”经历并置作为论据。

在谈及伤心处时，同伴们彼此安慰，其中一个叫HH的大学生激动地表态：“做同性恋，让别人羡慕去吧！我觉得除了性取向不一样外，我们和其他人一样。我们很光荣！我们的反歧视工作不够，希望从我做起！”HH自信满满，这不仅仅是情境激发出的力量，我相信更是他的肺腑之言。然而，2008年我再遇到他时，情况却变了。

五、“分段”的田野

在这里，我想谈的是调研时段的设置。传统的人类学研究要求人类学者在所研究的社区或群落中连续生活不少于一个年度周期，以期获得长期整体的观察。

然而，由于我读博期间需要一边工作一边学习，每年只能有两至三个月的时间回沈调研，因此我将一年拆分成三年，这样的无奈之举却化不利为有利，给了我对于报道人生活的历时观察，捕捉到他们微妙而又重要的人生变化，从而给后面的分析和写作增添了时空厚度。

比如上段提到的HH在一年后接替父亲在一家国企上班，一年前承诺要主动参加艾滋病反歧视工作也变成“想生存就必须改变自己，必须隐藏起来，改变自己”。“毕竟工厂里有很多父母认识的朋友”是HH主要的顾虑因素，他不想因为自己的出格举动而破坏父母的名声，并且打算找个直女结婚。

HH当时的男朋友XW，在2008年精心策划了和拉拉LL的“形婚”，本想维持几年，未料一年后就被双方父母发现，为了不再让母亲伤心，XW也打算步入“同直婚”。

如果我的研究只局限在2007年或2008年的截面资料，我也许会使用社会运动，或者身份政治的话语去分析HH和XW的行为和心态，那个时候的报道人的确是那种真实的状态。然而调研时段的拉长，让我经验性地感知时间针脚，经纬交织；也使研究更具张力，回归到了哪有那么多二元对立、而是充满冲突、纠结和无奈的生活本身。

六、被想象的“作者”

由于有马哥的介绍和帮助，再加之自己是沈阳人，大学研究者的“安全”身份，我的调研除了被不明真相的父母在暗夜公园中跟踪过一次外，几乎没遇到什么大的阻碍。这点可能会令看客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包括后来和学界朋友交流中，他们谈到自己饱含热情，却进入不了群体的苦恼；我想我能被男同群体接受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我始终秉持着“学徒”一样的热诚，并且这份热诚被我的报道人们感知到了。

随着雪球不断地往前滚，接触的报道人和知情人越来越多：辽宁各地男同草根组织成员、秧歌队中的反串群体、娱乐场所老板和男男性工作者（MB）、宗教人士等。有意思的是，在我这个“作者”对“他者”脉络抽丝剥茧的同时，“他者”似乎对我更感好奇，他们会问我为何对这个人群产生浓厚兴趣，问我做这个研究的目的何在。

在很多报道人眼中，似乎相同文化的持有者才会琢磨同类群体，再加之我短发、中性打扮，他们想当然地认定我是拉拉，这首先从文化上予以认同，继而消弭了我这个“他者”闯入他们社交空间的危机感。

耐人寻味的是，拉拉身份的假定，一直萦绕在后续的研讨和交流中。诸如我是女性，为何不研究拉拉；我是异性恋，为何研究同性恋等排列组合式的问题不断涌现，这让我在哭笑不得的同时，对作者性别身份的政治正确得以管窥。虽然我经常以人类学是研究他者的学问，或者说男同研究也需要“他者的目光”等理由予以回应，但是后来老师和gay友的两点建议，让我将这一“身份政治”问题进行转化的延伸思考。

我所景仰的台湾辅仁大学夏林清教授曾经问我：研究有没有促使你对自身的性向进行反思？Gay友HT也透露 “很多相关科研人员早早就和男同划清界限，让人伤心”，其实也点醒了我或多或少忽略的反身性视角。

在田野调研的过程中，我很重视与报道人分享我的研究，我会将解释人类学意义上的“对于报道人解释的解释”反馈给报道人，请他们看我的分析，求得他们的认可，时刻警醒关系场域的不平等，然而却将自己“不平等”地置“身”度外。因此，在田野进程中尝试为自己建立一套自说然后自我对话的脉络，弄清“我是谁”，也未尝不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七、关键“报道人”

最初的调研由于报道人集中在艾滋病防治领域的组织和运动层次，不免在研究主题和亚流群体拓展上受到限制。因此，马哥将得力干将，沈阳gay圈中很有威望的J姐（社群内部会采用拟亲形式的亲昵称呼）介绍给我，从此J姐成为我五年田野中（包括出专著做的补充调研）最为关键的报道人。

J姐到“爱之援助”工作之前，干了很多年的美发，每次出场都是锃亮的头型，时髦的穿着，还一定背着个小坤包。别看J姐当时刚过30岁，gay龄却已有十六七年，这个小学五六年级就在“点儿”上流连的老司机，为我打开了时光机，洞开了七八十年前的欲望地景。

J姐带着我逛遍了沈阳男同活动的老“点儿”，光听那些浴池的名字：登瀛泉（1922）、会兰亭（1925）、连奉堂（1915）、天香（1933），就是一出出活色生香的年代剧。他还帮我找到了在“点儿”上活跃近30年的10个“老人儿”进行个案深访。

通过对圈中“老人儿”的口述研究，结合地方文献资料（市志、统计年鉴等），我梳理了从1930年代至2010年代，沈阳男同“点儿”的形成与变迁，并对嵌入其中的身体、行为和社会关系的实践进行了细致的描述和分析。正是男同群体行为和交往具有的这种“空间性”，让我开始将“空间”作为具有洞察力和创造力的解释项，在碎屑的民族志材料中重新寻找线索，力图以一种新方式厘清男同群体相关的复杂事项，系统地解决研究问题，最终得出人类学的观察效果和理论收获。

J姐在我田野的过程中不仅是很好的引路人、陪伴者，更是在初期充当了重要的“把关人”角色。也就是说，有他在场，不仅可以更快拉近我和报道人之间的距离，建立信任；同时，他还可以帮助我辨别报道人所述信息的真伪，并且在涉及“点儿”的“断代”信息时，他会和报道人一同回忆，互相佐证。几年交往下来，无论闲聊，还是开会、活动、讨论等工作场合，我会逮住一切机会向J姐求教，直至J姐评价“被扒光了”才肯放手。我想这一是说明田野做进去了，更重要的是一份友谊的缔结，你有一个时时挂念的朋友。

八、传奇的“J姐”

尤值一提的是，J姐的生命历程颇具传奇色彩。他自嘲为“爱心女子医院院长”，带着gay友做HIV检测，陪伴他们治疗性病艾滋病。他威望很高，在“50后”至“80后”的gay 圈中一呼百应。并且，他有自己的家庭和女儿（妻子知道他是同志）；他和我说过：“我是与生俱来的同志，喜欢跟同志生活，如果真有同志象我老婆一样，我绝对跟他过一辈子。这么多年，我在同志中没找到安全感，恰恰在女性中找到，所以我结婚了”，这种感情和亲情他引以为傲。

他经常和我在他最爱的“点儿”——BY公园走走看看，和老的小的一起挽挽花、咋咋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里是他的王国。他说这辈子离不开同志，自嘲说等老得走不动了，抬也把他抬到BY公园看看姐妹。

J姐受教育程度不高，他给我介绍的也都是在群落中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一些朋友。然而，即便我接触不到隐藏较深的“高端”群体，只能基于“点儿”上的显性群体做归纳性概括，但我知道我找到了最接地气的报道人。他们无论自称gay, 或是同志，这些舶来标签对他们来说，“就是代号，无所谓！”这些如J姐一样“怎么大风越狠，我心越荡”的野生gay们，的确不适合套用西洋理论来对他们予以归类，而这也正是需要看到的本土经验世界。

九、不失传的“眼神”

和J姐在公园、广场闲逛的时候，我总能感觉到男同群体的那种不太一样的眼神（也称Gaydar），那是一个包括寻找同好、表达审美、框定边界等多种意义在内的符号系统。在田野中浸淫久了，我基本可以通过眼神来准确识别公共空间中的同志。我开玩笑说，男同群体的眉宇之间总有一抹氤氲。而正是这抹化不开、道不明的氤氲，为生活世界迥然不同的“50后”至“80后”同志群体共享并津津乐道，俨然成为群体代际传承的文化资本。

Gay的眼神立刻能识别出来。进去之后（点儿上），年代特别和谐，不用废话，对一个眼神就O（OK）了。一个眼神玩完，完事你提裤子走，我提裤子走。（J姐）

识别完全凭眼神。我走哪你跟我走哪，你要是有感觉你就停下来，或者我主动搭讪。一个眼神就知道怎么回事，眼神和正常人不一样，具有共同的信号，眼神都不一样。（D姐）

骨子里，眼神里面还加入很多东西。眼神还存在。亘古不变的东西。现在敢主动攻击。以前挺含蓄，还问问几点了。现在玩要多少钱直接说。眼神不能失传，现在被淡化了，现在利用视频聊天。因为网络的开通，科技进步了。（F姐）

眼神，不是学的，天生与生俱来的东西。从古至今，就是眼神认同。（B姐）

眼神一照，走到前背手给相中的人手势，或者摇钥匙，不敢当面，相中就一起溜达。（D姐）

你坐在那里，我看你一眼，一会儿又回头看你，一会儿又回头看你，然后我先走出去，你也跟出来，搭个讪借个火我们就对上了。（MT）

识别对方，最主要的是对视。擦身而过，如果感兴趣的话，某个地方会吸引人，会互相回头看一下。（YY）

识别对方，眼睛一扫就知道了。（SS）

比如到超市吧，我一眼能看出谁是不是同性恋。眼神能告诉我很多。如果对方长得好看，我会多看几眼。如果他转过来，我会转移开目光。（Lang）

同志的眼神，看到漂亮女人只是看，碰见喜欢的男人是会闪光的。（Ke）

以上对于眼神的描述，就可以知道同志群体无论老少对于眼神的钟爱。眼神是理解同性恋交往模式的关键词，并且眼神是解释人类学引用的一个经典主题，不说亏得慌。于是，我在论文中用了整整一节来“深描”它：包括为何使用、表演者的策略、多层和多义、“前台”和“后台”等。

比较重要的是，男同群体倚赖城市公共空间中的公厕、公园和广场，形成社群认同的、供圈内人交友和娱乐的“点儿”。而在这具体可感的物理空间中，男同群体又生产出一套符号化的、非语言的交流方式，主要是眼神和肢体语言，表达他们私密的情感与欲望。这两重空间既有叠合，又有不同，它们在论述中如何予以连接呢。更进一步说，意义层次的解读如何连接到嵌入在其中的结构性解释，我在思考。

十、地方“行话”

除了向“80后”同志学习了“0、1”等“数字化”亲密关系表达的术语外，我更感兴趣的是老同志们传递的行话。他们称联系人为“挂”，称男朋友为“铁子”（在东北，此词也用在异性恋中表达暧昧关系），称同志为“拍儿”，不在“点儿”上活动的为“暗拍儿”。

2011年，我和清华师友在对北京、天津、成都、西安60岁以上老年男同的口述史研究中发现，不同地域对这一群体有不同称呼。比如西安叫“货”，成都叫“幺哥”和“飘飘”（华东师大魏伟教授对此有精彩论述），北京和天津称“兔爷儿”，民国时北京还将角色分为“上扇（1）”和“下扇（0）”等。这些称呼如何又为何在1990年代的沈阳，甚至全国统一为“gay”（欧美）和同志（港台）的，动力和机制是什么？结果又是什么？

这些丰富的地方性知识，加之老gay对于同性恋这个“偏好”的理解，以及他们如何在同性之好与家庭生活之间做平衡，使得家庭空间的讨论自然引入，我也在田野中继续探究他们在制度婚边缘，独辟蹊径满足自身欲望和感情的策略性实践。

不管是后来发现的婚外有“婚”、 “两个儿子”的“婚姻”，还是男同女同形式婚姻，这里面有自愿，有不得已，有痛苦，有愧疚，有关怀，当然还有夹杂着包括对父母、对妻子的复杂情感。那么接续下来的问题就是：这些已婚同志，在主流同性恋研究中，如何归类？属否异类？同志群体组织和建构家庭的方式是否也是多元的？在行为/情感/欲望的多元坐标体系下，在gay身份全球化的浪潮中，如何理解地方性的同性恋和同性恋身份。

十一、如何做“乱炖”

在马哥和J姐，以及其他老乡的帮助下，我的田野算是顺利完成了。可是面对近30万字的田野资料，并且涉及男同群体生活的各个方面，如婚姻、家庭、情感、行为、交往、娱乐等。由于当时国内人类学界对于男同的研究基本属于空白（只有3篇硕士论文），我对这批民族志资料左看看，又看看，丢下哪个也舍不得，可是这么多菜，怎么切、怎么炖出一道色香味俱全的菜，愁煞我也！

贵人又来了！我的同学毛燕凌给我介绍了现任教于英国诺丁汉大学的包宏伟老师。包老师在文化研究的视野下开展中国“酷儿同志”研究。他和我年纪相仿，理论功底十分扎实，人又超nice，在我“炖菜”的过程中给予了我很多技术支持。比如他建议我使用社会学家列斐伏尔（Lefebvre）和地理学家索亚（Soja）的空间理论作为论文的论说框架，这样可以将全貌式的繁杂事项有逻辑地统一起来。

这个思路和我在田野中发现男同群体交往的“空间性”不谋而合。于是我把空间操作化，将男同性恋群体的生存状态分为城市空间、家庭空间和商业空间三个方面，这样上面提到的“点儿”上的活动和交往，男同群体的婚姻与家庭，以及未提到的争议很大的亚流群体——男男性服务者，也就是俗称的Money Boys（MB）都可以涵纳进来。

如果说城市空间、家庭空间和商业空间是资料分类的主题编码，那么针对每一空间的具体分析则涉及到解释和理论化。我参照了索亚的“第三空间”理论分析，把每个空间再分为三个层次来分析，并且添加文化的解释项，通过文化和空间的互构推进空间分析框架。这样就出现了城市空间中的符号（眼神）、家庭空间中的责任（复杂的情感和伦理）、商业空间中的“蛛网式结构”（从东北始发，遍布全国大城市的隐秘同性商业性网络），这些“空间实践”中有“空间表征”的套层分析，两相碰撞后会产生何种效果？

接下来我要思考的是，空间实践和空间表征靠什么碰撞，也就是如何连接起来？我想到了表演这一男同群体应对社会文化环境的生活方式：眼神在城市空间中表演情欲，直觉性地营造情境的能力在家庭空间中表演责任等。而且颇有意思的是，男同群体将“点儿”视为释放自我的“私”领域，而视“家”为扮演异性恋丈夫的“公”领域。

表演将两重空间连接之后，我发现细碎材料解读背后的结构性解释出来了：与西方倡导边陲主体集体反抗和争取权利的差异空间不同，沈阳“点儿”上活跃的男同群体（依据后来的调研经验，可以延展至其他地方）在“性”化空间的再生产实践中，呈现的是在制度中力图改变命运，但缺乏反抗的一种平和的主体性。

他们有自己的生活世界，有对制度的适应性转化，有遵循历史脉络的强韧本土性，有共享并传承的符号系统，而这一切又涵摄在地方文化的解释域中。他们的空间是政治、文化与个体角力和调适的空间。那么在这一主导论说框架的串联下，还可以在城市空间、家庭空间和商业空间中分别，或交叉得出不同层次的结论。

不可否认，博士论文写作是框架化的，不求理论创新，但求自圆其说，顺利毕业已经谢天谢地。我在痛苦“炖菜”的过程中，幸好有帮我“长眼”，给我鼓励的同门看着。基本上我每写完一章，都会和他们一起讨论，请他们提出修改意见。博论之交，患难之交！

十二、余音

以上就是我下田野、写论文的简单历程。时间不算短，好像缺了点惊心动魄，倒也各种情意绵绵。祛魅而去，复魅而归。结识了一些“非主流”的朋友，操作了一篇“非主流”的论文。理解生活，善待他者，反省自身，研究“开窍”，我想博士论文的意义大抵如此。

2012年，我计划出版博士论文。由于这一题材的敏感性，有两三家出版社的编辑在看过书稿后，遗憾表示不能接手这本书。当时，光明日报出版社的主编孙献涛先生看过后，当场拍板出版，但要求我将调研地点以及相关场所名称全部匿名处理，以免遭遇政治麻烦。

对于他的赏识和勇气，我心存感激。在我整理书稿的过程中，恰逢严重孕吐，在有限的时间内，痛不欲生地改稿子，这也算是一段终生难忘的“同时生俩孩子”的经历吧。

尤值一提的是，2012年，华东师范大学的魏伟老师也出版了他基于成都田野的专著《公开：当代成都“同志”空间的形成和变迁》。成都vs.沈阳，同志vs.直女，社会学vs.人类学，我们两本书也形成了非常有趣的对照。好友王珺在看过我的书后，给我写了三封信，就书中内容给予他“文化持有者”的中肯评论。无论是魏伟老师，还是王珺，都指出我的“异性恋”机位。人类学虽然倡导“主位”视角，但用王珺的话来说：“不可能完全从主体视角来看，但可以分享。”

人类学讲求“经验邻近”地体量报道人与自己生活的关系，理解他们对于自我世界的看法和思想，然后反诸己身地思考本文化，甚至更多地是自我认知的改变。很感慨自己这段研究经历，同时也因有很多优秀的同志学者，才让我们基于相同的生活“事实”，可从不同视角、不同敏感点去追寻不同意义上的“真实”成为可能，这也是一种难得的“互为主体”的成长经验。

借石头君的这次邀约，我又重新看了自己的论文和书。有些内容还挺满意，但很多内容还真幼稚！材料真的很丰富，但如果在某些点上能挖深了，会有很精彩的结论出现。事实证明，乱炖做不出好菜，贪多嚼不烂。

近一两年，我虽没继续我的男同研究，但这一领域我一直关注着。我经常参加人大性社会学所组织的讲座、工作坊和研讨会，跟踪学界最前沿的研究动态。我也给未来一个期许，因为这还算扎实的博士论文，也为我后续的沈阳男同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我也希望再练练武功，回到那个熟悉而又崭新的田野，和我的gay友们继续耳鬓厮磨，愉快玩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