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税战”来袭，二季度经济如何稳住？短期发力点该放在哪里

“近日，美国对世界各国大规模加征关税。在这样的外部环境下，一季度我国经济延续复苏，各部门现金流均有一定程度改善。中国出口表现稳健，尚未体现出关税冲击。但经济仍处于需求不足状态。”上述研究结果来自中国金融40人论坛（CF40）4月21日发布的《2025年一季度宏观经济政策报告》（以下简称《报告》）。

二季度经济如何稳住？报告建议重点抓扩内需。提振消费作为扩大内需的方式之一，被赋予更重要的意义。CF40研究院执行院长郭凯在4月21日的《报告》发布会上表示：“面对美国单方面发起的‘关税战’，扩大消费是对冲关税影响的政策选项之一，同时，也有利于我国同其他贸易伙伴的谈判，打消他国对中国产品大量涌入的顾虑。”

如何扩大消费？CF40资深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张斌分析认为，扩大消费的政策工具有很多，应优先通过逆周期政策提高经济增速，带动收入和消费同步回升。

中国金融40人论坛现场。

2010-2019年我国居民消费率稳步回升

CF40研究团队选取“居民消费率”这一指标，即居民消费占GDP（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跟踪研究国内消费情况。

根据《报告》，中国居民消费率的变化有两个重要事实。第一个事实是，中国的消费率在过去二十多年经历了大幅的变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00-2010年，这期间居民消费率在持续下降，从2000年的46.8%一直降到2010年的33.9%，下降了12.9个百分点。第二个阶段是2010-2019年，这期间居民消费率开始稳步回升，从2010年的33.9%上升到2019年的38.6%，上升了4.7个百分点。第三个阶段是疫情暴发以后，这期间居民消费率再度下降，从2019年的38.6%降到2022年的36.8%，下降了1.8个百分点。疫情过后，消费率开始再次回升。

第二个事实是，中国的消费率与类似发展阶段经济体相比处于偏低水平。中国目前居民消费率在38%左右，日、韩、德国、法国等经济体类似发展阶段的居民消费率在52%，相比之下，中国居民消费率低了14个百分点。

对此，张斌在《报告》发布会上谈到，关于如何扩大消费，近期的研究多在讨论扩大消费的难度，但很少有研究讨论2010-2019年期间居民消费率为何一直是稳步回升的。

基于对居民消费率的拆解，张斌分析认为，进入2010年以后，我国跨过了工业化高峰期，经济全面进入从制造到服务的经济结构转型阶段。即便我国支持工业部门发展的各种政策没有显著变化，但市场自发力量显然更加强大，服务业相比制造业增长更快。2010年以后我国制造业份额显著下降，服务业份额持续快速提升。

相比于资本密集程度更高的工业部门，服务业的增加值分配中的劳动者报酬占比更高。而劳动者报酬占比上升主要来自产业结构的变化。产业结构的变化不仅通过提高初次分配收入占比的渠道提高消费率，对提高消费倾向（消费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表达消费意愿的指标）也有一定解释能力。

此外，2010年之后政府部门对居民部门的支持力度加强，财政支出中民生类支出的占比也在2010年之后持续提高，对提高消费倾向提供了支撑。

“经济发展阶段，也就是进入工业化高峰期和跨过工业化高峰期是解释我国2000-2019年期间消费率先下降后上升的主要线索。”《报告》指出，不仅中国如此，日本、韩国、法国、德国等经历了较为成功的工业化进程的经济体，在类似发展阶段也都经历了类似的消费率在工业化高峰期先下降，跨过工业化高峰期以后持续上升的现象。

CF40资深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张斌。

扩大消费的政策工具选择应注重优先顺序

基于对历史上中国消费率变化的研究，张斌认为，消费和收入密切相关，也和一国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相关联。“国家整体收入上升，个人收入才有望提升。”

那么具体如何扩大消费？政策工具箱中还有哪些“牌”？

“扩大消费政策工具有很多，《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已经全面地列举了。”张斌说，系统全面的一揽子方案短期内难以全部落地，需要根据当前经济情况，分出轻重缓急，分出优先顺序，聚焦工作重点，循序落实方案提出的要求，有效助力扩大消费。

根据《报告》，短期内扩大消费的背后有四股力量：一是GDP增长；二是初次收入分配；三是再分配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支出，这股力量也会影响到消费倾向；四是消费倾向。

这四股力量当中，GDP增长在短期内的波动幅度远大于后者。我国当前正处于需求不足阶段，实际GDP增速低于潜在GDP增速。当前通过提升总需求水平，将GDP增速贴近其潜在水平，可以在短期内显著提高GDP增速，在给定的消费率下，由此带来的收入增速上升会显著提高消费增速上升。

因此，《报告》认为，排在第一位的应该是逆周期政策，以此提高GDP增速，带动全社会收入和消费在短期内显著增加。降低政策利率和扩大公共投资是逆周期政策的重点内容。

同时，《报告》建议遵循“局部优先原则、增量优先原则、政策效力原则”，即：涉及改革的部门和政策尽可能少，有了增量打开政策空间以后更便于做存量，对提高消费倾向或者居民收入占比的效力越强，该政策越应该优先选择。

《报告》认为，排在第二顺位的政策是鼓励生育、都市圈建设和农民工安家相关的政策。短期内该项政策阻力相对较小，应该尽快推出。

此外，需要长期坚持、久久为功的政策，是提高服务业占比的产业结构调整、提高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支出以及增加对居民的投资分红的政策。这些政策涉及到很多的改革，很难一蹴而就，需要长期坚持。

需要伺机而动的政策，是通过二次分配降低收入不平等的政策。这些政策涉及到利益分配，引发的社会关注度很高，需要选择恰当的时机推动。

“曾经有学者做过研究，如果给城里打工人相应的城市居民身份，或者是社会保障条件，即便他当下还未开始享受到福利，其消费需求也会增长，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实验。”CF40成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黄益平也谈到，当前，面对特朗普的“关税战”，建议考虑对遭受直接冲击的企业和个人提供直接的救助，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同时政策重点应多放在那些为经济作出贡献但没有良好社会保障的人们。

采写：南都记者杨文君 发自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