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世存：于字里行间，探寻传统文化的现代回响

来源：环球网

【环球网报道 记者 文雯】余世存，一位在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领域皆取得斐然成就的学者。他从学术研究走向文学创作源于阅读思考，创作灵感多来自现实生活与历史阅读，将经典重构与现代视角结合，获得广泛认可。在北京大学求学期间，受到教授启发，对传统与现代关系有了深刻认知。他认为传统文化是中华文化源流，其作品旨在通过现代解读让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精神。

在世界读书日即将到来之际，余世存向环球网记者分享了其独特的学术与创作之路，以及对传统文化传承等诸多方面的深刻见解。余世存强调作家应承担社会责任，通过作品提出人性命题，传承文明基因，守护文化尊严。

环球网：您在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就。能否分享一下您从学术研究转向文学创作的契机？这种转变对您的思想和写作风格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余世存：我转向文学创作有两块：一是写作《老子传》《己亥1839:龚自珍的一次远行》《打开金刚经的世界》等系列，这几部作品都是对经典作品的再演绎，是我说的经典的现代版。一是《给孩子的时间之书》等作品，是我面向孩子而创作的作品。

这种写作转变让我的思想更加丰富多样，对历史上很多人物有同情之理解。在写作风格上，从峻急和张扬转向温情和敬意，像读者说的，温柔而坚定，宽容而自省。

环球网：您在北京大学的学习经历对您后来的学术和创作生涯有着怎样的影响？您认为北大给您带来了哪些独特的思想和文化滋养？

余世存：北大的求学经历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关键的，就是人生、历史乃至人类的目的在于个体本位，在于弘扬我们生命的本体之善。

北大给我带来了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范式，这个思想范式对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有一些命题判断，虽然在今天已经被超越，但它是我们的基础，我们也只有直面它才能提供新的思想范式。

环球网：您的“时间之书”系列已经成为百万级传统文化通识IP，受到广泛欢迎。您认为这一系列成功的原因是什么？您希望通过这些作品传达给读者怎样的文化理念？

余世存：我觉得《时间之书》的成功是切中之时代的脉搏，就是我们不可能一直按照公共的数字时间的指令去生活，生活还有节气、节日时间、农历、干支时间、无数个体生命的时间。时间还有颜色、声音、味道等等极为丰富的信息，所以生命对自己本质的认知和追求就是对时间的把握。

人们从我的作品里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我的作品也是鼓励读者直面自己，不断超越做更好的自己。

环球网：您的作品多次获得国家图书馆文津奖的提名，并多次获奖。您如何看待这些荣誉对您创作的激励作用？

余世存：我很荣幸作品多次获得提名，作者写作时多多少少有孤独的感觉，这些荣誉对我来说就是说明自己的思路言路得到了印证，吾道不孤。让我更相信，只要真诚，一定能够得到世界的回应。

环球网：您在作品中常常对传统文化进行现代解读，这种解读方式是否是您创作的一个重要方向？

余世存：我非常感谢学院派的工作，他们小众的作品让我了做大众的传播。比如写《时间之书》的时候，想到五天为一候十五天为一节气的现象，就想到以前在一本非常专业的介绍中国古代天文学的书里提到过，五天在古代天文观测上叫微，十五天叫著，见微知著原来有这样的天文学含义。但现代汉语词典只说了微指五天，没有解释著的时间含义。我就把这个成语的意义写进书里，希望增进读者对时间的理解，也希望词典修订的时候能把这个解释增加进去。

当然，现代社会普通人都在输出表达，甚至机器、数字身份也在输出，解读的现代化是一个重要的方向，从这个角度看，我们解读传统文化还有无穷无尽的空间。

环球网：在人工智能（AI）普遍应用的今天，您是否有尝试使用AI工具进行创作？

余世存：我比较早用AI工具，但进行创作只是最近半年的事情。关于AI参与创作有不少争论，但有一个事实，这么长时间过去了，我们还没有看到AI创作的脍炙人口的作品，说明AI时代离不开人的努力。

我也见过自媒体上的一些文章，一些文章还有AI的痕迹，这类文字基本是留不下来，不会有什么意义。

我的理解是，技术走在人的前面，因为我们人的局限还没有让技术发挥更大的作用。关于传统文化，需要我们激活它，需要我们去应用它，传统文化是靠人传承，而不是靠机器传承。

环球网：您在创作过程中，选题灵感通常来自哪里？您如何将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相结合，创作出既有深度又通俗易懂的作品？

余世存：我的选题思路来自日常生活。比如小区的外地老人的生活让我写作了《中国人的家风》，快到五十岁时的焦虑让我写作了《己亥1839》等等。

我把读书思考和自己的生活结合起来，所以传统文化在我这里不是书本上的东西，而是活生生的。比如我写《中国人的家风》，有不少名门家族的后人我以前都有接触，所以写起来就有直观感受。

我写《己亥1839》，身边也有不少怀才不遇、愤世嫉俗的诗人，理解他们就对我写龚自珍非常有帮助。

环球网：您认为作家在文学创作中应该承担怎样的社会责任？您希望通过文学作品为社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余世存：我们年轻时候受到的教育是说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北大的经历又让我们对古今中外有一个大的视野和框架。所以作家的社会责任在我们身上不是说出来的，而是以人生为代价去实现的。歌德有诗说，我年轻时领略过一种高尚的情操，我至今不能忘掉，这是我的烦恼。

我希望文学作品能够对读者产生积极影响，让读者更热烈地生活，更愉快地相信，就像《金刚经》里的名言，“皆大欢喜信受奉行”。

这样就少一点焦虑，少一些烦恼忧郁，社会的戾气和悲观消极现象也能得到消解。

环球网：您近年来致力于研究中国人的时间文化。您认为时间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怎样的地位？它对现代人的生活有何启示？

余世存：中国传统文化本质上是偏重时间的。从无字天书河图洛书以来，到汉字的发明发现，时间意识是基础，是底层逻辑。汉字干支，易经64卦都是时间，而且是不同维度、不同阶段的时间。所以我们的文化重在把握时间而不太关注空间的测量，不太关心“数目字管理”。

这种文化有丰富的材料有待现代人研究整理，比如中国人的观星记录是三四千年来最丰富完整的记录，一直是学者们研究的重要内容。

我们的传统文化跟其他一些地区的文化不同的是，后者多被现代科技文明消解了，成为现代科技文明的一个跟随者或附庸，但我们没有被消解，而是参与了现代文明。比如偏重时间的算术、代数能力在网络技术开发方面几乎如鱼得水就是一个例子。

余世存著作（果麦文化出品）：

《时间之书》

《中国人的家风》

《节日之书》

《做自己的灯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