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杜律师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ICC拒绝限制受害者身份证件的申请

杜特尔特被捕后，他的女儿莎拉为他组建了以尼古拉斯・考夫曼为首席代表的国际律师团队。后者曾表示，自己有信心让老杜平安回国，但是最大的担心是“ICC在被美国等国制裁的情况下，将老杜的案件当成了救星”。

实际上，ICC被美国制裁之后，西班牙也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到访之际，宣布退出ICC。加上俄罗斯也对ICC进行了制裁，对ICC检察官发布了通缉令，他们急需一个案件证明自己的存在。

而小马科斯当局逮捕老杜之后，连夜用包机将他送到了海牙，这就是ICC的绝佳机遇。虽然老杜的亲属对ICC的管辖权提出了异议，但是ICC还是决定将首次庭审放在了9月份，3月14日ICC预审法庭对老杜进行了预审，确认了身份，指控老杜犯有“危害人类罪”。

对此，老杜的律师考夫曼表示，自己在收到ICC的指控材料之后，已经着手准备应诉材料，他有绝对的信心让老杜回家。此后，他也对指控老杜犯罪的“禁毒受害者”身份认证向ICC提出了申请。

考夫曼在4月7日向ICC的申请中要求ICC限制接受的受害者身份证明文件类型，提议只允许使用菲律宾国民身份证或当前菲律宾护照。他说，这将“简化程序”并执行“更严格的方法”。

他认为，“限制身份证件的范围可以提高身份验证过程的可靠性，并显著降低欺诈风险。”同时他也表示，如果“禁毒受害者”亲属既没有国民身份证也没有当前的菲律宾护照，那么ICC应该分阶段接受社会保障系统认可的有效身份证件。

最近，ICC进行了回应。ICC预审分庭在4月17日提供了一份文件清单，这些文件可用于核实寻求参与诉讼的受害者的身份。他们准备以签发实体和样本格式，作为受害者申请人的身份证明。

简单点说就是，ICC准备在没有标准身份证明的情况下，让准备出庭作证的“禁毒受害人”以签署声明，加上其他身份证明的方式，以确认证人的身份或他们与受害者的关系。

这就存在一些问题，老杜律师方面可能无法核实这些出庭证人，或者声称自己是“禁毒受害者”亲属的真实身份。虽然菲律宾正在制定国家身份证系统，但发放卡存在延迟，老杜方面提出以社保卡作为辅助证明方式也是合理的，但是还是遭到了拒绝。

ICC方面的理由也很充分，他们称“禁毒受害者”大多数都是穷人，他们那没有办法获得富人才会拥有的那些证件，因此采取这样的认证方式更符合菲律宾的实情。

另外ICC此前也表示，他们还考虑资助“禁毒受害者”亲属作为证人出席庭审。另外菲律宾内部也有不少自称是公益组织的律师一直在组织“禁毒受害者”亲属进行抗议老杜的行动。

目前ICC指控老杜涉嫌至少 43 起杀人事件，目前他们已经准备了8500页、15小时的视频材料准备起诉老杜，届时还将有至少2名证人出庭作证。ICC强调，并非需要所有受害者亲属出庭作证，有关键证人存在进行指控和作证即可。

很显然，ICC的第一轮指控将收集老杜在公开场合的讲话材料，以及一切很难认证身份人的证词进行指控，加上海量的所谓指控材料，案件将会不断被延迟，整个审判周期可能长达10余年，已经年过80岁的老杜能不能撑得住，则要看运气了。

围绕身份认证问题其实还是老杜律师与ICC方面在真实庭审前的博弈之一，解决老杜问题的关键还有两个：一是菲律宾内部发生重大变化，比如老杜女友莎拉及盟友在中期选举中获得压倒性胜利；二是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比如美国对ICC提出进一步制裁。

ICC将在7月1日之前完成所有指控材料的披露，那才是真正交锋的开始，让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