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千年没过的日子，我们这一代人竟然赶上了

中国五千年文明史，表面是礼乐制度的传承，是王朝年号的更替，实则是一部波诡云谲、兵火不断的动荡史。

中国历史上，至少存在14次人口大灭杀，全国人口减半成了“乱世标配”，仅仅太平天国的死亡人数就甚至高于二战的全球死亡人数。

所以中国历史的主线，并不总在庙堂之高，而在田间地头、贩夫走卒。在漫长的岁月里，中国百姓在多数时间里并没有“岁月静好”的权利，有的只是苟且偷生、流离失所。

这一点从杜甫就能看出来，他所经历的那种漂泊和乱世，才是历史常态，而他已经是当时的精英了，那么底层劳动者命运如何？即便在盛唐，卖炭翁也用不起炭。

直到1978年之后，中国历史终于向平凡人露出了罕见的温柔。

这四十多年，是中国绝大部分人几千年来第一次吃饱肚子，第一次不用经历战争，第一次不用流离失所。

所以我们不能认为历史一直应当如此平稳，这四十年，其实是中国极其特殊的四十年。

动乱，是中国历史的常态。中国历史几乎从未长久稳定，“岁无宁日”成了中国几千年百姓生活浓缩的一个成语。这不是某一朝代的特例，而是大多数时期的缩影。

兴，照样百姓苦。即便在西汉、盛唐等偶然的几次“治世”，底层百姓也面临着沉重的赋税、残酷的徭役。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以雷霆之势一统六国。可就在其驾崩后，仅用了四年时间，这个横扫天下的王朝就被揭竿而起的陈胜、吴广击碎。

随后的楚汉战争，项羽所至之地，城池尽毁。在这场争天下的乱斗背后，是无数平民被征、被杀、被饿死的无声哀嚎。

到了汉末三国，更是白骨蔽野，十室九空。

东汉末年，黄巾起义爆发，全国陷入军阀混战。曹操曾在《蒿里行》中感叹：“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这并非他的夸张，而是当时真实社会的描摹。

但曹操自己就是一个嗜血者。徐州大屠杀当中，“凡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

据不完全统计，从中平元年（184年）到三国归晋（280年），中国大地战乱不断，人口从东汉鼎盛时的六千万骤减至不足二千万，北方地区十室九空。

“汉贼不两立”的背后，是整整三代人活在战争阴影中、百姓年年逃荒的悲剧现实。

西晋衰弱后发生“八王之乱”，仅永嘉之乱中，“洛阳留守官员民众死者3万余人”。中原尽失、衣冠南渡。

百姓为避兵火，大批南迁，诸多名士如王羲之、谢安，皆出身“衣冠南渡”之族——他们并非因志趣高远南来，而是亡国流民。

而后的五胡十六国、南北朝，就更是中国历史最黑暗、悲惨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残酷不仅限于人口的减少，更是各种超乎想象的人伦惨剧层出不穷的时候。

终于到了隋，看似盛世，但首先就是大乱二十年。

隋炀帝兴大运河、征辽东，沉重徭役引发农民起义。瓦岗寨、窦建德、李密、王世充……群雄并起，政权更替如走马灯。隋末全国人口损失大半，悲惨至极。

从三国算起到唐初这场持续的乱局，持续了长达四百年！百姓世代居无定所，耕作无从谈起，连姓名都无力保全。历史上，中国人从未如此长期地失去对自己土地的控制权、人身的安全感。

但唐的盛世，其实仅仅维系了可怜的四十年。

唐虽中期迎来贞观之治、开元盛世，但安史之乱后国力骤衰。战乱之烈，导致长安洛阳数度陷落，数千万百姓死于刀兵与饥馑。白居易《新丰折臂翁》有言：“村南村北哭声哀，儿别爷娘夫别妻。皆云前后征蛮者，千万人行无一回。”

安史之乱，导致中国当时的6千万人口死亡过半。

唐亡后，中国进入“五代十国”时期，北方五朝更迭仅六十年，平均每朝寿命不足十五年。兵戈扰攘、军阀割据，百姓在不断征战中求生。

宋朝虽文化灿烂，但西北金人、蒙古铁骑接连南下。元朝末年，白莲教起义、红巾军四起，战火再燃。

明代百姓虽然算安稳了很长时间，但随着国力逐渐衰弱、管控严格、徭役繁重、灾害频繁，普通百姓其实一直没有被少折腾。

到了明末清初，则是一场清洗百年的大乱局。

明末民变四起，李自成、张献忠、清军都有过屠城。张献忠屠四川，人口几乎丧失殆尽。后清兵入关，又反复征战近二十年，从扬州十日到嘉定三屠，也都只是当时冰山一角罢了，其实全国到处都有大规模屠杀。

顺治皇帝说：“自兴兵以来，地多荒芜，民多逃亡”。

这种乱，不是一年一载，而是代际延续，几代人都生活在乱世之中。

19世纪中叶，太平天国起义导致数千万人死亡。甲午战争、八国联军接踵而至，大半个世纪，中国老百姓都在贫苦、饥饿与死亡之间挣扎。

西方人对清朝百姓的记述，都只有“惊人的赤贫”这种表述。

清亡后，辛亥革命未能建国，反而催生军阀割据混战，百姓在枪炮与苛捐中苦不堪言。

1949到1978，稳定是实现了，但贫困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所以邓小平说：“我们穷了几千年了，是时候了不能再等了！”

从1978年到现在这四十多年里，没有爆发本土的战争，逐渐实现了温饱，还富了一批人、产生了一些中产阶级，更没有大规模人口流浪。

这四十年的成功经验，是改革、市场化、法治的从无到有（虽谈不上完善），融入国际产业链，以及相对公平的社会流动。

中国百姓从来没有如此稳定地生活过：一个农民的孩子能考大学、进城买房；一个打工者能在深圳安家；一个普通家庭能积累三十年财富而不被洗劫——这不是小事，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奇迹。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从没有哪一代人能像今天这样，连续四十年，吃饱饭、无兵戈、有出路。

历史没有给任何民族“和平久安”的确定安排，它只赐予了在荆棘中自我挣扎出路的机会。

而我们，刚好抓住了这一次。

这一切，来之不易，必须珍惜。因此就更要看清楚这四十年成功的成因，不断加强上述那些前提条件，而不能让那些成功的因素逐渐消失，甚至逆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