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医生在日本行医30多年，入日籍，改日本名字，还是逃不过屈辱

出生在中国香港的梅鹏飞从小立志行医，成年后为了掌握更先进的医学体系，不惜放弃中国国籍加入日本，但是改名换国籍后，依然没有得到想象中的待遇。

对于梅鹏飞的选择，很多人表示无法理解。

受尽屈辱也要留在日本 为啥？

我国医学领域的发展各方面都较落后于发达国家，因此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在香港出生的梅鹏飞便立志想要到这些发达国家去深造。

而在此之前中国曾有过无数前驱前辈，因为想要拯救新中国前往日本求学。比如鲁迅就曾在日本仙台医学院求学，郭沫若也曾是日本九州帝国大学的医学生。

相信每一位爱国的中国人，在新中国成立初始都有着救国救民的决心和信念，但是梅鹏飞的行为却和这些先驱们有着不同之处。

梅鹏飞先是考进了日本有名的医学院新潟大学，又以优异的成绩成为医学系的优等生，如果是在国内这一定是会当做“未来栋梁”加以培养。

然而梅鹏飞在日本的屈辱之路，也正式开启。

“优等生”上课第一天就受到授课老师的讥讽，理由就是因为他是中国人，而且还以当年日本侵华战争为话题，言语中夹带嘲讽挑衅。

梅鹏飞和其他所有中国留学生一起被编排到了一个班，因此受到屈辱的中国学生在开学第一节课面对这种情况下实行了罢课示威。

很多同学因为忍受不了在日本受到的遭遇，学业中途就选择了回国，但是梅鹏飞为了拿到那一直证书，他想要拿到日本的行医资质，梅鹏飞当年只好忍辱负重。

然而毕业时梅鹏飞却被告知想拿证书可以，但必须接受学校的安排，必须到偏远的农村行医，并且日本政府不允许的前提下，不得擅自离开那些所谓的“无医村”。

梅鹏飞靠着优异的成绩考上了日本国立医学系。日本官方给出了中国留学生两条路：一个是不拿证直接回国，一个是到日本偏远的农村做“无医村”行医。

而这些所谓的“无医村”相当于我们国内无人问津的地区，地方偏远是其次，当地老百姓文化层次低、收入低这些导致日本本土医生永远不会到这里来行医。

如果说为了学习日本先进医学知识，为了能拿到行医资格证，所忍受的屈辱还有价值体现，还能被外人理解，但是被明显区别对待发配到偏远地区行医，这样都不能让梅鹏飞“回心转意”，实在是难以理解。

梅鹏飞甚至还入了日本国籍，为自己起了日本名字，在日本娶妻生子生活了三十年，然而这些在日本当地政府，梅鹏飞仍然被区别对待。

三十年的时光里梅鹏飞和妻子把最宝贵的生命奉献在了“无医村”，他们服务了当地无数老百姓，为他们解决了无数疑难杂症，但是他们的收入却仍然仅够维持基本的生存条件。

不仅如此在步入晚年时期，梅鹏飞却仍然面临着随时被驱逐出境的威胁，其根本原因仍是他是中国人。

梅鹏飞的儿子在留学回来后，学习中文以及中国历史，决定到中国发展和生活，他的想法已经和梅鹏飞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此时此景梅鹏飞看在眼里，不知道是否会联想到自己，在日本奉献一生所换来的依然是不被接纳，这样的结果梅鹏飞可曾有过一点悔恨？

国内行医压力助长海外行医之风

当年的梅鹏飞是冲着日本较为发达的医学去的，但事实上学成后能在日本立足本行业，并获得相应的发展的却少之又少。

而随着我国医学领域的发展，国内行医环境依然面临很多考验，而这些或许在未来很长时间内，都可能会是中国医生流失在海外市场的重要原因。

中国人口基数较大，而与之相对应的中国医生的匹配比例却在全球排名中较为落后，这或许是不争的事实。

然而大家也忘记了另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国人骨子里与生俱来的牺牲精神，这是那些所谓人权、自由的国家所不具备的事实。

非典也好、新冠疫情也好，中国医生用自己的血肉筑起的城墙，为多少陌生的生命抵挡住了病毒的侵袭，他们每个人所承担的病患数量或许每天都有几倍的增长，但他们从没有人轻易无视他人的生命而选择放弃。

而在这些中国医生中，又有多少是以牺牲自己的小我才换回来的。

为了就医压力而选择到海外行医的不在少数，没错或许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轻其自己行医的压力，但同样在海外行医市场上，这些医生同时也有可能会成为患者。

当自己以患者的身份面对海外行医环境时，自己是否依然能够转变心态，坦然面对和接受自己在海外的种种不平等待遇？

很多人会认为中国医生选择到海外工作的原因是为了“钱”，而实际上每个国家的医生收入都有严格的等级制度划分，而这又和当地国家政策有很大关系。

人性使然总会有这山望着那山高的心理，总会觉得外国的月亮是圆的，而永远不会满足于自己手里已经掌握的资本。

有一颗进取的心想要学习他人的长处，原本是无可厚非的事情，然而这也要认清现状。

中国现在依然还处在发展中国家，中国行医环境以及中国医生的处境，依然还有很多方面亟待规范和调整，如果中国医生能够给这个行业多一点时间和信心，这些问题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都会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