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级思想家卡尼曼——唯有在快与慢的平衡中，方能逼近真相

不久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行为经济学之父”丹尼尔·卡尼曼教授的生前好友、著名专栏作家贾森·茨威格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研究如何做决定的全球顶级思想家的最后一个人生决定》，讲述了丹尼尔·卡尼曼2024年3月做出的最后一个人生决定，这个被保守一年的秘密才得以被大众了解。

2024年3月，丹尼尔·卡尼曼和家人在巴黎团聚。几天后，他给几十个朋友发邮件称，他马上要去瑞士结束生命。邮件里写得很直白：“3月27日，我的生命将在那里终结。”三天后，90岁的丹尼尔·卡尼曼在瑞士接受了安乐死。

卡尼曼的朋友和家人说，他的决定纯属个例，他并不倡导安乐死，也从不希望他的做法被外界视作安乐死背书。

只是，在邮件中他写道：“我仍可自主行动，享受生活的诸多乐趣，我会开心地死去。但我的肾脏已经退化，出现认知错误的频率越来越高。我已经90岁了，是时候了。”

身为世界顶级的思想家，丹尼尔·卡尼曼也同他研究的所有人类一样复杂又矛盾。他自认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但他也无比珍爱生命、热爱人类。

身为犹太人，卡尼曼的童年经历了纳粹大屠杀，在法国南部地区四处仓皇躲避。可以说，很少有人比劫后余生的他更懂得生命的珍贵与人性的复杂。母亲会也教导小卡尼曼：“人类是非常复杂和有趣的，没有什么人是非黑即白的。”

1942年，在纳粹统治下的法国，犹太人必须戴大卫之星，晚上要遵守宵禁。有一次，小卡尼曼在朋友家玩到太晚，便把衣服反过来穿藏起星星。跑回家的路上，他被一名德国士兵拦下。士兵没有盘问，反而抱了抱他，翻开钱包给卡尼曼看了儿子的照片，还塞给他几枚硬币。

回家后，小卡尼曼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确信母亲是对的：人是无限复杂和有趣的。所有的经历让卡尼曼意识到，人类行为常常违背逻辑——这种矛盾感后来成为他研究决策心理学的起点。

2002年，丹尼尔·卡尼曼以心理学家的身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研究挑战了传统经济学中“理性人”假设的合理性，他与挚友兼同事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合作提出的启发式与偏差理论、前景理论等，为理解人类在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行为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从而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奠定了基础，成为行为经济学的开山鼻祖。

同时，丹尼尔·卡尼曼的学术成果影响范围极广，远超行为经济学领域，对众多行业产生了深远影响。

奥巴马公开表示自己是卡尼曼的忠实读者，SpaceX创始人埃隆·马斯克、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佐斯等都是他的学生。

在人工智能领域，他的理论为思维链、大模型训练和微调等关键技术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特斯拉前AI总监、OpenAI创始成员Karpathy曾明确指出，卡尼曼的双系统理论，正是思维链技术背后所依据的核心原理。

而国内AI巨头Kimi创始人杨植麟也在一次分享中称，行业未来如何发展，无人能精准预测。他引用丹尼尔·卡尼曼的话做为分享的结尾：“很多时候你愿意去做一个你不知道的东西，其实你不知道有很多东西不知道，所以你才有这样的勇气去做。当你做了，你会发现有很多新的问题，也许这个东西就是创新的意义。”

2011年，丹尼尔·卡尼曼出版了行为经济学开山之作——《思考，快与慢》。这本书是卡尼曼多年研究和思考成果的集大成之作，系统阐述了人类的两种思维模式：快速、直接的系统1和缓慢、复杂的系统2。

为纪念这位顶级思想家，中信出版联合卡尼曼教授生前指定中国区唯一审校人、曾就职于卡尼曼实验室的赵佳颖教授，2025年4月推出全新审校版《思考，快与慢》。现在，让我们一同回顾这位学术巨擘的三大经典开创性理论，一同探寻人类行为理性与非理性的深邃边界。

*以下内容摘编自中信出版《思考，快与慢》[美]丹尼尔·卡尼曼

前景理论

——真实的人类不是“理性经济人”

20世纪70年代，大多数社会科学家认同两种人性观。其一，人是理性的，人的想法通常也是合理的。其二，人的非理性行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可由恐惧、爱恨等情绪来解释。

对于心理学家来说，人既非完全理性的，也非完全自私的，其偏好一点儿也不稳定。而经济学家采用的期望效用理论认为，理性决策者会在风险情境中通过计算各选项的“期望效用值”，并选择效用最大化的方案。

身为心理学家的卡尼曼和阿莫斯认为，期望效用理论不能完全定义经济活动中的人类行为，于是他们开始探索普通人进行风险选择的实际方式，而不对其理性做任何假设。在这样的基础上，他们创建了“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可以用四个核心观点概括：

1. 参考点依赖（Reference Dependence）：

人们评估结果的优劣主要受某个“参考点”（如现状、预期或过去经验）的影响。

例如，我们的月薪从1万元涨到1.2万元会感到高兴，但如果同事的月薪涨到1.5万元，参考点变化后我们可能感到不满。

2. 损失厌恶（Loss Aversion）：

损失带来的痛苦>等量收益带来的快乐（通常损失的心理影响是收益的2-2.5倍），所以人们会极力避免损失，甚至为此承担更大风险。

例如，丢失100元的痛苦远大于捡到100元的快乐。

3. 风险偏好反转（Diminishing Sensitivity）：

在收益领域（面对确定收益）：人们倾向于风险规避，即“见好就收”；

在损失领域（面对确定损失）：人们倾向于风险寻求，即“赌一把翻盘”。

例如，选项A：100%获得900元vs选项B：90%获得1000元→多数人选A（规避风险）；

选项C：100%损失900元vs选项D：90%损失1000元→多数人选D（追求风险）。

4. 概率权重函数（Probability Weighting）：

人们对概率的感知是非线性的，我们会高估小概率事件（如买彩票、买保险），低估中高概率事件（如忽略常见风险）。另外，极端概率（0%或100%）会被赋予极大权重，而中间概率被扭曲。

双系统思维模型

——快思考与慢思考，System 1&System 2

丹尼尔·卡尼曼教授知名度最高的理论莫过于双系统思维模型，也是《思考，快与慢》一书的主要内容。他采用了由心理学家基思·斯坦诺维奇和理查德·韦斯特首创的术语，将大脑中的两个系统称为系统1和系统2。

• 系统1自动且快速地运行，基本无须费力，或者毫不费力，不会有主动控制的感觉。

• 系统2将注意力分配给所需的烧脑活动，比如复杂的计算。系统2的运作通常与主体、选择和专注的主观体验有关。

系统1自动运作产生复杂的思维模式，但只有速度较慢的系统2能通过有序的步骤构建思想。你可以将这两个系统看成两个主体，它们有着不同的能力、局限和功能。

以下是系统1自动运作的例子（大致按复杂程度排序）：

• 感觉某一物体比另一物体离得更远。

• 从声音中觉察敌意。

• 阅读广告牌上的内容。

上述思维活动都是自发的，运作起来不费什么力气，或者说毫不费力。系统1的能力包括人和动物共有的某些先天技能，以及一些因长期练习变得快速且自动化的思维活动。

系统2的运作五花八门，但有一个共同特点：都需要集中注意力，注意力一旦分散，运作就随之中断。下面是一些例子：

• 在拥挤嘈杂的房间里，注意某人的声音。

• 比较两款洗衣机的综合价值。

• 检验某个复杂的逻辑论证的有效性。

在上述情境中，你必须集中注意力。你如果没做好准备，或者注意力分散，就会表现欠佳，或者根本没法执行任务。

系统1通常自动运行，而系统2通常处于舒适的轻松模式，只有一小部分资源被占用。系统1不断为系统2提供有关印象、直觉、意图和感受的建议。如果得到系统2的认可，印象和直觉就会变成信念，冲动就会变成自主行动。当一切顺利时（大多数情况下如此），系统2会采纳系统1的建议，有时略做调整，有时甚至照单全收。比如，你通常会相信自己的印象和第一直觉，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

系统1维护着一个世界模型，在那个世界里，灯不会跳，猫不会汪汪叫。但一旦觉察到某一事件违反这个世界模型，系统2就被激活了。

系统2还负责持续监控你的行为——这种控制会让你在愤怒时保持礼貌，在夜间开车时保持警惕。当觉察到将要出错时，系统2会激发你做出更大的努力。

总之，你（你的系统2）的大部分思想和行为都源于你的系统1，但当事情变得困难时，系统2会接管思维活动，并拥有最终的决策权。

系统1与系统2对比图表

启发式与偏差

——你的大脑每天都在欺骗你

一些比较困难的问题一般都由系统2来解决，它会引导注意力，搜索记忆以找到答案。但很多时候，我们的系统2和大脑倾向于“偷懒”。系统1的运作可以说毫不费力，且它的基础评估在直觉判断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所以人们很容易用系统1来代替较难的问题，这就导致了偏差与误解，也就是卡尼曼研究成果的重要一环——启发式与偏差。

面对复杂的问题，我们如何产生直觉性意见？如果无法快速找到某个难题的满意答案，系统1就会找出一个更简单的相关问题，并予以回答。卡尼曼将这种回答另一个问题的操作称为替代。他还提出了以下概念：

• 目标问题是你想要做出的评估。

• 启发式问题是你回答的更简单的问题。

启发式的专业性定义是：它是一个简单的过程，有助于找到难题的答案，这个答案往往说得过去，却并不完美。从词根解释，Heuristic（启发式，又称“捷思法”）与希腊语eureka（有办法了！）是同根词。

“替代”的概念是启发式与偏差研究方法的核心。用一个问题替代另一个问题可能是解决难题的好策略。在回答下列左侧更加难以解答的目标问题时，我们的系统1往往会自动转化为右侧的启发式问题，让大脑自动“逃过一劫”。

此外，系统1也往往更容易陷入证真偏差的误区，它不加批判地接受建议，夸大极端事件和小概率事件的可能性。

比如，你喜欢（或讨厌）某人，就会喜欢（或讨厌）这个人的全部（包括你没注意到的方面），这一倾向被称为光环效应。这个词在心理学领域已使用了一个世纪，却没有成为日常用语。这很遗憾，因为它表达了一种常见的偏差，这种偏差在塑造我们对人和形势的看法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光环效应是系统1产生的用来表现世界的方式之一，这种表现比现实更简单、更连贯。

那么，我们该如何对抗系统1产生的启发式与偏差，保持相对理性与客观？卡尼曼也给出了答案：

1. 引入外部视角，用统计数据修正主观判断。例如，评估项目进度时，先参考同类项目的平均耗时，而非盲目乐观。

2. 分解决策维度。比如招聘时，将候选人的经验、抗压能力等维度单独评分，避免直觉主导全局。

3. 发挥贝叶斯思维，即根据新证据动态修正概率。例如，医生结合患者症状与疾病基础概率，提高诊断准确率。

不过，卡尼曼并非否定系统1（直觉）的作用，而是强调唤醒系统2（深度思考）。直觉（系统1）是经验的产物，却非真理的代言。在投资、医疗、管理等高风险领域，识别启发式陷阱、激活理性思考，才能让决策更科学。正如他所说：“知道偏差的存在，是战胜偏差的第一步。”

结语

2024年3月27日，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以90岁高龄辞世，这位将心理学与经济学深度融合的巨匠，以颠覆性的“有限理性”理论重塑了人类对决策本质的认知。

作为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卡尼曼的成就源于对人类行为深刻而冷峻的洞察。在人工智能与算法主导的时代，卡尼曼的忠告愈发振聋发聩：“思维的速度并不代表质量。”他的著作《思考，快与慢》始终在提醒我们——唯有在快与慢的平衡中，方能逼近真相。

他的离去不是思想的终点，而是一场永续对话的开端——关于人性、理性，以及我们如何在这纷繁世界中，做出更清醒的选择。我们不仅缅怀他的学术贡献，更感念他留下的思想遗产如何持续照亮理性与非理性的深邃边界。谨以此文，致敬这位为人类绘制“有限理性地图”的探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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