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先行下的人物塑造困境

文|胡婷

张艺兴主演的温暖现实主义电影《不说话的爱》上映，这部电影试图通过讲述单亲父亲小马和女儿木木之间的感人故事，表现浓厚的父女之情，影片中加入聋人群体议题，交织社会犯罪元素，探讨存在沟通障碍的人们如何和社会相处，呼吁更多人关注听障群体。

影片在主题层面树立了鲜明的正向标杆，对于浓厚父女情的刻画、对于公平正义的期待，乃至镜头对准的聋人群体本身，都能够看出导演希望电影能够给观众带来温暖的、积极向上的情感力量。

然而，在这样正向的主题表达之下，电影的人物塑造却呈现出角色动机失真、情感逻辑断裂的倾向，这削弱了主题深度、架空了叙事逻辑，难以真切地打动观众。

从整体上看，聋人父亲小马的所有行为动机都可以归结为对女儿的爱。

为了女儿，他可以做任何事情，他离开早已熟悉的聋人社交圈，笨拙地在酒店当服务员，他被犯罪团伙指使撞车骗取保险，在法庭上将所有罪名包揽在自己身上……

一切一切都是为了女儿的快乐、平安，既不至于跟母亲去到陌生的国外，也不至于受到犯罪分子的威胁。

从情感上看，小马对女儿的爱是非常自然而然的，女儿木木拥有正常的听觉，从生活上的陪伴到工作上的帮助，木木的手语和随之而来的笑容，成为小马寂静无声的世界里唯一响彻的声音，因此，二人之间的父女情异于常人得深厚、深刻。

但电影为了突出这一点，把人物动机几乎完全建立在父女情上面，把片名中的“爱”刻画得过于饱和，以至于减损了人物的丰满度，削弱了主题的厚度，也让聋人议题、社会议题有了煽情化的色彩。

电影里，小马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在和女儿相处时，他是温柔细腻的好爸爸，但面对想要争夺木木抚养权的前妻，却变得刚强和暴怒，在撞车时，他更露出一种狰狞的凶狠，这种极端转变缺乏足够的心理铺垫，暴露出创作者对角色复杂性处理的粗糙。

再看小马，他对前妻的愤怒和恨意被简单归结为“前妻要夺走女儿”。

尽管影片交代了一个事实，即二人离婚时已经约定好，木木到了上学的年龄就将她交由前妻抚养，但怒目圆睁的小马听不进任何劝说和道理，只是一味地想要留住木木。

这种情绪变化没有足够的合理性，更像一种服务于“父女情”主题的工具性设定。

对于犯罪动机，在犯罪团伙女助理阿梅的欺骗下，小马以为想要赚快钱打赢官司，只有通过撞车骗保。

说到底，他的犯罪也是为了木木。虽说在犯罪桥段中，电影关联了聋人群体受到的就业歧视问题和易被犯罪者引诱的结构性问题，但当小马从憨厚父亲瞬间切换为冷血罪犯时，既没有道德良知的挣扎，也没有对犯罪后果的恐惧，人为的车祸现场就沦为推动剧情高潮的燃料。

在“父女情”主题统领的叙事中，阿梅的转变也是因为被小马对木木深沉的爱所打动。

她虽然参与了骗保计划，诱导小马犯罪，但在法庭上，阿梅目睹了木木的痛哭和小马的无助后，说出了真相，让正义在正确的时间到来。

但阿梅从引诱犯罪到良心发现的转折被处理得非常生硬，她的善念觉醒的情感触发点也在于体现伟大的父爱和公平正义的主题。

如此看来，反派人物形象塑造竟仍然诉诸正向主题立意，这种偷懒的设置，让情感的力量变得不堪重负，进一步削弱了人物动机的复杂性和叙事逻辑的自洽性。

从对阿梅的塑造上来看，前面的“恶”是为了制造犯罪情节，“善”则是为了强行圆满结局，前后的转变中，人们看到的不是饱满的人物弧光，而是作为工具的人物形象。

法庭上，小马愿意为保护女儿而包揽罪名时，法官将要据此判决，但当对小马产生悲悯的阿梅说出真相后，法官又转变了判罚。

庭审中严格的法律程序可以被嫌疑人的一席话所轻易改写，这无疑也削弱了法律与道德议题的严肃性，难以真正体现法律的公正严谨。

最后，跳脱出父女情和公平正义的主题之外，电影还有最后一层重要主题，就是呈现聋人群体的美好形象，但其实，影片对于聋人群体的刻画陷入了浪漫主义的陷阱。

小马周围的聋人配角们始终保持着“天真乐观”的单一面貌，无论是街头卖艺者、邻居还是路人，他们总在微笑、拥抱、互相支持，仿佛聋人身份不会带来任何生存压力或精神创伤。

但这种乌托邦化的呈现其实消解了聋人群体的真实苦难。

在其他影视作品中，聋人群体并非像这部电影展现的那样善良、温暖、热情，像是蒋奇明在《漫长的季节》里饰演的傅卫军，他的狠劲儿才是他身上最好的武装；再如《惠子，凝视》的女主，周围人都叫她“笑一下”，她却露出茫然的神色。

微笑，并不是像电影里所说的那样，是听障群体面对其他人的共性。

现实恰恰相反，因为与外界沟通困难，更多聋人挂在脸上的是恐慌和不安。

而小马的所有笑容，更多的是对待女儿和朋友的憨笑，却没有表现更加深层的情感。

当电影里一句“看到他的时候他一定在笑”成为聋人的注解，虚假的温暖恰恰暴露了创作者的俯视姿态，这将聋人群体简化为需要被同情的“他者”，并没有把他们当成拥有多元情感和主体性的完整人。

电影的创作困境源于对“主题先行”的过度执着。

小马的暴怒、前妻的专断、阿梅的倒戈、聋人群体的乐观，均服务于“爱超越一切”的宏大命题，却牺牲了角色的真实性与社会性。

若能将人物动机嵌入更具体的社会语境，并允许角色展现愤怒、恐惧、自私等负面情绪和负面形象，影片或许可突破煽情套路，真正触及聋人群体的生存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