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拐点，无人幸免

1932年12月15日，夜，一个山西老汉熄灯就寝，渐渐进入梦乡。

尽管已值深冬，屋外寒气逼人，但老汉内心温暖。卧榻之上，年逾七旬的他，那张布满皱纹的脸庞渐渐舒展。这一夜，他做了一个企 盼多年的美梦：

梦里，刘大鹏登科及第的消息传至山西太原县赤桥村，亲友们竞相前来道贺。一位名叫孙九和的老伯也赶来凑热闹，向刘家贺喜。

醒来，刘大鹏还清楚地记得，孙九和在这一天前后共“送钱两次，一次十七元大洋，一次十三元”。

梦境的美妙之处在于，它能为所有不得志的人生，凭空补上一个圆满的结局。

可是，梦醒之后，刘大鹏不得不面对一个尴尬的现实：此时已是民国二十一年，而科举取士，早在清末时期便废止，距今已过去27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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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科举时代的读书人，追求大抵如此。然而，一个隐秘又残酷的现实是，在晚清的官场中，科举或许并非入仕的主流。历史学家何炳棣曾指出，“1860年以后，通过捐官途径的四品到七品的地方官竟多于通过科举的正常途径得官的人数”。士子的不懈苦读，往往敌不过金钱的力量。

科举虽日渐式微，但它羁縻人心的作用并未减弱。它成功地使帝国的大多数读书人相信，每个人都存在着进阶成为人上人的可能，进而使每个人投身于这一狭小的晋升通道之中，并为此自我约束，安分守己地苦读，期待成为帝国体制内的一员。借此，科举制避免读书人倒向帝国统治的对立面。

在科举时代，多少士子为了变身“布衣卿相”而前赴后继，即便终日青灯黄卷，也乐此不疲。对此，刘大鹏亦不能免俗。

刘大鹏是咸丰七年（1857）生人。据他回忆，年幼时“即有万里封侯之志”，并沿着“学而优则仕”的路径苦读前行。9岁那年，他拜同乡刘丽中先生为师，在其门下研读四书五经。经过十余年枯燥乏味的学习后，于光绪四年（1878）考中秀才，并先后进入太原县桐封书院与省城崇修书院继续学习。

光绪二十年（1894），上一年还在感叹“中举一事，若登天然”的刘大鹏，终于得到了命运的眷顾。这一年，他第六次参加山西乡试，在甲午科中排名七十，成功中举。

成为举人那一刻，刘大鹏兴奋至极，虽无范进中举后的疯癫丑态，但张扬之情难以自抑。自那天起，他每日早早出门，“行遍里中，共拜二三百家”，一连三天走街串巷，遍访亲友，行迹遍及周边的太谷县和省城，似唯恐他人不知其乡试中举一事。

按照清制，秀才中举，便有了参加会试的资格。翌年（1895）新春，刘大鹏怀揣着“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梦想，踏上了前往北京的道路。而北京之行，让小地方出身的他眼界大开，期间的所见所闻，更是让他坚信——拥抱科举方为人间正道。

进京赶考途中，举人们与商队不期而遇。商贩往往主动前来搭讪求助，希望混进举人的公车队伍中，搭个便车，而举人们往往乐遂其愿。待赶考的公车队伍抵达京郊卢沟桥，刘大鹏方知其中原委，“桥西设税局，无论品官行商，一律纳税，独不税及公车”。借由公车免税的掩护，商贩们成功躲过了沿途官兵的征税盘剥。

士人特权的能量，令刘大鹏窃喜：“我国家待士之厚，于斯可见一斑也。商人至此莫不回顾徘徊。”这一刻，读书人位居四民之首，地位远超坐贾行商的现实，深深地烙印在了刘大鹏的脑海里。

抵京之后，帝都的见闻，极大地满足了刘大鹏的虚荣心。

当年会试于贡院举行。第一次参试的刘大鹏，当场就被大清“国考”的排场折服。相较于各省乡试，北京会试“局面甚大”。他回忆道，当时“贡院中一切铺排，色色雄壮，办差臣工，莫不敬慎将事”。会试期间，头戴红顶的高级京官频繁往来于考场，处理各种要务。刘大鹏深感帝国中央对于科举的重视，不由得赞叹：“国家取人，亦可谓之郑重矣！”

往日在地方上参加乡试，作为秀才，刘大鹏尽管受人尊重，但也不过是得了个“先生”的敬称。而北京会试场里，许多官差在接待这些从各地前来京参加会试的举人时，都显得毕恭毕敬，无不称呼应试者为“老爷”。这声敬称一叫出口，即便尚未参试登科，也早已经使刘大鹏心花怒放，感念朝廷待读书人不薄。

此次会试，刘大鹏在功名上虽无所获，但整个流程带给他的触动，让他更加坚定了对科举体系的认同。返乡后，他愈发苦读，以备来日再战。

在刘氏家族的科举之路上，好事和坏事总是交织出现。坏消息是他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会试中因状态不佳，再度落榜；好消息则是其长子刘玠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考中举人。

光绪末年，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引发了庚子国变。作为报复性惩罚，西方列强在《辛丑条约》中要求山西等涉事省份停止科考。刘玠被迫前往邻省参加乡试，并成功中举。

父子同举，这是赤桥村难得一见的大喜事。尽管当地素来重商业，轻科举，但政治嗅觉灵敏的乡民们不愿错失这一攀龙附凤的良机。不多时，“朋友送礼贺登科者纷纷”。翌年（1903）正月，乡民们又向刘家送来一块题写“父子登科”的牌匾。刘大鹏盛情难却，一向节俭的他，为此不惜设宴二十一席以作款待。事后，刘大鹏又与儿子刘玠一同前往自家祖坟与各大寺庙祭拜还愿。

一门两举人，加之乡民的恭维与奉承，让刘大鹏“雄心复燃”。光绪二十九年（1903）春，全国会试暂借河南贡院开考，年近五旬的刘大鹏与长子一同奔赴开封参试。期间，刘家老太太病逝，为不影响父子参考，刘家人将死讯压下，直到试后方才通知父子俩。

不幸的是，刘大鹏又一次落榜了。

事后回想，刘大鹏觉得自己屡屡落榜，早在第一次参加会试时就已初见端倪。当时，各地才俊齐聚京师，“鸡立鹤群”的刘大鹏发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差距，“见夫人才荟萃，其多如林，倍觉自己愚昧无知，无地可容，抚衷自问，抱愧良深”。他很清楚自己那点才学，在其他应试者面前不堪一提。

此外，晚清以来，西学渐传，科举也渐渐与时代紧密联系，考题更趋向于经世致用。而刘大鹏久居内陆省份，对这一微妙变化的反应慢了半拍。在历史学者罗志田看来，“像刘大鹏这样从中国腹地山西出来的读书人，就可能因买不到新学书籍，或买到而熟悉程度不够而竞争不过久读新学书籍的口岸士子”。起跑线的不同，在某种程度上也造成了刘大鹏名落孙山。

连续三次落榜，对于一个以科举为念的读书人而言，就是一道忆之则痛的伤痕。换作一般的应试者，信心或许早就崩溃。但对刘大鹏来说，这样的打击仍不足以消磨其执念。

在科举制度的预设下，刘大鹏掉入了帝制时代构建的羁縻圈中，但作为当事人，他不明就里，为之痴狂执着，为之燃烧生命。

2

当刘大鹏醉心于科举功名之时，科举本身正经历着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光绪二十一年（1895）前后，甲午战争的败报在清王朝内部引起了强烈震荡，一些开明官吏为求自强，谋求改变帝国现状。光绪二十二年（1896），山西巡抚胡聘之、学政钱骏祥等人上书朝廷，希望“参考时务，兼习算学，凡夫天文地舆、农务兵事，与夫一切有用之学”，对科举进行调整。

这一年（1896）夏天，山西的街头巷尾都在谈论着这场体制改革，士子们揣揣不安。在焦虑和疑惑中，刘大鹏写道：“近有废学校，裁科考之谣，不知是否真切？人心摇动，率皆惶惶。凡为士者竟有欲废读书而就他业之人。”担忧之情，溢于言表。

晚清科举逐渐向实学靠拢，增加了不少经世致用的科目。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呈现出新瓶装旧酿的结果。光绪二十四年（1898），王锡彤赴京参加朝考，试后吐槽道：“盖本年虽奉旨改试策论，而主考官与应考者仍是从前一班人，当然以小楷端正者入选，尚复何言？”所谓的改革，仍是换汤不换药。

庚子国变后，朝廷里的改革派借势发力，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促成新政改革，并在全国掀起了一场“书院改学堂”的新式教育变革。然而，首鼠两端的清廷还是留了一手——新式学堂与旧式科举并重。显然，清廷高层既需要通过科举推行儒家忠孝的意识形态，又渴求新式教育提供技术型人才。但，这种“既要又要”的奢望，在风起云涌的清末已经很难达成局面的平衡。

随着日俄战争在中国土地上爆发，人们对清廷执行“局外中立”的抨击日趋激烈。改革派瞅准时机，趁势提出：“斯时必有殊常之举动，方足化群疑而消积愤。”光绪三十一年（1905），袁世凯、赵尔巽、张之洞、周馥、岑春煊、端方等一批地方督抚联名向朝廷呈递了《立停科举推广学校折》，直言科举“阻碍学堂，妨误人才”，声称“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始”，要求朝廷立即废除科举，为新式教育的全面铺开让路。

禁不住朝廷大员的施压和外部形势的逼迫，清王朝终于下定了决心：“自丙午科（1906）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一纸诏令发往各地，延续了1300余年的科举取士自此落下了帷幕。

从帝国顶层掉落的一粒砂石，于底层水面上掀起的，从来都不是柔和的涟漪。1905年10月中旬，科举废止的消息越过太行山，抵达山西腹地，引发了轩然大波。

在此之前，刘大鹏虽屡试不第，但心中对科举的执念与热情不减。然而，此刻，支撑信仰的支柱骤然垮塌，刘大鹏顿时手足无措，无所适从。

获悉此事后，他在日记中抱怨道：“下诏停止科考，士心涣散，有子弟者皆不作读书想，别图他业，以使子弟为之，世变至此，殊可畏惧。”突如其来的变局，令他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焦虑之中。

两天过去，刘大鹏在情绪内耗的泥淖中越陷越深：“甫晓起来心若死灰，看得眼前一切，均属空虚，无一可以垂之永久，惟所积之德庶可与天地相终始。”对于朝廷的这个“错误”决定，读了大半辈子书的他始终无法释怀。

随着时间推移，科举废止已成定局，刘大鹏只能在痛苦中接受这个事实。也许时代的残忍之处就在于此：当变革来临时，它从来不会主动跟任何人提前打一声招呼。

3

科举时代已画上句号，但日子还得继续。

对于往后的生活，刘大鹏心里也没底：“昨日在县，同仁皆言科考一废，吾辈生路已绝，欲图他业以谋生，则又无业可托，将如之何。”面对渺茫的未来，读书人皆黯然神伤。

在科举时代，围绕着功名，不少落榜或备考的读书人可以兼职授课以谋生计。但时代的交替，很快就让这些钻研四书五经的教书先生失去了谋生的舞台，失业潮随之而来。科举废止的第二年（1906），刘大鹏亲眼目睹了失业者的惨状。

当年3月的一天，刘大鹏在东阳镇邂逅好友。对方一见面便开始诉苦，因为朝廷停止了科举，自己已经无处可以谋生，有时竟“仰屋而叹无米为炊”。对于朋友的遭遇，刘大鹏不免感叹：“嗟乎！士为四民之首，坐失其业，谋生无术，生当此时，将如之何？”朋友在生计上面临窘境，他觉得心酸，却又实在无能为力。

在这些被体制抛弃的读书人当中，刘大鹏算是相对幸运的。他并没有立即失业，但情况也不乐观。

自光绪十八年（1892）起，刘大鹏为谋生计，正式收徒传道。四年后（1896），太谷县南席村票号商人武佑卿听说刘大鹏执教于乡里，就聘请其为私塾先生。作为回报，刘大鹏每年能得到一百两的束脩，而且每日的饮食均由东家供给，倒也算是一份不错的差事。

每日只管传道授业，吃喝不需自己操心，刘大鹏还会心生抱怨吗？答案是会的。

对于私塾先生一职，刘大鹏曾在日记中大吐苦水，“教书一事，累人太甚”，以致片刻不得闲。有一次，刘家老太太偶发疾病，而刘大鹏身处外地不能回家照料，为此他又发起了牢骚：“今因母亲大人之病，而去来不能自如，殊令人闷闷。”光绪二十二年（1896）八月十五日，刘大鹏因工作无法回家团聚，便在日记中写道：“今日为中秋佳节……而余乃在外教书，远离二亲膝下，不能以菽水称欢，此心所大抱歉者也。”字句之间无不抱怨这份辛劳的差事妨碍了他尽孝双亲。

工作的忙碌，也使刘大鹏渐渐疏于对科举会试的备考。每当提及此事，他便抱怨不已，“舍己之田，耕人之田，已涉自待之薄，志之卑、计之疏莫甚于教书一事”。对于坐馆授业，他也曾在日记中袒露心迹，“读书之士不能奋志青云身登仕版，到后来入于教学一途，而以多得几脩金为事，此亦可谓龌龊之极矣”。可见，在他心底，教书始终是获取最终功名之前的无奈之举。

尽管满腹抱怨，计较于坐馆授业中的得失，但他最终还是向生活作出了长期妥协。在乡村教书先生任上，他还算敬业，默默“藉舌耕为恒业垂二十年”。

到了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廷下令废止科举，时代变革的风沙吹入了刘大鹏的眼中。当时，东家仍坚持让他留下任教，奈何他不懂新式教育，课业逐渐遇冷，课堂里的虚席日益增多。宣统三年（1911），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垮台。依赖于旧式教育的刘大鹏，在这一年里彻底失去了西席之位。

民国初年，失业的刘大鹏再一次陷入惆怅，“乃因新学之兴，予之恒业即莫能依靠，将有穷困不可支撑之势，遂另图生计，度此乱世”。但他的再就业之路并不平坦。期间，他曾出任过县议长等公职，上任不久便因为与同僚不合而辞职。1913年4月，晋祠蒙养小学聘请他出任教员，仅仅当了半年老师后，他就因催讨欠薪无果，辞职而去。

刘大鹏的父亲去世后，给儿孙留下一家木店，但生意每况愈下。微薄的利润难以支持刘大鹏养活一个拥有十六口人的大家族，出路仍需另觅。

山西素来盛产煤炭，这就给了刘大鹏解决生计的又一条出路。1914年，应好友杨九锡之邀，他“集资本，租赁石门窑，以开采煤矿”，经营起一家小煤窑。此后，刘家的财务状况开始好转。在他经营煤矿的16年时间里，“虽未大发财源，却年年稍有盈余，尚未亏累”，而他本人也是众望所归，被公推为南四峪煤矿事务所的经理。

经商的同时，刘大鹏仍不忘打理自家的十余亩土地。有人对此大惑不解，批评他“毋乃不类”，有作秀的嫌疑。刘大鹏却不以为然，坦然回应称“余家以耕读为业，不耕则糊口不足，不读则礼仪不知”。

在经商和务农的忙碌中，生活相对平稳地进行着。变数，发生在了1929年。

当时，因与合作伙伴产生龃龉，刘大鹏的煤炭产业出现了经营危机。军阀混战造成的乱局也波及到了山西。因军队强征，运煤车不敢到山西拉煤，“故峪中无运煤之车，窑上之煤因此不能畅销”。自1930年代起，煤炭生意一蹶不振，几近破产的刘大鹏只好回乡务农。

农耕收获总是有限的，刘家田地所产仅够一家人数月之食。为解决温饱问题，年事已高的刘大鹏有时也不得不下地帮忙。虽然农事辛苦，但他也能从中感受到心灵的舒展。

1942年，离抗战结束还有三年，于刘大鹏之生命却是最后一年。

这一年8月，山西的雨水较往年更加充沛，这令年迈的刘大鹏欣喜不已。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他用已经枯槁的手执起笔，在日记中颤颤巍巍地写下了“雨势若此，则可不怕秋旱矣”，语调完全像是一个将全家生计寄托于风调雨顺的农家翁。

迟暮之年仍在为农事操心，刘大鹏或许早已完成了自己身份的转型与融合。年幼的小辈们并不知道的是，这个近似农家翁的老者，早年还是个以考取功名为念的科举拥趸。

4

活在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刘大鹏的痛苦本质上是旧时代大多数读书人的痛苦。

清末新政铺开，朝廷推崇西学已成定局，彼时的读书人走到了人生的岔路口：必须在守旧和维新之间二选一。

时代大势如此，于是越来越多人拥抱后者，“凡讲说孔孟者莫不群焉咻之”，不但将儒学士子“目为顽固，指为腐败”，还将所谓的“不达时务者”一律视为“弃才”。刘大鹏并非不知西学大流行，但他坚持以传统儒学教育学生，并自诩“人弃而我不弃，此其志也”，摆出了一副与新学教育绝不妥协的姿态。

科举废止后，刘大鹏态度依旧：“自幼所学者孔孟之道，迄今谨守之不敢一疏。当此之时，国家变法，设立学堂，停止科考，士皆舍孔孟之学而学洋夷之学，区区之心，殊觉不安，而况随俗浮沉，靡然从风乎?”显然，科举与旧学的种子，早已在他心中根深叶茂。

刘大鹏的不合作姿态，直到民国初年仍在维持。1913年4月，他受聘出任晋祠蒙养小学教员，负责教授国文、修身等科目。然而，他经常罔顾民国政府“不准诵读经书”的禁令，私底下“以四书五经为本而教科书为末”，在课堂上夹带旧学私货。每遇官方派人巡检，他便与之玩起了敌进我退、敌退我进的的猫鼠游戏，斗智斗勇，乐此不疲。

对刘大鹏来说，无形之思想是一块抗争的阵地，有形之辫子也是一块阵地。

光绪三十四年（1908），太常秦氏开办学堂，聘请了三名教员。其中，一位来自五台县的年轻教员格外引人注目——因其留学过日本，不但剪掉了发辫，还穿起了洋装。刘大鹏对其前卫的装束极为不满，痛斥道：“殆华人而变为夷者也……有识者见之，莫不谓若辈之失其本来面目，毫无廉耻焉尔。”

民国建立后，弃旧迎新的风潮席卷各地，男人们纷纷剪去象征旧时代的长辫子，变身为新国民。刘大鹏却对此嗤之以鼻，仍旧保留着一头长辫子走街串巷。

1912年夏，有好事者趁其不备，一刀将其长辫剪去半截，这令刘大鹏愤怒不已。即使在失辫一年后，他仍余怒未消，每每想起这个剪辫者，就放下读书人的斯文，破口大骂：“恨贼为乱难当，莫能食其肉而寝其皮，为此生之大憾。”直到1918年，眼看赤桥村的留辫者已所剩无几，刘大鹏还在对“清家之国粹”被剪除一事痛心疾首，哀叹道：“发辫何以不幸遭此灾殃哉！”

此时，刘大鹏的身份认同更像是一个清朝遗老。对于民国社会的新风尚与新气象，他时常予以口诛笔伐。

随着时间流逝，刘大鹏感受最多的是无可奈何，时常独自哀叹：“辛亥大变以来，伦常全行破坏，风气亦更奢靡，礼义廉耻望谁讲究，孝悌忠信何人实行，世变日亟，岌岌乎其可危。”作为思想上的“遗老”，他不明白，也不能接受世道沦落到这种“不堪”的地步。他无法约束他人，只得转而保持自我。

然而，时代进步的压力，终究会让任何人低头。

光绪二十八年（1902），山西省为响应清末新政，按照新式教育创办大学堂（即山西大学前身），一批精通近代科学知识的中、外讲师被招募入校执教。这引起了一些老派教员的不满，他们不愿与新学讲师为伍，纷纷辞职而去。得知消息的刘大鹏为之振奋，大赞离职者“可谓有志气者矣”。可是，当他的次子刘瑄的升学问题出现，他又迫于无奈，只得允许儿子报考这所自己不甚待见的新式大学堂。

光绪三十二年（1906），榆次县和太谷县的一些村庄开始兴办女子学堂。这本是一件普及教育的好事，然而，听到是男教员给年轻少妇和姑娘授课时，刘大鹏化身为道德宪兵，大加挞伐：“此风一开，则男女有别之道并不讲矣。”但到了1921年，刘大鹏便不再坚持这一初衷。这一年3月，政府给他送来了太原县立女子高等学校校长一职的聘书，他“辞之不获”，就接下了这一任命，全然忘记了当初对男教员执教于女子学堂的批判。

刘大鹏的妥协，并不止于教育层面。

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曾全面推行阳历，鼓励老百姓过阳历新年，但“百姓皆不以为然，惟官厅庆贺，民皆睨而视之”。刘大鹏对此冷嘲热讽，“彼等之年，非吾之新年耳”。1928年，民国政府颁布法令，强制推行阳历，并禁止民间发行能将阴阳历转换的日历。翌年（1929）元旦，刘大鹏终于向政令妥协，与家人一道制作“扁食”，庆祝他往年一直嫌弃的“阳历之新年”。

整个民国时期，刘大鹏虽然依旧愤世嫉俗，抨击新社会带给他的不适，但他坚守的“阵地”已在新时代的冲击下日渐“沦陷”。到晚年，他发现自己的抵抗阵地所剩无几。

1942年秋，86岁的刘大鹏走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去世前，他身上穿着与时代格格不入的长袍马甲，头戴老式瓜皮帽。在这一身旧式穿搭的包裹下，他追随着一个早已落幕的时代而去。

我们常说，历史的洪流奔涌向前，跟不上时代步伐的人并不值得同情和留恋。但，这种“进步观”就是天然正确的吗？历史学家沈艾娣在《梦醒子：一位华北乡居者的人生》一书中指出，刘大鹏代表的是那些在主流话语中失声的“遭受进步之苦的人”，这些人可能来自被时代抛离的地区与阶层，甚至是整个中国的乡村人口。

史书总爱将“进步”写成一场凯旋，却鲜少有人凝视那些被碾碎在车辙下的灵魂。

37岁那一年的冬天，刘大鹏做过一个梦。梦里，一位仙人向他传授了圣贤之道的真谛，他突然开悟，恍如冷水浇背，一下子惊醒了：

“乃知从前竟在梦中过活，今日方才梦醒耳。”

是的，梦醒了，但他不知道自己将坠入一场更长久的梦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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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龙：《走向田野与社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

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

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

高盼望：《乡村教师生活的历史考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

[英]沈艾娣著，赵妍杰译：《梦醒子：一位华北乡居者的人生（1857—1942）》，北京大学出版社，2024年

[美]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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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赛博、李明：《变革时局下的个人日常生活史——以刘大鹏<退想斋日记>为中心》，《地方文化研究》，2023年第6期

李秀杰、周文鼎：《近代教育变革中乡村塾师的情感世界——以刘大鹏为考察中心》，《教育评论》，2024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