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缇娜是陈丹燕的译者,也是一个码头工人的女儿。十年前,她给陈丹燕做翻译的时候,很爱书中所写的“码头上潮湿的咸风,还有大风里分崩离析的声音”。十年后,陈丹燕来到德国旅居,两人在不莱梅重聚。看着那绵延两公里的历史艺术装置,聆听表示船只归家的汽笛声,金色光芒洒进来,没有人舍得离开。
不莱梅港口博物馆的汉斯,外滩书的译者马缇娜,以及我,我们站在博物馆地面上的一张不莱梅港区地图上。
汉斯说,在不莱梅港区从未有过劳动号子。码头工人装卸货物大多是三个人搭档,两个人把从船上卸下来的货物装到推车工人的两轮推车上,由推车工人就将货物运到码头另一端的仓库里卸下。
那两个装卸工是运输的核心人物,他们搭对时,大多数寻找的是身高体重差不多的人,彼此容易默契,搭档确定后,他们总搭伴干活,以姐妹互称。
“有意思吗?他们用的词是姐妹,而不是兄弟。”马缇娜对我眨眨眼。
汉堡港口博物馆的卡思登说,在靠肌肉而不是工业革命带来的机器和以后革命般的大型集装箱的年代,码头上响彻云霄的都是推车钢轮在地面滚动发出的刺耳声音,以至于码头上不得不流行一些特有的工作语言,使得工人之间得以交流。为了减轻噪音,一度给推车装上橡皮轮子,但橡皮轮胎增加了阻力,使本来沉重的推车越发沉重,工人们不得不放弃。
“这么嘈杂的码头,大家都靠眼神交流,说话都是听不见的。”
“那么在此以前呢?”我问。
“在此以前,船工和码头工人是同一组人。Shanty是我们的传统号子,就是他们划船或者搬运时用北方德语土话唱的。我相信更早的时候,shanty里也有类似你所说的搬运号子。”
“我们有宁波号子和苏北号子,也可以说是一种土话。”我说。
因为它是功能性的,为了协调搬运重物时人们的行动。因此它也是一种为肌肉绷紧而发出的声音,具有普适性。
汉堡港口博物馆外面有两公里长的码头沿岸,保留着当年码头的基本面貌和用具。卡思登站在高高的升降舷梯上说,好好享受吧。
刚开始,我以为就是去看保留的遗存,能看到码头模型里的种种实物。我乐意看到它们,它们唤醒了我的记忆。当经过吊车下面时,我几乎听到父亲的声音:“看着点。”他总是提醒我要当心吊车上的货物砸下来。
马缇娜也很乐意去码头。她和我,眨眼就走散了。码头上有船缆绳,地上有窄轨铁路,铁轨上停着敞篷的车厢,还有笨重的老式皮卡。
有时我看到她若有所思地站在废弃的港口小轮码头上,那里还留着短短的舷梯,以及一个橘色的救生圈。她站在那里,张着双手望向港口,好像一个等船的乘客。有时我从眼角里看到她朝我走过来,但看到我又避了开去,我想,一定是自己脸上也有元神出窍的样子。她十年前就翻译了我的外滩书,我们一起在汉堡和奥登堡做了好几次朗读会,她的确懂得了我对码头的感情。
还要再等几天,我才会知道她如此温柔的真正原因。
汉堡旧码头上堆满了物件。但当我行到这里,克服了眼花缭乱,才发现这些看似自然堆积的一切,实际上线条,体积,颜色处处相配,浑然一体。这里应该就是绵延两公里的码头历史装置艺术,一个体量巨大的大地艺术作品。所以卡思登才会说“享受它。”
这一切摇撼着我的心。
码头上的初夏如此明亮,铁锈和时间摩挲过的工业油漆如此饱含着时间珍贵的色调,码头上空旷的海风如此强劲潮湿。我真的享受这一切。父亲已经去世多年了,我一直在看到中远集装箱时想起他,此刻,在这个陌生的码头,他又回到我心头,带着他对码头和码头工人那种温暖的感情。我想,码头和父亲在我心里已混在了一起。当在这个世界到处也找不到父亲时,在一个陌生之处看到一个旧码头,就像突然找到了他,那个1967年酷暑里,自愿去跟码头工人扛大包,因此也学唱了劳动号子的,苦闷的人。
回想起来,也许是对父亲的思念将我引导到对码头工人劳动号子的比较上来。写外滩书的那些年里,我通读过一遍《上海工部局董事会议记录》,第一次在董事会议记录里读到关于码头工人号子的记录,还是在最初的一本里面,1850年代前后的。直到我父亲在1967年向我提及在上港三区通行的劳动号子。我将这个声音理解为代表里上海成长最重要的声音。通商口岸城市,应该就是在码头装卸的声音里长大的吧。这是劳动号子在私人情感之上的历史意义。
马缇娜仍旧站在小轮的浮码头上不回头,要到后来,我才知道她那时想到的也是她的父亲,他写的诗,画的船,他的时代苦闷。
马缇娜平日很忙,我从未像这次一样,在汉堡时可以跟她每天见面,而且一起去码头。由她去听码头上的人各种口音的德语,并翻译成书面中文给我。常常是一整天,她都跟我在码头上。有一天她接了个电话就笑了,跟我说:“奔驰总发新款车的广告给我。他们以为我能养得起马,就一定买得起他们的新款车。他们不知道我是个艰难养活自己的译者,我养我的马,只是因为我在欧洲马匹最好的小城长大,习惯了骑马而已。”
有时,马缇娜来不及换衣服就来接我去码头,她穿骑马装的样子真有不同平日的英俊,格外的英俊。
采访休息时我们闲谈,回忆起来,我们从前做外滩书德文版朗读会时,还一起去看了易北河口上的一个小镇,有许多船长把家安在小镇上,离海口很近。我记得马缇娜说过,凡大船进港都要通过这里,船会在通过时鸣笛,告诉家里人自己回汉堡了。
那时我们在小镇上走来走去时听到汽笛,马缇娜立刻就笑了:“啊呀,我好喜欢这声音。”她说。
从汉堡去不莱梅的一路,就是马缇娜回老家的路。
她说起童年时代跟父母去港口的事。她记得全家开车去不莱梅港或者汉堡港,去吃夹鱼德国小面包的情形。她父母有时还会专门到港口去吃这种面包。每次去港口,全家一定会去乘港口的小轮,在港口里绕一圈。父母对港口一切的爱影响了她的世界观。那时马缇娜的爸爸已经把办公室放到了家里,所以马缇娜从小就熟悉了与码头相关的事物。爸爸苦闷的时候,常常在本子上画船。马缇娜也学着爸爸画船。
“你爸爸真浪漫。”
马缇娜就笑,是那种成年女子对一个生性浪漫的男人欣赏的笑容,“是啊,他真是一个浪漫的人。”
到汉斯提及集装箱带来的码头危机,她为了解释“危机”,才谈及自己家庭的变故。父亲家祖传的轮船公司由于没能及时应对危机,终于血本无归。她家住不起汉堡,才搬到养马的那个小城。“我的理想一直是做一个船长。”她说,“可是我的数学又不够好。”
我这才明白,十年前她为什么那么顶真地对待外滩书的翻译,为什么会脱期,为什么会反复说自己喜欢书里流露出来对码头风物的爱。“你书里提到了码头上潮湿的咸风,还有大风里分崩离析的声音,我好爱。”她说过。
现在我才知道她不是在说客气话,也不是在评价它的文学价值,而是她在书里找到了另一个爱港区的人。
傍晚时天空突然放晴,金红色的夏日光线给码头带来梦境般的意味深长,这是欧洲夏日最美的时刻——漫长的晴朗傍晚,一切宛如得到补偿般的温柔,我们俩都舍不得离开。
编辑:遇婳
图片由作者提供
新媒体编辑:子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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