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军宿将投靠日寇，部下编顺口溜：浑身是臭气，终生洗不完

1942年5月，原西北军“十三太保”之一的孙良诚，带领所部三万人投靠日军，沦为汉奸。因为孙部大多数官兵是被裹挟投日的，所以不少人愤愤不平，倍感屈辱，还编了段顺口溜：“抗战五年多，和平二年半，什么都不落，落个当汉奸。自觉低一头，更怕熟人见；浑身是臭气，终生洗不完。”

孙良诚，并非无名之辈。他是直隶静海（今天津静海）人，19岁投身冯玉祥所部，因作战勇敢、指挥得力而迅速崛起，成为冯玉祥麾下最得力的干将之一，与孙连仲、佟麟阁、刘汝明、韩复榘、石友三、张维玺、过之纲、闻承烈、程希贤、葛金章、赵席聘、韩多峰等人，并称“西北军十三太保”。

中原大战后，“反蒋联军”全线崩溃，孙良诚所部接受了张学良的改编，与西北军其余各部编为第29军，军长由宋哲元担任。孙良诚与宋哲元素有旧怨，在29军站不住脚，只好跑去天津闲住。

1933年，冯玉祥成立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孙良诚应召前往，担任骑兵挺进军军长，但不久便遭到中央军的围攻。

在与中央军对峙即将展开大战之际，孙良诚作为南路军总指挥却称病跑到张家口，此举令冯玉祥大为不满，自此对孙良诚冷眼相看。

全面抗战爆发后，孙良诚一度赋闲在家，未能获得国民政府的重用。直到1939年，他的同僚、同样出身西北军的鹿钟麟出任冀察战区总司令兼河北省主席时，才念及旧情，给了孙良诚一个“冀察战区游击指挥官”的头衔。这个职务听起来似乎不小，负责统辖冀南地区各路杂牌游击武装，在敌后牵制日军。

但孙良诚很快发现，自己这个“指挥官”更像是一个光杆司令。冀南地区的游击武装成分极其复杂，有的是地方民团改编，有的是被打散的旧军阀残部，还有的是纯粹的土匪武装，各派势力拥兵自重，各自为政。除了他自己能够直接掌控的一支人数不多、装备简陋的游击队外，其余各队大多阳奉阴违，根本不听从他的号令。

孙良诚名为“指挥官”，实际上却指挥不动几支部队。这些所谓的“友军”，不仅难以形成抗日合力，反而常常为了争夺有限的地盘、粮草和武器而相互倾轧、火拼。更有甚者，不少部队军纪败坏，动辄骚扰村民，抢掠民财，与打家劫舍的土匪无异，甚至还时常与深入敌后、艰苦抗战的八路军发生摩擦，制造“反共”事端。

孙良诚身处其中，既要努力维持部队生存，又要应对日伪军的频繁“扫荡”和“清剿”，还要处理内部杂牌武装的种种乱象，可谓是焦头烂额，举步维艰。他兵力微薄，装备奇差，每次与日军发生冲突，往往是以卵击石，能够保存性命、避免部队被彻底打散已属不易，根本谈不上主动出击、建立大的功勋。

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为了生存下去，孙良诚不得不再次放下身段，去依附当时在冀南地区势力相对较大的两位原西北军同僚——新八军军长高树勋和第六十九军军长石友三。这两人也都是西北军出身的悍将，手握一定的兵权，与孙良诚算是“故旧”。孙良诚希望能够借助他们的力量，至少在粮饷弹药方面得到一些接济，或者在遭遇日军扫荡时能够相互策应。

不过，高树勋与石友三这两位昔日的袍泽，此刻却早已面和心不和，彼此之间充满了猜忌和矛盾。高树勋为人较为精明，担心实力更强、野心更大的石友三会找机会吞并自己的部队，因此处处提防。而石友三则性格暴躁，行为跋扈，反复无常，与各方势力都存在摩擦。

孙良诚夹在这两位大佬中间，地位尴尬。他试图扮演“和事佬”的角色，利用自己的老资格和旧交情，在两人之间进行斡旋、说和，希望能化解矛盾，形成合力。但他的一番苦心，却收效甚微。高、石二人之间的矛盾根深蒂固，利益冲突难以调和，关系反而日趋紧张，甚至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

1940年12月，高树勋与石友三之间的矛盾终于达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再加上石友三与日军暗通款曲，高树勋下定决心，要除掉石友三。

高树勋找到孙良诚，表示愿意与石友三“开诚布公”地谈一次，化解误会，共商抗日大计，请求孙良诚出面做中间人，邀请石友三到自己的防地——濮阳柳下屯会谈，并信誓旦旦地向孙良诚保证，绝不会对石友三有任何不利。

孙良诚最终同意了做这个“中人”，并亲自前往石友三处，转达了高树勋的“诚意”，并以自己的名誉向石友三担保其安全。

石友三虽然生性多疑，但也知道与高树勋的矛盾必须解决。考虑到有孙良诚做保，最终还是放下了戒心，只带了少量随从，前往柳下屯赴会。

结果，石友三刚一进入会场，便被高树勋预先埋伏好的士兵一拥而上，当场制服。随后，高树勋下令，将石友三及其随从全部活埋，这位反复无常的“倒戈将军”，就这样结束了他充满争议的一生。

石友三的死，让蒙在鼓里的孙良诚，陷入了极其尴尬的境地，他当面找到高树勋，将其痛骂一顿，宣布与高树勋决裂，随后领着自己的部队离开了冀南，驻防在山东的定陶一带。

此时，孙良诚已经被任命为鲁西行署主任。孙良诚抓住这个机会，开始经营自己的小地盘。他利用行署主任的名义，成立了保安独立旅（由其堂弟孙玉田任旅长）、第二独立旅、游击第四纵队等武装力量，试图以此为基础，东山再起。不久，原石友三的旧部王清瀚也率领着两个团的人马，前来投奔，孙良诚的势力似乎又有了些起色。

1941年冬，国民政府对战区进行了调整。位高权重、手握中央军主力的汤恩伯，被任命为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鲁苏皖豫四省边区总司令。孙良诚所在的鲁西地区，被划入了汤恩伯的管辖范围。这意味着，孙良诚成了汤恩伯名义上的下级。

汤恩伯绝非善类，此人野心极大，一心想当“中原王”，对于非嫡系的地方杂牌部队，向来是采取打压、分化、直至吞并的策略。孙良诚深知，自己这支根基不稳、背景复杂的部队，落入汤恩伯的手中，恐怕是凶多吉少。

果然，不出孙良诚所料。汤恩伯坐镇洛阳，很快便将目光投向了孙良诚这块“送到嘴边的肉”。他没有立刻动用武力，而是采取了一种更阴险、更“合法”的方式——卡脖子。

作为战区第二长官，汤恩伯掌控着该区域所有国军部队（名义上）的粮饷、弹药、被服等军需物资的分配权。为了吞并孙良诚的部队，汤恩伯开始有计划地、系统性地克扣、削减甚至完全中断对孙良诚部的各项供应。

孙良诚部队的日子，立刻变得艰难起来。士兵们本来就缺吃少穿，现在更是食不果腹，常常只能以野菜、树皮充饥，军心涣散；武器装备本就破旧落后，现在连最基本的子弹补充都得不到保障，枪支成了烧火棍，部队几乎完全丧失了战斗力。

孙良诚心急如焚，多次派人甚至亲自前往汤恩伯的总部交涉。但汤恩伯总是摆出一副“公事公办”的架势，以“战区物资匮乏”、“敌后运输困难，补给线不畅”等冠冕堂皇的理由来搪塞。有时实在被逼急了，就象征性地批拨一点点微不足道的物资，如同打发叫花子一般，根本无济于事。

恰于此时，汤恩伯又以苏鲁豫皖四省边区党政分会主任名义，派李仙洲到山东聊城设立重建区行政公署，并派韩多峰接替孙良诚的鲁西行署主任职务。

孙良诚顿感处境艰难，便召集赵云祥、王清瀚、傅二虞等心腹，商讨新的出路。

孙良诚说：“汤恩伯步步紧逼，不给我们留活路。眼下的局面，已是危如累卵。我们不能再等下去了，必须尽快找到一条生路，大家都说说吧，我们该怎么办？”

师长王清瀚率先打破了沉默，他提出了所谓的“上中下三策”。

王清瀚说：“上策是捐弃前嫌，主动去联络高树勋。高树勋虽然与我等有过节，但他与汤恩伯也素有矛盾。唇亡齿寒的道理，他不会不懂。若我等能放下身段，主动示好，与其合兵一处，共同对抗汤恩伯，或许还能抱团取暖，争得一线生机。”

话音未落，另一位师长赵云祥便立刻发出了冷笑：“哼，联合高树勋？王师长，您不是在说笑吧？高树勋是什么人？当年在柳下屯杀石友三时梁子结得那么深，他能真心与我们合作？只怕到时候，他会第一个把我们卖给汤恩伯！”

王清瀚叹了口气，继续说：“既然上策不通，那便是中策。中策，是放下架子，主动与敌后的八路军取得联系，寻求他们的支援。八路军虽然装备差，但抗日坚决，民众基础好，或许能看在共同抗日的份上，接济我们一些粮草弹药，或者在我们困难时提供一些掩护和策应。”

对于这条路，赵云祥再次表示了强烈的反对和不屑：“八路军自己都穷得叮当响，能给我们多少支援？难道要让我们的弟兄们跟着他们一起吃糠咽菜，过那种苦行僧的日子？恐怕不用打仗，队伍就先哗变了！”

王清瀚沉默了良久，说出了最后一条路：“既然上策、中策都走不通，那就只能走下策了，下策就是投靠日本人。”

孙良诚听完这上中下三策，尤其是这最后的“下策”，内心还是有些犹豫，最后摆了摆手说道：“此事关系太大，绝不可轻下断言。大家都回去再好好想想，容我也再仔细权衡权衡。”

孙良诚的犹豫，却给了早已心怀鬼胎的赵云祥可乘之机。赵云祥认定孙良诚内心已经屈服，只是拉不下脸面。他决定不再等待，要亲自“推”孙良诚一把，将这“生米”彻底煮成“熟饭”。

会议结束后，赵云祥立刻秘密行动起来。他早已通过某些渠道，与盘踞在开封的伪河南省长、原西北军旧将刘郁芬取得了联系。

赵云祥派遣心腹郭念基、谢天祥，再次潜入开封，向刘郁芬明确表示：他们决心率部投靠汪伪政府，条件基本可以接受，唯一的问题是顶头上司孙良诚还在犹豫，需要刘郁芬出面，利用旧交情进行最后的“劝说”，并请刘郁芬代为向南京汪精卫政府沟通具体事宜。

刘郁芬自然乐于促成此事，立刻向汪伪政府汇报，并很快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同意接受孙良诚部投降，保留其部队番号（改编为伪军），划定防区，并给予优厚待遇，具体事宜由刘郁芬负责接洽。

拿到汪伪政府的“批复”后，赵云祥觉得时机成熟了。他让郭、谢二人带着刘郁芬写给孙良诚的亲笔信去见孙良诚。

孙良诚看到刘郁芬的信后，还故作姿态地表示自己“绝不与其同流合污”，但最后却又话锋一转，说：“要我过去也行，但是地盘要给我划好，部队番号要给我保留，粮饷弹药要给我充足！”

郭、谢二人见状，心中了然，这位司令长官终究还是“从”了，只不过还要摆摆架子，谈谈价钱。

摸清了孙良诚的底牌后，赵云祥开始进行最后的“逼宫”。他一边继续通过郭、谢二人与刘郁芬方面敲定投敌的具体细节和条件，一边则不断派人催促孙良诚，要求他尽快做出决定，发表通电。

但孙良诚依然在拖延犹豫，迟迟不肯迈出这最后一步。

赵云祥失去了耐心，决定不再等待，要用一场精心策划的“兵变”闹剧，彻底断绝孙良诚的退路，逼他就范。

他秘密联络了另一位已经投敌的原西北军将领、驻扎在归德（今商丘）的伪第四方面军司令张岚峰。

赵云祥让亲信郭念基去见张岚峰，说道：“张司令，请你务必帮兄弟一个忙。我们这边投靠的事都谈妥了，就差孙司令点头，他还在那里抹不开面子。想请您派一支部队，到我们曹县附近‘演一场戏’，摆出要围攻的样子，把他吓唬一下。等他被逼到绝路，也就只能跟着我们走了！”

张岚峰与赵云祥或许早有默契，又或许乐于配合演戏以壮大伪军声势，当即答应。

几天后的一个深夜，大批番号不明的“日伪军”（实为张岚峰部伪军）突然出现在曹县赵云祥师部驻地周围，并迅速完成了合围，枪声四起（朝天放枪），火把通明，制造出一片兵临城下的紧张气氛。

赵云祥部的官兵从睡梦中惊醒，顿时乱作一团，以为遭到了日军的突袭。就在这混乱之际，师长赵云祥却异常冷静地出现在高处，大声安抚部下：“弟兄们，不要慌，都给我守住阵地，不准开枪。只要不抵抗，投降了，咱们就能保存实力，日后再做打算！”

喊话的同时，赵云祥向亲信一挥手。早已准备好的“汪伪”旗帜被迅速升起，并按照事先约定的暗号向包围圈外的“友军”挥舞。外面的“日伪军”见到信号，立刻“心领神会”，停止了喧嚣，并于不久后悄然撤围而去。

这场由赵云祥自编自导自演的“兵临城下”闹剧，成功地在部队中制造了“不得不降”的假象。紧接着，赵云祥不再等待孙良诚的授权，以师长的名义，率先向全国发出通电，宣布脱离重庆国民政府，率部“归顺”南京汪伪政权。

第二天，师长王清瀚也“心有灵犀”般地率领他的部队，从驻地定陶赶到曹县，与赵云祥会合。

至此，孙良诚麾下的两个主力师，都已公开投敌。他这个总司令，身边已无一兵一卒可以调遣，彻底成了一个光杆司令，所有的退路都被堵死，再也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

不久之后，孙良诚的名字，也出现在了投敌通电的名单上。但在通电发出后，他似乎还想为自己保留最后一丝颜面，又故意对外界做出一副“身不由己”、“被部下裹挟才不得已而为之”的委屈姿态。

早已看穿一切的赵云祥，忍不住当面出言讥讽：“司令，都到了这个份上，您就别再装样子了，既然决定要吃这碗肉，就别怕身上沾腥气！”

孙良诚被这番话刺得满脸通红，羞愧难当，却一句话也反驳不出来。

不久，孙良诚所部被改编为伪“和平建国军”第二方面军，由孙良诚担任总司令，赵云祥、王清瀚分任下辖的伪第四军、伪第五军军长。

值得一提的是，孙良诚所部的绝大多数普通士兵，都是在稀里糊涂、甚至是被欺骗、被裹挟的情况下跟随长官投敌的。当他们明白过来后，顿感屈辱，为此还编了段顺口溜：“抗战五年多，和平二年半，什么都不落，落个当汉奸。自觉低一头，更怕熟人见；浑身是臭气，终生洗不完。”

孙良诚投日后，随着战争的持续，日军已经是日薄西山，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或许是为了给自己留一条后路，他在担任伪职期间，也曾与重庆国民政府方面保持着一些秘密的联系，企图在两边都下注。

抗日战争胜利后，眼看日寇败亡，汪伪政权垮台，孙良诚再次施展其“变色龙”的本领，迅速向国民党政府靠拢，率领部队接受了收编，老蒋委任其为第二路军总指挥。

淮海战役的时候，孙良诚所部被改编为第107军，隶属于黄百韬的第7兵团。孙良诚本有起义的机会，但始终摇摆不定，最终第107军在撤往徐州的过程中，被我军歼灭两个师，孙良诚被迫率第260师向解放军投降。

投降以后的孙良诚，谎称同杂牌军第8兵团司令官刘汝明关系极好，可以冒险去做说客。

我军派了周镐（军统少将、地下党员）、祝元福（华东局通讯组组长）、王清瀚（260师师长、地下党员）三位同志，陪同孙良诚赶赴蚌埠，去执行游说刘汝明的任务。

但反复无常的孙良诚，转过身来就将三人出卖，三位同志不久后在雨花台牺牲。

孙良诚被老蒋训斥了一顿后，马上逃离南京，躲去上海隐居。

上海解放后，孙良诚被我军抓捕，两年后病死于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