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人生突如其来的哀伤，当代年轻人正在建立自己的追问

我们常常忘记，年轻人也会经历丧亲之痛。参考相关数据推断，经历过父母离世的年轻人约占群体总数的5%—11%。

在一个避谈生死的社会，失去至亲的痛苦，是否真的像旁人想象的那样可以“过去”？被一次次重复的“节哀顺变”，是安慰、劝诫，还是伤害与冷漠？

《与哀伤共处：经历父母离世的年轻子女》一书的作者香港中文大学博士李昀鋆，一位为母亲离世而哀伤的女儿，与44位在青少年期至成年初期经历父母离世的年轻失亲者进行了访谈，深度讲述与重构了他们的哀伤叙事。

哀伤会“过去”吗？（序）

1.自私的缘起：

这是一个给自己找答案的研究

2016年1月12日，在旁听我的博士导师陈智豪教授的《与哀伤共存》课程时，他想要了解同学们的期待，我这样写道：“我想知道要怎么与哀伤共处。我的哀伤似乎永远不会停止，我爱的人永远不可能回来了，而我每天都觉得好痛。”

我的人生以2014年7月29日为分界线，被清晰地劈开成了两段。那年的7月25日，正在学校自习的我突然接到家人的电话，得知母亲中风入院。当我匆忙赶到医院时，母亲已被送进了重症监护病房。那四天里，母亲始终在昏迷之中，而我每天只有大概十几分钟的时间被允许守在她的病床旁。即使我固执地不肯离开医院寸步，幻想着飘离母亲肉体的灵魂会因为看到守候在外的我，知道我如此担心就会赶紧回去；即使我卑微地向自己知道名字的所有神灵祈求母亲可以醒过来，哪怕最后我要放弃学业变成照顾者也没有关系，然而四天后，我还是失去了我最爱的妈妈。

我的人生好像突然被推入了一个永远醒不过来的噩梦。在外人看来，经历母亲离世的我很快放下了哀伤：葬礼后，我正常地继续着在复旦大学的研究生学习，考雅思，顺利申请到了香港中文大学的博士生，外表看起来一如从前。而实际上，我的哀伤从未“过去”，我没有一天不会想起母亲，没有一天不会因想念她而流泪（我甚至很自豪这一点，因为这代表着我从未忘记她），只是从未在他人面前展现这份哀伤。

这也是让我觉得分裂的地方：母亲的离世明明把我推进了爬不出来的痛苦深渊，为什么我的人生在表面上却依然风平浪静？现在的我还是从前的我吗？我应该怎样处理这份哀伤的痛？

所以老实说，这是一个自私的研究。研究的缘起来自我的私心：我想知道死亡、丧亲和哀伤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想知道我的母亲现在究竟在哪里，过得好不好。我无法忘记她，或是放下她，也不知道该怎么独自一人继续活下去，我只能一辈子躲在无人的地方舔舐自己的伤口吗？我想要通过这个研究，给自己找一个答案。

即使下决心要做一个有关丧亲的研究，推动起来也不容易。最开始的挑战既日常又微妙，那就是我渐渐发现，我总是需要花很大力气向别人证明，研究哀伤是有意义的。每当和其他人聊到各自研究的课题时，几乎所有人都会诧异：“为什么要研究丧亲？研究这个有什么用？时间过去，自然会好起来。”谈到丧亲，大家在骨子里相信时间会疗愈一切，只要给丧亲者足够的时间，哀伤自然会过去。

这一时期的我也是困惑的：除了我之外，其他丧亲者的哀伤经验是怎样的？他们会不会实际上很快就放下了哀伤？这个研究真的有意义吗？但在一个视死亡、丧亲与哀伤为禁忌话题的文化情境里，无论是华人研究文献，还是日常人际交往，当时的我都没能从中找到解答这些疑惑的线索（我甚至从未遇到一个公开表露过有丧亲经历的人）。

主流研究多将丧亲经验视为个人的、内在的心理过程，但忽略了社会情境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试想一下，当代有谁可以脱离家人、朋友，甚至社交媒体施加的影响？同样，丧亲经验从来都不是一种发生在真空中的内在经验。因此，想要真正理解一个人的哀伤，必须将其放回至哀伤所发生的“家庭-背景-文化”的社会情境当中，否则，个人-内在取向会让身边人（甚至是专业人士）将复杂的哀伤经验简化为丧亲者性格坚强与否的判断，从而轻易地说出责备丧亲者的话语，甚至要求其放下哀伤。

主流研究的另一局限是，它们常常忘记了年轻人也会经历丧亲之痛。自弗洛伊德1917年提出哀伤工作以来，各种哀伤研究不断涌现，但大多将注意力放在丧子父母或丧偶伴侣上。年轻人的声音依然甚少出现在主流哀伤研究中。然而，参考西方社会的数据，我们能够大概推算出父母丧失在年轻子女群体中的流行率在3.4%—11%之间，并非像人们想象中那样稀少。

此外，除了探索年轻人的哀伤经验，我也希望展现他们在父母离世后的追寻意义（为什么去世的是我的父/母？为什么经历这一切的是我？）和身份改变（经历了父/母离世后的我是谁？我又要怎样度过接下来的一生？）。即使是在西方研究中，也甚少有学者将追寻意义、身份改变这两个来自新浪潮的概念与哀伤经验同时放入一个研究框架。因为这么做是极其冒险的，一旦收集到的资料不足，整个研究就直接泡汤。

然而，我后来收集到的丰富叙事，也是年轻子女对这个世界的自白：不，我们的哀伤从未过去；它如平静大海上漂浮的冰山，尽管看起来很沉默，但冰山之下既没有节哀（哀伤经验），也没有顺变（身份改变），反而在拼命地追问为什么（追寻意义）。

2.开始一场疯狂赌博：

我能完成研究访谈吗？

说实话，直到通过了开题答辩，我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现在自己走到了一个危险的境地：我完全也不知道能否找到其他丧亲者，然后成功邀请他们接受我的研究访谈。我的研究最后会不会因为无法找到参与者而直接打水漂？我尝试着在熟人网络里撒网，想着会不会刚好有朋友能够介绍合适的研究参与者，结果却是一无所获。朋友们的回复大致可归为两类：要么是他们也不知道身边有谁经历过丧亲，要么是即使知道身边有人经历过丧亲，他们也觉得不方便开口帮我询问。我也开始试图寻找提供哀伤服务的公益机构，但仅找到两家相关机构，而它们也都无法提供相应的帮助。

于是，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尝试写了一封研究邀请信。我明白丧亲者其实很渴望有机会把哀伤光明正大说出来，但同时又多半会害怕听者并不珍视他们非常珍惜的记忆，因此，不同于研究招募的传统写法（那种很专业但又很有距离感的信息陈述），我选择用一种温暖的、仿佛面对面说话的语气，希望告诉阅读那封信的丧亲者：哀伤在这项研究里不是一只纯粹客体化的“实验室小白鼠”，我知道当亲人离开之后，你从来没有忘记过她/他，也会时常因为各种触动想起她/他；我愿意看见你的哀伤，想要邀请你分享你对逝去亲人的爱，而你的分享可能会让更多人不至于要用最痛彻心扉的方式认识死亡与哀伤，留下一生都无法治愈的遗憾。

或许是因为我不知道的天时地利人和，这封邀请信在微信公众号上发布后，当天立刻得到了大量阅读和转发，传播范围远远超过了我的预期：共有191位丧亲者填写了研究报名信息表，收到了来自上海、北京、广东、浙江等多个地方的报名。这让我大大松了一口气，感觉推进研究有希望了。

针对每位年轻子女的资料收集过程至少包括两次访谈，主线由探索他们的“哀伤经验”“追寻意义”以及“身份改变”三部分所构成。

第一部分，我试图尽可能还原从他们父母离世、葬礼，到丧亲后回归所谓的“正常”生活中所发生的事情。在第二部分，我们集中在他们如何理解“为什么父母会离世”这个问题上，既包括年轻子女怎样思考这个问题，思考的过程是怎样的，如果始终无法接受，他们会怎样处理这份痛苦；也包括如果他们站在逝世父母的角度，父母又会如何看待自己的死亡。第三部分，我们聊的是他们在经历丧亲后的身份转变，包括他们现在会怎样回答“我是谁”，丧亲后他们做过哪些重大决定，这些决定和父母离世又有怎样的关系，他们现在对于恋爱、婚姻、工作、未来人生的期待和看法是怎样的，他们怎样理解人生的意义。

3.研究过程的一个反思：

我是局内人还是局外人？

很清楚的是，我个人的丧母经验是整个研究得以建立和推动的关键。然而根据西方丧亲研究的做法，保持客观的局外人立场是被极力推崇的，研究者应尽量与研究对象保持距离，以避免其个人立场对研究对象产生影响。受此影响，无论是在准备研究邀请信，还是初次访谈时，我都非常谨慎小心地隐藏着我个人的丧母身份，但我内心也在思考：如果我做出坦白，又会对研究的推进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随着与越来越多的年轻子女对话，我清晰地看到中华文化中强调的“节哀顺变”有着超乎想象的影响力，再加上年轻子女对哀伤的了解又有限，这让许多年轻子女很困惑，甚至陷入自我责怪：为什么过了这么久我还在痛苦，还是接受不了？在这些情况下，我会在第一次访谈结束时坦诚丧母身份，也会和年轻子女分享一些哀伤知识，或回答一些他们的疑惑。

在我的立场来看，此刻我已经结束了访谈，不会再对访谈的走向产生影响。可是，当我的身份由局外人变成局内人之后，年轻子女通常会表现出更强烈的倾诉欲，会延长访谈，向我倾诉更多细节。这从侧面印证了丧亲者其实很难卸下自己的心防，即使我之前做了种种努力，希望建立他们对我的信任感，但相较之下，他们还是更愿意对有相同丧亲经历的同路人坦诚哀伤。

而我也在整个研究过程中逐渐发现，我的身份一步步从“局外人”（至少假扮自己是），变成了“局内人”；甚至在后期，我会认为自己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同行者”，我和年轻子女之间看起来客观分明的界限开始变得模糊。许多年轻子女在所有访谈正式完结后，依然和我保持着联系，尤其是在他们对哀伤感到痛苦和无措时，会主动向我倾诉。我也会在日历上记下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日子，包括父/母的忌日、他们自己的生日、春节、清明节、母亲/父亲节等重要的日子；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会在这些特殊日子给他们编辑一条信息，让他们感受到有人同样也记得。

回过头来看，或许重要的不是我究竟是以局外人（一个客观的哀伤记录机器），还是局内人（一个同样哀伤的年轻人）的身份来推动这个研究。在研究后期，我开始将这个研究称为“我们的故事”。因为它不再仅仅关乎于我失去母亲的遗憾，更是44位年轻子女和我在彼此同行中，通过不断互动，共同建构的故事。我们的故事试图回答的是，在一个避谈生死的社会里，失去父母的哀伤是否真的像旁人想象的那样会“过去”？

西方丧亲研究常常关注的是年轻人的抗逆力/韧性，而对我们的哀伤“视而不见”；或往往直接套用主流理论，而对年轻人的独特性“听而不闻”。针对这些，至少我们的故事完成了一次艰难而有意义的尝试，并突破过往研究的局外人立场（即仅对丧亲现象进行表面的解释），而是走进（而不是走近）年轻子女的生命，听到（而不是听说）我们和逝世父母之间的故事，突出了属于年轻子女自己的声音，使得我们的哀伤得以被看见。

所以，我想邀请你进入“我们的故事”。或许阅读过程中，重要的不是你究竟是站在局外人还是局内人的立场上，因为（不幸但又无法逃避的一个真相是）我们所有人都将是、正是或曾经是，与哀伤共处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