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商双雄 华人之光

陈群川的人生，犹如一幅在风雨中绘就的壮丽画卷，彰显着坚韧、智慧和勇气。他从一个贫寒少年起步，蜕变为商界巨头，进而在政治舞台上为华人社群呐喊疾呼。即使遭遇过种种沉重打击，他依旧保持着不屈的斗志和乐观的心态，迅速重整旗鼓，清偿债务，最终东山再起，再创辉煌。

他的人生旅程充满了挑战与奋斗，但他的慈善精神和对家乡的深厚情感，则彰显了他作为企业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他驰骋商海与政坛的非凡经历，以及为社会作出的杰出贡献，不断激励着后辈们奋勇向前，坚定地追寻并实现自己的梦想。

才华显露 跨界发展

马来西亚的云顶高原是一个享有盛誉的旅游胜地，作为当地旅游的标志性品牌，它以著名的娱乐中心和避暑胜地而闻名遐迩。

而在1970年时，云顶高原还是一片未经雕琢的荒野。这一年，陈群川肩负起首任总经理的重任。自此，云顶高原也开启了辉煌的新篇章。

陈群川于1940年在马来西亚出生，祖籍海南省文昌市。因家境贫寒，他的童年充满了艰辛，父母经常面临房租压力，弟弟妹妹们为了支持他读书而辍学打工。这些经历激发了他摆脱贫穷、为家族争光的坚定决心。

在那个工程师备受尊崇、享有丰厚待遇的年代，陈群川怀揣着成为国家电气局工程师的梦想，发愤图强，最终获得了英国高级剑桥文凭。

1962年，因家庭的重担，他放弃了出国深造的机会，成为工程师的梦想也因此破灭。为了贴补家用，他申请进入国家税务总局担任税务调查员。经过不懈的努力，他很快就精通了法律、税务和财务知识，同时在业界累积了深厚的人脉关系。

五年后，他迎来了职业生涯的转折点。因为他无法按照规定调往外地工作，只能辞去税务局的工作加入美孚石油公司驻马来西亚分公司税务部，担任税务助理一职。凭借出色的表现，他在短短三个月的试用期后便被提拔为税务顾问。为了积累更多的实践经验，他还利用业余时间在多家会计公司兼任顾问。在这一过程中，他邂逅了他人生的伯乐——云顶高原集团创始人林梧桐。

1969年，林梧桐委托陈群川帮忙核查集团税务账目。陈群川运用他精湛的税务知识和专业技能，不仅为集团取消了40万林吉特的欠税，还从税务局追回了多缴的48万林吉特税款。林梧桐对他的才能非常赏识，邀请他加入云顶高原集团，负责策划和开发工作。几经思量后，陈群川决定离开美孚，接受这一全新挑战。

针对云顶高原地处偏远、交通不便的劣势，他巧妙地利用其四季如春、景色宜人的特点，将其定位为适合全家休闲的避暑胜地，并成功从银行获得了项目所需的巨额贷款。

随后，他又根据云顶高原的实际情况，精心策划并建成了人工湖、游乐园、缆车、高尔夫球场等娱乐场所，以及餐厅、酒店、直升机机场等基础设施，将其打造成为马来西亚独一无二的旅游胜地，吸引了全世界的游客。

正当陈群川蓄势待发，准备在商界大展宏图之际，华人企业却遭受了一系列的重创。

20世纪70年代初，马来西亚的土著企业在市场上的占有率不到3%，而华人企业则在新兴领域中崭露头角，发展势头强劲。政府为了平衡各民族的利益，推出了新经济政策，强制所有企业必须由土著持有至少30%的股份。这对于许多本已经营艰难的华人中小企业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不仅如此，政府还插手高等教育机构的招生名额分配，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教育不公的现象，令华人怨声载道。

与此同时，世界经济也步入了衰退的深渊。1973年，中东战争的爆发导致油价飙升，许多欧洲的工业企业因此破产倒闭。在市场一片哀嚎之际，一篇题为《伦敦将要破产》的英文文章引起了陈群川的注意，他敏锐地捕捉到了其中的商机。

当时，马来西亚的许多种植企业掌握在英国人手中。英国经济的衰退，使得园丘价格暴跌。陈群川意识到这是云顶集团向多元化及国际化迈进的重要机遇，于是他成功说服林梧桐，筹集了1.6亿林吉特的资金，计划收购英国哈里森种植公司的18万英亩园地。同时，他借“积极响应国家新经济政策”之名，获得了国家银行的支持。

然而，当陈群川与林梧桐满怀信心地来到伦敦与英国企业主进行谈判时，却遭遇了英国政府的阻挠以及英国商人的联合抗议。最终，这次收购以失败告终，云顶集团仅获得了哈里森种植公司20%的股份。

尽管如此，这次收购却让云顶集团名声大噪，也让马来西亚土著人开始关注海外市场，逐渐放下了对华人中小企业的觊觎，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新经济政策引发的危机和民族冲突。

在获得哈里森种植公司20%的股份后，陈群川又建议政府遵循“30%土著股权”的政策，从对方公司再次获得30%的股份。这一成功案例为后来马来西亚政府以相同方式收购多家国际企业股份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捍卫权益 福泽华人

陈群川心中一直有一个自主创业的梦想，从1974年起，他在领航云顶高原集团的同时，也开始悄然布局个人的商业版图。

他借英国经济衰退的契机，与几位朋友联手收购了英国锡矿企业“双溪威铁船”，并更名为“琪琳集团”。该集团以金融、地产和农业为三大支柱产业，在陈群川精准的战略布局和科学的管理下，很快在市场中站稳脚跟。

凭借着在云顶集团的不凡作为，陈群川的成就引起了时任马华公会总会长李三春的注意。李三春亲自造访，力邀他参政，为马来西亚华人谋求福祉，提升马来西亚华人的经济地位。

李三春的话语深深触动了陈群川，强烈的民族责任感促使他暂时搁置个人创业梦想，与同胞们并肩作战，争取华人的生存与发展权利。

1977年，陈群川正式出任马化控股董事经理及马来西亚多元化合作社总经理，并迅速展现出其非凡的商业才华与社交手腕。他引入先进的经营理念，发起“自强、自救、自立”的华人民族运动，并公开筹集了3000万林吉特。

资金到位后，陈群川立刻行动，以“现代化、企业化、国际化、私营化”的策略展开对拥有马来西亚产业的外国公司的收购，成功地收购了马来西亚种植公司与南洛园丘，随后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收购了近10万英亩的园丘及多家房地产公司。短短两三年间，马化控股的资金规模激增至7亿林吉特，业务范围横跨金融、房地产、园丘及国际贸易等领域，成为马来西亚跨国企业的巨头。

在商海乘风破浪的同时，陈群川始终心系华人子女的教育问题。他收购了万能万字票公司，为马来西亚华教提供长期经费支持，并创立了“自立合作社”，为贫困华人学生提供留学贷款。

陈群川在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卓越贡献为他赢得了极高的声望。在李三春的多次诚挚建议下，他决定投身政坛，以期在更广阔的舞台上继续发光发热。

然而，政治的复杂性远非商业所能比拟。作为候选人，要想赢得民众的支持，就必须深入基层，倾听民意，为民发声。在华人新村，面对村民的不满和抗议，陈群川耐心倾听他们的心声，记录下他们的诉求，并坦诚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反马华并不能解决问题，只有通过影响马华的决策，才能为他们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利益。

村民被陈群川的真诚和坦率所打动，他们自愿为他拉票，并帮他张贴竞选标语。在1978年举办的第五届全国大选中，陈群川顺利当选为彭亨州劳勿区国会议员，其政治生涯迈向了崭新的阶段。

此后，他相继担任马华中央委员、马华联邦直辖区联委会主席和马华副总会长等职务，一边组织经济研讨会，通过马华的企业化活动提升华人在马来西亚的地位，另一边全力以赴解决弱势群体的民生问题，展现出深厚的责任感和为民情怀。

逆转危机 东山再起

随着陈群川的社会威望不断攀升，他开始受到马来西亚的最大执政党——巫统的关注和阻挠。

1980年，马化控股与合众银行的股权收购协议因国家银行的干预而陷入僵局。面对国企投资公司要求分享控制权的不合理要求，陈群川展现出非凡的谈判智慧。经过一番艰难的博弈，他与时任财政部长达因达成了一项折中协议，成功将收购目标转向一家法国银行，并将其改名为马法银行，后再改为马化银行。这一举措具有里程碑意义，在当时土著掌控着马来西亚76%的银行，政府也不再颁发新执照的背景下，此次收购不仅为马来西亚创造了上千个工作岗位，还极大地提升了华资银行在马来西亚金融领域的影响力和市场份额。

就在陈群川全力以赴推动华人社会振兴之际，马华公会内部爆发了一场因“假党员”事件而引发的激烈斗争。1984年，一批党内中委提出要求设立专门委员会调查此事，并未得到积极响应。随后，15名中委联名签署公函，要求召开全国特别代表大会，成立调查委员会。然而，当权者却撤销了陈群川的职务，更将14名各级党领袖除名，进一步激化了矛盾。

在巨大的民意压力下，当权者最终同意举行一场公开、公平、公正的选举。1985年，陈群川凭借强大的民意基础，以85%的高票当选为马华公会第7任总会长。在他的推动下，马华公会采用更加公正的“集体负责”的领导方式，开启了民主与门户开放的新时代。

面对70年代马来西亚公立学校将华人拒之门外的现实，陈群川主张将大专学业私营化，自己创办大学。经过多次提议，马来西亚政府终于在1983年将高等教育私营化提上日程，并颁发了私立学院的发展许可证。

1985年，陈群川遭遇了人生中的一次重大挑战。因为中英就香港回归问题的谈判陷入僵局，导致香港股市大跌，大量资金流入新加坡。新加坡银行却将这些突然涌入的大量资金贷给证券公司，股市大涨。但好景不长，世界经济不景气导致新加坡股市大跌。当时，新加坡股市陷入低迷，马来西亚财政部长邀请陈群川参与到挽救局势的行动中来。

哪知，陈群川却在新加坡被控以商业失信罪而入狱。对于这个莫须有的罪名，他始终认为，这不是一起单纯的经济事件，很大程度上他成了政治的牺牲品。事实上，当时他是听从上级安排前往新加坡拯救新泛电，岂料当他对外宣布了拯救方案后却突然被控制。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灾难，他展现出了顾全大局的高尚品德。为了维护新马两国关系，避免激起民族矛盾，深明大义的他毅然辞去了马华总会长和马化控股董事经理的职务。

在狱中，陈群川经历了从失望到振作的心路历程。他不断调整心态，积极面对困境，最终战胜了内心的恐惧与绝望。两年半的监狱生活不仅没有击垮他的意志，反而让他更加坚强、乐观。

1989年，陈群川重获自由。尽管背负着巨额债务，但他并未气馁。他通过一宗成功的土地交易，在三年内还清了所有债务，再次创造了奇迹。

1995年，他创立了东岭集团，集团主营业务为房地产开发，并成功收购了一家专注于碳化钙制造的工厂。

1997年，当陈群川准备带领东岭集团迈向新高峰时，因受到巫统内部纷争的波及，他不得不放弃旗下已收购的上市公司，并暂时搁置了东岭上市的计划。从此，他开始将重心转向家庭。

尽管如此，他和东岭集团在马来西亚商界依然保持着显著的影响力。他之所以能在商海中屹立多年，主要归功于他始终坚守的坚定的信念、好学的心态以及团队合作精神这三个核心原则。这些原则使他能够应对各种挑战，持续为商界注入新的活力。

教育兴邦 造福家乡

陈群川在退出政坛后，除了经营自己的企业外，更秉持着“取之社会，用之社会”的理念，积极投身于社会慈善事业。

他坚信“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致力于通过提供教育和就业机会，帮助弱势群体实现自我提升和可持续发展。

他对家乡海南更是倾注了大量心血。自1991年起，他多次回到文昌市，捐建了耀群小学和东郊中学，为海南大学图书馆捐赠了大量书籍，图书馆特别设立了“陈群川厅”以示纪念。他曾多次向海南大学捐款，以支持重点学科的发展。作为海南大学第三届理事会常务理事，他还积极促成该校与马来西亚南方大学学院的境外合作办学项目。

陈群川不仅以慈善之心回馈社会，更以实际行动助力家乡经济发展。他先后投资超过1亿元人民币，不仅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还让家乡人民享受到了更加便利的生活。

2018年，作为海南的杰出代表，陈群川在世界海商高端论坛上发表了题为《扬长避短 独创一格 相得益彰 共创双赢》的演讲，为海南的发展建言献策。他说，海南人在马来西亚华人总人口中位居第五，是一个小族群。虽然他们的经济能力不比其他籍贯的族群强，但海南人骨子里有一种执着的特质。如果将这种特质发挥得当，扬长避短，将会带来福气。他还认为，企业家应该保持乐观的态度，将问题转化为机遇。

陈群川为社会所作的贡献得到了官方和商界的高度认可：1993年，他被文昌县委和县人民政府授予“造福桑梓楷模”称号；1998年，被海南省人民政府授予“赤子模范”荣誉称号；2012年，获颁第四届世界华人经济论坛“终身成就奖”；2016年，获国家元首册封“丹斯里”勋衔；2023年，被委任为马化合作社永久名誉主席；此外，他还被海口市政府聘为第二届、第三届海外智囊团成员以及海外高级顾问；媒体更是将他誉为“现代陶朱公”。

尽管陈群川在马来西亚出生并长大，但他始终对祖国怀有深厚的情感。他深知祖国强大是海外华人的坚实后盾与荣耀。在新中国成立75周年和中马建交50周年之际，作为华人领袖，他将持续支持祖国发展，激励更多海外华人投身祖国建设，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此外，他也将致力于推动中马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推动两国友谊不断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