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唐朝天宝年间的街头，时常能够看到富商子弟和掮客私下会谈，并以整箱的绫罗绸缎来换取某州参军任职文书的场景。
尽管唐朝有明确的律法规定，但类似这种买卖官职的现象仍然屡见不鲜。
唐代的官员选拔制度十分多元化，但正是这种看似开放的体系因缺乏严格的监管机制而漏洞丛生。
据《通典》记载，开元年间每年通过科举入仕者不过百人，而凭借父辈恩荫获得官职的子弟却多达千余，形成"贵胄易入仕，寒士难登科"的失衡局面。
天宝年间，全国州县官员长期存在三分之一的缺口，这种制度环境更是催生出畸形的官场生态。
据《唐会要》记载，仅仅一年的时间，长安地区就接连破获三起六品以下官职买卖案。
其中一起买主以五百匹绢帛、三十石粟米篡改选官档案，另两起案件牵涉参军、县尉等基层官职，涉案财物折算粮食竟达十万石之巨。
更夸张的是，卖官已经形成了产业链。
底层牙人主要起到牵线搭桥的作用中层台省吏员则通过伪造人事档案牟利，甚至出现宰执大臣公然标价授官的现象。
而这些记载在史册里的不过是冰山一角，真实的卖官规模或许更为惊人。
卖官现象如此猖獗，还是和唐代的官僚体系紧密相关。
众所周知，唐朝初期沿用了隋朝的科举制，但还保留门荫、流外入流等多元选官渠道。
以开元年间为例，每年通过科举入仕者不过百人，而门荫补官者可达千余。
原本保留这种制度的初衷原本是为了平衡新旧势力，没想到许多达官贵族走不了科举这条路，就选择卖官鬻爵，到后期，唐代卖官逐渐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
最底层的 "牙人"主要负责撮合买卖双方，中层的 "台省吏" 掌握着文书流转的关键节点。
通过篡改选官档案牟利，顶层则是手握人事权的宰执，甚至出现过"每授一官，必纳贿数万缗" 的记载。
贞元年间的权相裴延龄就曾将闲厩使一职明码标价，引得长安豪族争相竞价。
买方除了富商大贾，还有大量出身没落士族的子弟。
他们既无显赫门荫，又难中科举，只能以田庄作抵押换取官职，咸通年间就有位姓崔的书生，变卖祖宅三百亩买下了县主簿的职位。
而上述所提到的缺口极大是一方面原因，另一方面和唐朝官员的流动性太差有很大关系。
开元年间曾推行循资格法，本意是规范升迁秩序，却导致官员流动性下降，原本三年的任期，最长甚至可以达到八年时间。
而唐朝末期的安史之乱更是直接导致财政动荡，社会大乱，买卖官爵越发猖獗。
到了肃宗时期，甚至直接颁布"鬻爵令"，公开出售试官名号，品阶最高可达五品，仅潼关一地的卖官收入，就支撑了朔方军三个月的军饷。
这种饮鸩止渴的做法，使得原本就混乱的官制雪上加霜。
面对这样的卖官之风，唐代士大夫自然要反抗。
在士大夫看来，官职不仅是权力象征，更承载着选贤任能的理想，将其金钱化是对官职的亵渎。
魏徵参与修订《贞观律》时特别增设关于买卖官爵除名的条款，尽管唐律对卖官处罚严苛，但执行中却大打折扣。
且形势到了如此地步，即使采取了一些举动也无法改变制度的核心，唐代的选官制度也逐渐走向失衡崩溃的边缘。
可以看出，唐初的选官制度还是十分多元化的，但随着人口增长与财政压力加剧，制度弹性逐渐丧失，造成一放就乱的局面。
或许在千年后的今天，回看这段历史仍能有些警示，任何社会的长治久安，都依赖于制度的健全和道德的坚守，唯有筑牢制度根基，方能守护公平正义。
参考文献
《旧唐书》
《唐会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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