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总是屈服于权势，却用仁义来伪装自己，直击人性的法家思想

公元前234年，秦王嬴政在竹简中读到两篇特殊文章，内容惊世骇俗、言辞犀利，令他冷汗直流。嬴政不仅发出若见作者死而无憾的感慨，还将文章理论作为一统天下的指导思想，这便是出自《韩非子》第49篇的《五蠹》，一篇战国末期法家的政论文。

《五蠹》不仅为秦政提供了理论基础，还揭露了封建王朝的核心与王权社会的本质。谭嗣同曾感叹，两千年来的政治是秦政，皆为“大盗”；两千年来的学问是荀学，皆为“乡愿”。而秦政源于法家思想，韩非作为法家巨匠，又是荀子的弟子，可谓集大成者。“五蠹”指的是儒者、纵横家、游侠、患御者和不法商贩这五类人。

上古时期人少兽多，有巢氏教人们在树上搭棚，燧人氏教人们钻木取火，他们因此被推举为天下之主。中古时代鲧禹治水，近古商周两王结束暴政，也都成为天下之主。但如今若再提倡上古的做法，必然会被耻笑。时代变了，治理天下的方法也要改变。上古人们竞争道德，中古竞争智谋，当今则诉诸武力，圣人应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治理方法。

古代资源充足，男人不耕、女人不织也能生活，百姓很少发生混乱和争夺。而如今人多资源有限，人们为了生存难免产生混乱和争夺。尧帝时君主与百姓生活差别不大，所以能禅让，现在一个县令都不舍得放弃权位，这是因为资源多寡导致的人性对利益态度的不同。儒家提倡君臣关系如父子，可实际上君主爱民不可能超过父母爱子女，百姓也习惯屈服于权势而非被仁义感化，孔子都屈服于鲁哀公的权势，可见儒家的理想难以实现。

一个不听劝告的混账儿子，只有官吏找上门时才害怕后悔，说明慈爱会换来骄纵，权势才能让人屈服。奖赏丰厚、刑罚严厉，才能让好人坏人都守法。但现在社会存在矛盾，一边奖赏官位又鄙视做官，一边疏远不肯为官的人又推崇其不羡名利，赞赏不劳而获和无功得官的人，会导致国力衰弱。

儒家利用文献扰乱法纪却被君主任用，游侠用武力触犯法令却成为贵族刺客，法制体系矛盾，难以治理好天下。楚国检举父亲偷羊的人被判死罪，鲁国临战逃跑的士兵因有老人要照顾被孔子推举为官，这体现了公私利益的相悖。

一边对杀敌有功、攻城破敌的人应赏应授爵，一边又宣扬仁爱兼爱，会使君臣关系不稳固。国家富足靠农民却给儒生便利，攻城略地靠士兵却给游侠财物，导致人们不愿务农从军，伪善盛行，国家衰退。

统治不在于智慧的言语，法令应让百姓能理解遵守。对百姓应提倡诚实，君主应利用权术、赏罚分明。喜欢花言巧语的人，朝廷就会充斥空话，秦国虽家家有商君法典却越来越穷，家家有孙吴兵书却兵力越来越弱，就是因为空谈而不实干。

明君应善用民众力量，奖赏功劳，禁止无用言行。现在空谈的人多，实干的人少。“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这成为焚书坑儒的源头，帝王之术本质上是愚民驭民。

连横依附强国攻打弱国，合纵联合弱国对抗强国，但连横会使国家疆域缩小、君主声望降低，合纵胜利不一定获利，失败则可能亡国，纵横家从中获利，君主地位下降。

人们追求安逸私利，躲避危险贫穷，为逃避兵役投靠贵族、贿赂当权者，导致为公出力的人少，依附贵族的势力庞大，百姓和贵族都成君主的敌人。应制定政策，重农抑商，减少商贩人数，让他们从事农业。

列国混乱源于著书立说者宣扬先王之法、扰乱法令；纵横家弄虚作假、为私利借一国之力；游侠刺客标榜义气、触犯禁令；逃避兵役者依附贵族、行贿损伤战力；不法商贩制造粗劣器具、囤积居奇、牟取暴利，这就是“五蠹”的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