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回顾：从1936/12/25至1937/9/22发生的大件事

文︱关品方

喜欢读历史的人，觉得趣味盎然。建议香港特区的高中学生尽量选修历史科。选修历史的高中毕业生肯定都会知道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事变。经过13天高度紧张的谈判后，国民党、共产党和张学良（35岁）/杨虎城（43岁）率领的东北军，三方终于达成共识，蒋介石口头上同意停止内战，枪口一致对外，抵抗日本侵略。

中共正确分析了西安事变的性质和国际国内的复杂形势后，认为国民党内部有爱国将领不满蒋介石的对日绥靖政策，要求停止“剿共”，一致抗日。中共认为如果采取武力方式解决问题，势必加剧国内现有矛盾、不利于全国共同抗日，应该采取和平谈判方式解决问题。中共代表周恩来（38岁）和蒋介石（49岁）的直接交锋由此展开。周蒋两人初识于1924，当年周26岁，蒋37岁。黄埔军校初创，周恩来是政治部主任，蒋介石是校长。周称呼蒋：“校长”。蒋称呼周：“恩来”。周蒋两人1927年在上海激烈争论，因为国共分裂不欢而散后，自此分道扬镳；9年后在西安重又见面。

周和蒋在西安事变期间直接交锋后，蒋对中共及抗日态度有所转变，促成西安事件和平解决。12月25日，张学良未同周恩来商量就放走蒋介石，并出于一时冲动，亲自陪同蒋介石乘飞机经洛阳返回南京。周恩来知道后飞车赶到西安机场想要阻止张学良，可惜为时已晚，飞机已经升空，名副其实“送机”，周恩来仰天长叹。

蒋介石回到南京后，推翻自己的诺言，发表《对张杨的训话》，软禁了张学良。接着任命顾祝同为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主任，调集37个师兵力开赴西安。其后的10天，西北局势极其混乱，东北军哗变。局面一旦失控，势必削弱西北的革命势力。中共分析形势，研究对策。周恩来运筹帷幄，同杨虎城/王以哲等东北军/十七路军高级将领协商后，于1937年1月5日发表措辞严厉的通电，强烈抗议蒋介石扣押张学良的行径，揭露蒋介石重新挑起内战的阴谋。在空前紧张的战争环境下，中共指派在气场上稳得住蒋介石、可以达成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周恩来，和国民党周旋。中共中央对于周恩来的安全问题有很大顾虑。1月6日，毛泽东连日给身在西安的周恩来发去电报：“此时无人能证明恩来去宁（即南京）后，不为张学良第二”，“恩来绝对不可去南京”。中共改派潘汉年前往南京表明态度：“周暂难分身，一俟大局略定，即可出见蒋”，“共产党在对内和平对外抗战基础上全力赞助蒋”。

艰难的国共谈判之路从2月至7月，历时五个月。中共代表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与国民党代表蒋介石、宋子文、顾祝同等，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进行了多次关于国共合作抗日的谈判。谈判初始阶段，国民党方面坚持取消共产党组织上的独立性、取消红军、取消革命根据地的主张，双方无法达成协议。

2月8日，顾祝同率中央军进驻西安、出任和谈全权代表，蒋增派张冲和贺衷寒参与在西安和周恩来和谈判。中共增派叶剑英等参与。经过一个月的争论、交流和磋商，双方意向逐渐趋于一致。3月8日，双方形成总结性条文，决定由周恩来负责文字起草，史称“三八协议”。两天后，经请示蒋介石后，国民党提出修改方案：红军改编为三个师，每师只能有一万人，政训人员由南京政府派人参加，各级副职也由南京政府委派，取消“民选制度”，实行“地方推荐”，删去“停止攻击红军西路军”等条款。周恩来指出这是要红军西路军困陷河西地区，“束缚我们”“胁迫我们”，坚决反对。他据此提出在西安继续谈判已经没有实际价值，要求直接与蒋介石面谈，以期根本解决问题。蒋介石电复同意。

3月23日，周恩来和潘汉年来到杭州与蒋介石见面。这是自从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1927年）之后，两党高层领导第一次直接的正式谈判，是去年12月西安一别、事隔3个月后两人再次面见，双方向对方的称呼没变。

周恩来阐明中共的立场是维护民族解放、民主自由、民生改善的共同纲领，所以决不能忍受“招降”“收编”的诬蔑。他重申中共关于国共合作的原则，表示愿意同国民党合作的诚意，并根据中共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文的精神及过去3个月来西安会谈的过程中两党争议的问题，向蒋介石递交了“中共关于修改国民大会组织法和选举法”的信函及中共关于国民党谈判的15条书面意见。

在去年底的西安事变中，周恩来为和平解决事变所作的努力，为蒋介石亲眼所见。此次坦诚进言，亦使蒋难以拒绝。因此，蒋介石与周恩来谈判的态度也变得平和认真了一些。蒋介石说：“中共有民族意识和革命精神，是新生力量；几个月的和平运动影响很好”。在谈到合作的具体问题时，蒋介石又说：“这些都是小节，容易解决。中共在几个月后便可参加国民大会、国防会议”。他希望中共提出一个共同合作的纲领。

3月30日，周恩来携带同蒋介石直接联系的密电码返回延安。中央政治局听取周恩来所作杭州谈判的报告后，针对蒋介石的提议，决定起草一个民族统一战线纲领。周恩来随又赴西安继续谈判；4月2日再回到延安。4月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期间，周恩来致电蒋介石表示，待纲领草案形成后将南下再次与他会谈。在延安的三个星期，中央政治局就下一步谈判的原则和策略进行了认真准备。4月15日，中共中央发表《告全党同志书》，要求全党统一思想，以适应国共两党合作后的新形势。

国共双方函电交驰。5月20日，中共在延安召开苏区代表会议，毛泽东主席在会上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的任务》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报告，要求党的工作适应变化了的形势而作出转变。“过去在两个政权敌对路线下的斗争方式、组织方式和工作方式，应当有所改变。”中共对国民党态度的转变非常欢迎，诚心希望促成共同抗日。与此同时，蒋介石也在庐山积极筹办军队的暑期训练团，让国共两军高层互动交流，协调一致抗日。

6月4日，周恩来上庐山。从8日到15日，周蒋多次直接面谈，宋美龄、张冲也在座。周恩来将《关于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交与蒋介石。蒋介石虽然没有推翻3月杭州会谈达成的共识，但增加了严苛的附加条件，使谈判难以进行下去。3月的杭州谈判决定，蒋介石让中共先拿出一个合作纲领来。可是，当周恩来带来纲领草案时，蒋介石却漠然视之，另外提出“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的主张，故技重施，还想将共产党溶化到国民党之内。蒋介石还提出先由中共发表宣言，国民政府随后才公布红军三个师的番号，总人数为45000人。他推翻了杭州谈判时的承诺，提出三个师以上不设总司令部，改为“设政治训练处以指挥之”，并且要求毛泽东和朱德出国考察，用的是调虎离山的办法。对于陕甘宁边区政府，蒋介石坚持由国民政府派人任正职，“边区自己推举副的”。至于南方游击队，他提出应由中共“实行编遣，其首领须离开”。杭州会谈时，蒋介石曾同意“允许共党适时公开”，现又避而不谈，只同意中共可以派代表参加国民大会，但“不以共党名义出席”。

如此出尔反尔，尽在周恩来意料之中。周恩来与蒋介石的争执很大，分歧很深。虽经宋子文、宋美龄、张冲等居中往返磋商，蒋介石仍然固执己见，谈判难以进行。

周恩来返回延安汇报。中共中央研究了蒋介石的意见后，为了顾全抗日大局，同意作出妥协让步。中央书记处决定由周恩来负责起草谈判新方案。此时，蒋介石决定召开庐山谈话会，邀请社会各界名流共商国是。6月26日，蒋介石电促周恩来再上庐山继续谈判。几天后又给延安来电，坚持红军改编后只能设政治训练处。中共中央让周恩来负责起草《两党关系调整方案》。7月4日，周恩来和秦邦宪、林伯渠到西安，7日抵上海。也就在这天，发生震惊中外的七七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日战争势在必行。卢沟桥事变加剧了全国同仇敌忾的反日情绪，人民对国共达成合作的要求也越发迫切。

国民党对全面抗战的态度仍有犹豫。《蒋委员长对卢沟桥事件的严正声明》表示：“·…第三：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非求战。应战，是到最后迫不得已的办法。第四：卢沟桥事变能否扩大为全国性的抗战，取决于日本政府。主要看日本政府的态度，我们坚决不主动发起战争。”

中共决定谈判工作必须加紧进行。7月13日，周恩来抵达庐山，立即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与蒋介石，表明谈判重开的诚意和务实谈判的态度。15日，周恩来致函蒋介石，措词严谨有理，认为蒋“多番失信于国民党同志，有碍此后各事之进行”。

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抗战宣言》。基于蒋介石的强硬态度，中共中央致电周恩来，要求采取蒋不让则不再与之谈判的态度，指示周恩来收拾行装返回延安。周恩来接电后，21日离开庐山返抵上海，观察时局发展。但国民党方面并无松动的迹象，周恩来、博古、林伯渠等中共谈判代表遂准备于27日离开上海返回延安。庐山谈判因为蒋介石坚持己见而在僵持的气氛中结束。

中共谈判代表团终止谈判提前离开庐山后，国民党方面开始着急。因为华北战事紧张，国民党急于要中共出兵山西对日作战。既然压服不了中共，蒋介石态度开始软化。

27日上午，蒋介石急电中共中央，答应按照庐山所谈军队改编办法迅速进行，争取10日内完成，以便南京方面下达改编红军3个师的番号。华北局势日益危急，全面抗战山雨欲来。周恩来在上海注意到形势的最新发展，急电毛泽东和张闻天，建议红军改编工作应先行开展，不管形势如何变化，须“立即自行改编三个方面军、六个单位的统一组织，每个方面军编足一万五千人，独立军、师全部编入，加强领导干部，使各方面军都能独立工作”。同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再次声明“红军和苏区必须全权由我们包办”，并明确表态“统率机关必须是总指挥部或军部”。周恩来抓住蒋介石催促红军迅速出动抗日的意见，表示红军改编、出动抗日没有问题，但要南京政府立即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这份宣言是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政治基础。周恩来由此取得谈判的主动权。

7月29、30日，北平、天津相继沦陷。蒋介石终于发表《告抗战全军将士书》，声称：“和平既然绝望，只有抗战到底。”形势急转直下，民族危亡迫在眉睫，红军改编刻不容缓。31日，南京政府下达了3个师的编号，同意照中共所提人数及编制进行改编。

8月1日，毛泽东接到张冲的急电：蒋介石密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速至南京共商国防问题。国共谈判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周恩来复电张冲：如开国防会议，则同朱德、叶剑英去；如系谈话会，则同林伯渠、秦邦宪、叶剑英去。张冲复电告之是开国防会议，望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到南京参加会议。南京政府连日电文，急迫心情不言而喻，逐有在南京举行的第五次谈判。

红军改编和出动抗日是最突出的问题。周恩来对此作了认真准备，8月4日，他和朱德、秦邦宪、林伯渠、彭德怀和任弼时电报往来认真研讨后，向中央提出《关于全国对日抗战及红军参战问题的意见》和《关于红军主力出动抗战的意见》。次日便收到毛泽东和张闻天的复电，指出红军担负的是“独立自主的游击运动战，钳制敌人大部分，消灭敌人一部分”“在一定地区内协助正面友军作战”“遵循按情况使用兵力的原则，在此原则下开拔兵力”。

8月9日，周恩来同朱德、叶剑英飞抵南京，12日紧急会谈。次日，日军突然发动对上海的大规模进攻，上海军民奋起抵抗。“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战火向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蔓延。首都一旦沦陷，国亡无日。大敌当前，蒋介石同意中共的条件，国共谈判拖延不决的僵局终于打破。

在谈判过程中，周恩来还强烈要求国民党释放被关押的共产党员。8月18日，周恩来和叶剑英到“首都反省院”看望被捕的中共党员，经过反复交涉，当天只有3人获释。随后，陶铸、帅孟奇等也大批获释。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设立总指挥部，下辖三个师，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军队中的一切职务包括各级之副手，自副师长到副排长人员，都由中共军队自行配备，国民政府只派联络参谋。红军改编后的指挥机关和人事任命问题，终于得到解决。

南京谈判历时10多天，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全部解决，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局面终于形成。8月21日，周恩来赶返西安转往洛川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国共合作细节全部谈妥后，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正式播发《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第二次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正式启动。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9月，毛泽东和蒋介石在重庆谈判。10月10日，国共双方发表《双十协定》。1946年国共分裂，爆发内战。79年后的今天，台湾省仍未回归，国共仍然处于内战状态。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山河无恙，人事已非。国民党撤退到台湾后，从2000年起失去在台湾省的执政权前后长达16年有余，现时正被民进党叛国集团打压，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从1919年起，中国近代的党史、军史、革命史和国家史可说是浩瀚澎湃。笔者从少年时起就留意《炎黄春秋》等历史杂志，从中汲取养分。历史并不如烟，建议香港特区的年轻一代，多关注中国近代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