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分钱卫生巾被抢空，黄子韬戳痛了谁

低收入女性难以负担正规卫生巾的价格，而优质平价的卫生巾供给又长期缺位；为了压缩成本只能选择廉价产品，可能又因劣质卫生巾面临健康风险。为何女性要陷入“要么高价买安心，要么低价赌健康”的选择困境？

这两个月，与卫生巾有关的话题热度居高不下。
继3·15晚会曝光卫生巾等卫生用品生产乱象后，声称“看不下去”的艺人黄子韬于4月11日在直播中透露，他收购了一个卫生巾厂，用全新的设备生产卫生巾，产品获得了医护级认证。当晚以1分钱价格发放5万份卫生巾给顾客试用，并将结合反馈情况，敲定“最终版”卫生巾。直播时，黄子韬分3次上线了卫生巾试用礼盒，均被迅速抢光。
虽然不知道上市定价如何，但目前的试用价无疑是极度诱人的。如果在电商平台上搜索“散装卫生巾”，你会发现打着“厂家直销”旗号、30元200片的卫生巾比比皆是，不少销量甚至超过10万，可见消费者对低价卫生巾的需求之大。
没有从业经验的黄子韬起码展示了医护级认证证书、工厂消毒室、车间流水线等照片视频，但散装卫生巾的详情页上可能连一个品牌名都没有，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敢买这种卫生巾？

专注月经问题学术研究的公益团队“月经时刻”研究员李晓琳估算，假如一个女性每30天为一个月经周期，每个周期经期天数为6天，每天更换卫生巾频率为3次，一片日用卫生巾的价格为1元，一片夜用卫生巾的价格为1.5元；那么平均一年一个女性购买一次性卫生巾的花销为324元。这对于部分家庭来说，依然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公益人士陆佳表示，她在乡村学校开展性教育课程时，发现卫生巾的使用尚未在当地女性中普及开来，“对她们来说，也许用散装卫生巾还比用卫生纸要好一点”。在这样的前提下，陆佳担心，宣讲散装卫生巾存在的问题，可能会加深她们的无力感。
一个恶性循环正在形成：低收入女性难以负担正规卫生巾的价格，而优质平价的卫生巾供给又长期缺位；为了压缩成本只能选择廉价产品，可能又因劣质卫生巾面临健康风险。
想买到便宜好用的卫生巾，是我的错吗？为何女性要陷入“要么高价买安心，要么低价赌健康”的选择困境？

谁在用低价卫生巾？

“奶奶73岁的时候，才告诉我们自己被阴道炎困扰。”在《新周刊》相关话题征集的评论区，网友茵茵写下了这条留言。
茵茵告诉《新周刊》，奶奶吐露心声后，家人带她就医，由于奶奶年事已高，医生用药比较谨慎，炎症难以根治，奶奶身体长期处于不舒服的状态。
中国引入第一条卫生巾生产线的时间是1982年，因此，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茵茵奶奶没有使用卫生巾的习惯，布条、草纸就是她们那一代女性的经期用品。医生诊治时表示，年轻时没有使用正规卫生巾，是导致茵茵奶奶阴道炎反复的主要原因。

在茵茵看来，卫生巾的短缺造成奶奶那一代女性的月经贫困——因为没有卫生巾，女性被迫依赖“原始卫生用品”。而“哪怕已经绝经了”，她们身体受到的影响还一直持续。更关键的是，茵茵认为，许多与奶奶同龄的同村女性大概率存在同样的情况，她们囿于观念选择不诉说，变成一种更隐秘的苦痛。
今年30岁的茵茵则经历过另一种“匮乏”。小时候家庭环境不好，她在上大学前都没有太多零花钱，父母给的钱基本只能覆盖交通和文具费。茵茵只能从生活费中拼命省下一点钱购买杂牌卫生巾。
“我记得那个卫生巾很厚、很大、很硬，用着很不舒服。青春期特别敏感，走在路上总觉得大家都在看我。”茵茵说，上大学之后，家里经济状况转好，她第一次和室友到超市购买了大牌卫生巾，“用起来的感觉完全不一样，舒服很多”。

专注女性公益项目的公益人士陆佳告诉《新周刊》，去年团队在西北地区一间乡村学校开展性教育课程，其中一个教学环节是让孩子在卫生巾上作画，目的是让孩子摆脱月经羞耻。
教学过程中，团队成员听到当地老师窃窃私语：“这么好的东西，在上面画画，糟蹋了。”
接收到这样的反馈，陆佳和成员们意识到，卫生巾对当地女性来说或许是一种“奢侈品”。“他们未必是在指责我们，只是觉得平时都不舍得用，这么做好像有些浪费。”陆佳说。
陆佳曾想在乡村开展相关调查，但对现有的团队而言难度过大，只能中断。“卫生巾的使用本身就具有隐蔽性。
单看一位女性的外表，你不知道她是否正在来月经，也不知道她使用的是什么卫生巾。像上述老师无意中的‘暴露’，已经让我们窥探到当地女性的卫生巾使用情况。”陆佳说。

为什么有钱也用不起卫生巾？

在采访过程中，更多女性反映，令她们真正受困的是一种“观念贫困”。
正在读高中的独生女袁菲生活在二线城市，家中有两三处房产，但家长平时会严格控制她的开销。“我经期出血量比较大，用的卫生巾多，妈妈会觉得我浪费钱。”袁菲说。

初二那年，有一次经期提前了，袁菲手足无措，打电话让母亲帮忙买卫生巾送来学校，却得到母亲的一顿痛批。“妈妈责怪我不记事，说工作忙，让我自己解决。当时离我放学还有七八个小时，妈妈也不让我请假，怕我耽误学习。最后我在学校某间教室角落发现了一箱过期的卫生巾，为了不弄脏裤子，只好用上。后来同学知道了，就嘲笑、讽刺、挖苦我。”袁菲回忆道。
15岁以前，袁菲用的是母亲买的卫生巾。后来，她每月从几百元到一千元不等的生活费中省出一部分购买卫生巾。但她有原发性痛经，又得掏一笔钱买止痛药，这给她造成了较大的经济负担。
“困住我的是这个环境。”未成年的袁菲要实现经济独立还需要时间，痛经给她身体带来的伤害却还在持续。

另一方面，观念是被塑造的。“观念贫困”可能具有代际性，这导致有的女性即使经济独立，仍难以摆脱困境。
27岁的雷小宏使用卫生巾时非常“小心”。来月经时，她通常会在早上垫一张卫生巾，卫生巾上再垫点纸巾，每次只更换纸巾。只要血没有渗到内裤上，她一天就只换一片卫生巾。
雷小宏从初潮开始，她就一直保持这种习惯，而这习惯是从母亲那里“传承”过来的。雷小宏说，母亲在农村长大，因工作搬到城市住之后才开始使用卫生巾，“我妈妈可能觉得，从垫卫生纸到垫卫生巾已经是体感上的大提升了，她没有教过我卫生巾要怎么选、怎么用、多久要换一次。这种性教育是完全缺失的。”
雷小宏的母亲不识字，她只能通过卫生巾包装上太阳和月亮的标识来区分日用和夜用。“她实在识别不了就会问我，但有的时候也会不好意思问。她可能自己都还没搞清楚卫生巾到底怎么使用。”
24岁时，雷小宏第一次知道布洛芬可以用于缓解经痛。 她在图书馆学习时经痛发作，坐在旁边的姐姐递给她一粒布洛芬。她将新习得的技能告诉母亲，但母亲已经到了绝经的年龄。“我觉得挺荒谬的，我好不容易知道了一个可以减轻我们痛苦的方法，妈妈却用不上了。她一辈子都是这样忍过来的。”
现在雷小宏已经有赚钱能力，但十余年的习惯难以完全扭转，她仍然尽可能在卫生巾上省钱。“当然，我也有许多意识上的进步，现在我更关心自己的身体。比如经期第一天和第二天用贵点的液体卫生巾，晚上用安睡裤，让自己舒服些。”

便宜好用的卫生巾为何罕见？

作为女性经期的必需品，卫生巾的售价总被质疑不符合“民生刚需”的定位。
市面上的卫生巾价格参差不齐。《新周刊》统计了头部电商平台上15个卫生巾品牌的价格，单片日用（240mm-250mm）卫生巾最低售价区间是0.51元-2.69元；单片夜用（290mm）最低售价区间是0.58元-3.36元；其中医护级卫生巾价格较高。散装卫生巾则更便宜，电商平台上的日用和夜用单片售价分别可低达0.15元和0.17元。

打折促销进一步放大了价格差异。不同平台的优惠策略五花八门，满减叠加、会员专属券、限时秒杀等手段让同款产品在不同渠道的到手价相差悬殊，有的卫生巾单片促销价较日常售价低0.7元。
显然，即便单价在0.7元到1.5元之间波动，品牌仍有盈利空间。为何卫生巾的价格弹性空间如此之大？
中泰证券2019年的研报指出，卫生巾行业为高毛利率行业，平均毛利率可达45%；经销商层层加价，终端售价可高于出厂价3倍多。卫生巾工艺较简单，主要分为面层、吸收体、底层和胶，其中吸收体成本占原材料比例最大，约为50%。
小红书博主@她者 和@红潮 从2024年年底开始筹备自创卫生巾品牌，目前正在走访卫生巾工厂。她们告诉《新周刊》，日用240mm的卫生巾裸片价格普遍为0.1-0.4元，安睡裤裸片价格则为0.6-1元。“当然也能找到更低价，但无法保证质量。我们问到有0.5元一片的月经裤，可厂家说没有任何消毒措施。”

对工厂来说，启动机器的那一刻起，成本就产生了。@她者 和@红潮 发帖分享创业经历后，不少女性网友留言，希望她们能改进卫生巾的版型，比如加长、加宽等，也有女性提出增强背胶黏性等建议。“这些改动意味着重新开模、更换材料，都是成本。这也可能是市面上卫生巾款式大同小异的原因。”
@她者 介绍，卫生巾的成本主要可以拆解为三部分：一是包括裸片、外包装、产品检测和物流运输费用等在内的制造成本；二是包括线上平台投流、线下代理商利润点、商超进场和陈列费、品牌代言人等在内的营销费用；三是卫生巾产品在国内销售时须缴纳的13%增值税。
上述中泰证券研报提及，卫生巾行业平均销售费用占销售额约23%，研发及管理费用则大约占比6%。这说明，高企的销售费用大幅推高了卫生巾的成本。
从卫生巾创业者的角度看，要保证产品质量，价格就不可能压得特别低。“我们想做大部分女性能用得起的卫生巾，目前的策略是减少营销费用的占比，在保证尺寸和质量的基础上，价格尽量低。”@红潮 表示。

该如何努力，才能让女性没有负担地度过经期？

月经贫困不仅是经济问题。联合国妇女署曾撰文指出，月经贫困是一个全球性的卫生问题，无论贫富国家都存在，并明确将月经贫困定义为“无法负担卫生用品、缺乏卫生设施及教育缺失”的系统性问题 。可见，要解决这一困境，需要多方合力。

这其中最直观的诉求是降低卫生巾售价。如上文所说，卫生巾成本主要包括制造成本、营销费用和税，但主要的压降空间在于后两者。“不管是卖多少钱的卫生巾，都得以质量为先。”受访卫生巾创业团队@红潮 表示，严控产品质量是团队的首要任务，她们通过压降销售费用以降低卫生巾成本。
而降低税费需要政策倾斜。2018年5月1日起，我国卫生用品适用税率由17%下调至16%；2019年4月1日起，又进一步下调至13%。但市场仍有声音认为卫生巾税率较高，2021年，全国人大代表王作英曾建议多措并举消除“月经贫困”，其中包括建议减免女性卫生用品增值税。
根据公开资料，在全球范围内，有十数个国家和地区都降低或取消了对经期产品的税收。2020年，苏格兰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免费提供经期产品的国家。

公益捐赠也是行之有效的手段之一。上述专注女性公益项目的公益人士陆佳表示，其团队在乡村学校开展工作时，会在女厕所放置卫生巾互助盒，一次性给学校捐献批量卫生巾。
“但目前一间学校的预算有限。我们心里知道，这个卫生巾互助盒更多还是应急作用，没办法完全解决当地的问题。”陆佳说。
姜桐曾在2021年创立了一个研究小组“月经时刻”，募集了来自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等交叉学科背景的20多位志愿者来做研究。姜桐当时设想，将所有的研究结果形成报告，再递交给相关部门。“公益组织能做的始终有限，我们认为还是要靠政府采取措施，比如减免卫生巾税收或设立专项补贴。”
采访过程中，公益组织和卫生巾创业者均提及“捐赠月经杯”这一措施。月经杯使用周期一般在5年左右，售价100-250元不等，长期来看，相比于卫生棉条和卫生巾更加经济节约。国际上也确有先例——在非洲地区，有公益组织大力推广月经杯，当地女学生用节省下来的钱购买学习材料。

“我们也考虑后续推出月经杯产品，改善现状的同时为女性提供多一种选择。但由于月经杯需要置入体内使用，消费者需要面对使用门槛、消毒方式、文化观念等的挑战。”@她者 表示。
“你的月经观念决定你用什么月经产品，月经贫困、月经健康、月经教育、月经羞耻是四个互为交叉的议题。”姜桐表示，要消除月经贫困，普及性月经教育显得尤为重要，“不是发点科普文章能解决的，这必须写进教科书里、走进学校里，才能改变。”
（应受访者要求，茵茵、陆佳、袁菲、雷小宏、姜桐为化名。实习生马社力佛对本文亦有贡献。）

编辑 晏非

校对 严严

运营 马社力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