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也没想到,中美两个大国的角力到了2025年,竟然都面对着一个类似的重大命题,那就是化债。
“相爱相杀、活成了对方”……两个大国的话题说不尽,网上也有各种各样的梗,但它们所面对的最头疼的问题竟然都一样。两大国也成了两“债务大国”,不禁令人唏嘘……
只不过,美国化债主要是联邦政府债务,中国化债则主要是地方政府债务。
这就有意思了,为什么会有这种区别呢?
美国联邦政府拥有强大的财政权,尤其是在货币发行、征税(比如所得税)、国债发行等方面。而地方政府(比如州和市)财政权相对独立,但受到宪法和法律限制,大多不能随意发行赤字债务。
这一点和中国地方政府迥异,中国地方政府可以自己通过城投债等方式发债。
美国的联邦政府承担了大多数宏观调控责任,因此债务主要集中在联邦政府层面。
中国虽然是中央政府主导的单一制国家,但“分税制”基础上的地方财政体制,决定了发展模式和债务模式。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地方政府承担了大量支出责任(如基建、教育、医疗),而收入分成偏向中央。
这样就形成了“地方事权大、财权小”的状况,形成“上收财权、下放事权”的中央与地方结构性矛盾。
于是,地方财政为了平衡收支,不得不依赖隐性债务(如城投债)和土地财政。
这就是为什么这两年化债的时候,总是强调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才是定时炸弹。因为隐性债务的规模、杠杆率等等都是容易失控的。
现在主动提高赤字水平,就是债务压力较轻的中央政府,替地方政府承担一部分债务。
那美国联邦政府的债务问题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咱们先来看看美国债务的规模演进:
1980年:约9000亿美元(GDP约2.9万亿美元,债务占比约32%);
2000年:约5.6万亿美元;
2020年:约27万亿美元;
2024年:突破34万亿美元,债务占GDP比重超过120%。
现今的美债问题最早可以追溯到二战,当时美国为了打仗的资金,发行了巨量的战争债券。在《父辈的旗帜》这部电影当中,就有这个情节,一些英雄士兵被拉去当战争债券的广告代言人。
1980年代的里根时代,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今日美国,包括债务。为了挽救滞胀中的美国经济,同时抗击苏联,里根实行大规模减税同时进行军费扩张,等于减少了财政收入同时还增加了财政支出,这样一来,联邦赤字剧增,债务从约9000亿飙升至2.9万亿美元。
里根开启了“以减税刺激增长”的共和党路线,但也奠定了赤字财政长期化的趋势。所以国家行为总是双刃剑,里根将这一点体现得淋漓尽致。
克林顿时期是美国的黄金时代,政府支出得到控制,经济也自由而繁荣,所以债务问题得到很大的缓解。
美国现在居高不下的债务,始于克林顿之后的小布什时期。大家都知道,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有多烧钱,这都是财政支出白花花的银子。
关键是,紧接着发生了2008年金融危机,美国政府不得不出手救市,这又是巨量的白花花银子往下撒。奥巴马时期,还在为走出金融危机而努力,量化宽松、大规模财政刺激计划,让美国债务从10万亿升至19.9万亿,“赤字依赖”从此成了一个无法逃脱的陷阱。
到了2020年就更不用说,大流行让全世界所有国家政府都焦头烂额,需要用政府赤字去救济赈灾,这进一步推高了美国债务。
当然,美债问题形成的原因还有很多,但是从底层逻辑来说的话,最核心的一点就是“路径依赖”。也就是说,靠发债来给政府执政带来便利、推动经济发展、缓解财政问题……形成了一种路径依赖,每届政府用得爽,用完就拍屁股走人。
这背后做背书的,是美元和美国的主权信用,说白了就是“美国敢一直借钱,别人也真敢一直借”。所以美国国债一直不愁卖,是全球市场上长期以来的宠儿。
这也是为什么最近川普因为美国国债收益率和到期的问题焦头烂额——国债卖不掉,或者国债付息过高,都是川普政府、美国政府最要命的问题。
川普化债、马斯克改革,就是在给里根时代以来所有的美国总统“擦屁股”。
美国的主权信用万一出现松动乃至崩塌,将会是一场史诗级的全球金融危机,规模超过2008年,是百年级别的金融灾难。
那么相比之下,中国债务、中国化债又有什么异同呢?
前面所说的“路径依赖”,就是两大国债务最重要的共同点。
美国的路径依赖是:“联邦政府靠债务扩张更容易推动社保、医保、军费、赈灾等支出,从而获得执政合法性”。
中国的路径依赖则是:“地方政府通过大规模举债,可以用最高的效率完成基建、招商引资、提升官员政绩”。
这种模式下,地方官员们其实就是“地方集团公司”的CEO,而GDP就是他们的年终业绩考核。这种模式也让地方官们一年到头辛苦工作,最后就是为了能晋升提级、仕途通畅。
客观上来讲,中国近30年的高速发展有这种模式的刺激作用。
但背后有两个问题:1、太过依赖房地产和土地财政;2、举债规模走向了失控——因为官员们其实只对GDP负责,对债务黑洞却不怎么需要负责。
这就进一步推高了“唯GDP论”所带来的经济结构性失衡,同时也让内需不足这个问题一直加重。
为什么内需不足还跟这个有关?因为长期依赖GDP,不仅不会刺激政府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反而会更倾向于削减福利,因为社保和福利无法直接推高GDP。
地方债务高企还有个问题就是导致了很多财政浪费。因为借钱太容易,导致花钱大手大脚,这就导致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面子工程。
所以中美两国的债务问题、化债方式,其底色都是政府的路径依赖,但表现方式却因为体制的不同而非常不一样。
美国化债最艰巨的任务是缩减联邦开支的同时,不打击经济——这是一个极难处理的平衡。
中国化债的难度虽不同却也类似,即:化债的同时,不导致经济的紧缩。
因为我前面说了,中国经济发展成也地方债,问题也在地方债务。那么,在化债的时候地方政府就容易走到反面,开始缩手缩脚,什么也不干,导致经济发展停滞。
同时,大量原本用于教育、医疗、社保的支出被腾出来还债,会进一步导致消费紧缩问题加剧,不利于经济的结构性改革。
路径依赖是各国政府的惯性,与体制无关;但化债是否能成功,却是下一轮国际竞争见分晓的关键。
前面说到里根,里根当年面对的苏联政府,也是债务高企、财政困难,但里根给美国的发展续命成功,苏联却倒下了。
为什么?因为苏联的化债并没有做到点子上,他们并没有搞“长期主义”,去提升苏联居民的钱袋子,促进经济的繁荣,而是靠拆东墙补西墙来化债。
所以直到苏联解体之前的最后一刻,戈尔巴乔夫还在打电话问当时的美国总统老布什:苏联财政没钱了,能再给你们卖一点石油么?
作为一个超级大国领导人,到了这种份上,何其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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