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问题——哲学三大终极问题中最后一个问题

作者周国平，当代著名学者、作家，1945年生于上海，196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著有：《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守望的距离》、《人生哲思录》、《人与永恒》等。

生死问题是哲学三大终极问题中最后一个问题。死是对生命意义的最大挑战，最让人感到困惑。很多人从小就被这个问题所苦恼，不少哲学家的基本态度是，对这个问题不应该回避，要去面对它，思考它。

思考的必要

几乎每个人从小就怕死，当有一天我们知道，这个死不只是那些老人的事，也是我们的事，有一天我们也会老、也会死，当我们明确地知道这一点的时候，人感到绝望，原来人生是这么一回事，最后等于零。

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一直避谈生死，尤其是儒家一般来说不太重视思考死亡问题，但是到了宋明理学，受佛教的影响，也有了相当的重视，比如王阳明说，学问功夫最难又最要紧的是看得破生死，他把看破生死视为最高的学问。当然，特别重视生死问题是佛教，有一位高僧说，佛教归根到底一件事，就是了生死。

但是，通常的情况是，我们对死亡问题是回避的。不但自己回避，也不让小孩问，我们常常看到，只要小孩问起这个问题，大人往往阻止，说不要胡思乱想。这哪是胡思乱想啊，他想的是根本的哲学问题啊。为什么回避呢？一个原因是恐惧，认为想这个问题是不吉利的。对死亡的恐惧基本上是人人都有的，你既然是一个生命，当然不愿意生命结束。没有哪个人一个人想到自己永远离开人世的一天会不害怕，不可能的，害怕是正常的。

一个朋友在协和医院工作，协和医院是顶级医院，所以经常会有癌症病人托他找医生，每个星期都会有四五个人。他告诉我，他看到了太多的死亡，其实多数是吓死的，一确诊是癌症就觉得大限临头了，恐惧得不得了，就吓死了。一般的规律是，开始的时候否认，不相信，然后是委屈，为什么偏偏是我，最后就是精神崩溃，身体也跟着崩溃。人的心态实在太重要了，精神素质实在太重要了，肉体在很大程度上是受精神支配的，生病的时候尤其是这样。当然会有真正不治的情况，即使这样，心态好也可以延长生命，并且有尊严地死去。所以我们一定要相信精神的力量，而要具备这个力量，平时的思考和修养境界就很重要了。

总之，要强调一点，就是对于死亡不要回避，要去面对它，去思考它。死亡是一件必定会到来的事情，它已经在前面某个地方等着你了。当然，最后思考的结果怎么样，很难说。有的人可能从哲学中找到了一个角度，有的人可能从宗教中找到了一种依托，都可以。

思考的路径

怎么思考死亡？哲学上和宗教中有三种思路。　

第一种是哲学上相当普遍的思路，就是用理智的态度接受死亡。你要看明白死亡是不可避免的，是一件自然的事情，对自然的事情你就要顺从，顺其自然，你不要抗拒，你越抗拒就越痛苦。中国的儒家就是这种态度，所谓“尽人事听天命”，死亡属于天命，人力左右不了，你就听从吧。你不但不要抗拒，而且不要去多想，孔子说的“未知生焉知死”就是这个意思，生的道理你还没弄懂，怎么可能想明白死的问题呢。孔子很少谈死的问题，他主张把注意力放在生的事情上。他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早晨弄明白了人生的道理，晚上就可以心安理得地死了，这话说得很好，但忽略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如果回避死亡的问题，人生的道理是不能真正弄明白的。

在西方哲学中，古希腊罗马的斯多葛派是特别喜欢讨论死亡问题的。他们倒是不回避，谈得非常多，有时我不免猜测，他们其实很怕死，要不怎么老想这个问题，想出种种理由来让自己不要怕，要坦然接受。他们提出的理由很巧妙，比如说你想一想一百年前你在哪里，一百年后你不过是回到了你一百年前所在的那个地方。一个人为自己在一百年前不存在而痛哭，我们会认为他是个傻瓜，而一个人为自己在一百年后不存在而痛哭，他同样是傻瓜。你觉得死很委屈吗，那么你想一想，所有的人都会随你而去的，多麽伟大、多麽富裕的人都要走这同一条路，你有什么委屈的？他们总的思路也是把死亡看作一件自然的事情，你要顺从自然，死就好比旅行者住了旅店以后要上路，演员演完了戏要谢幕，果子成熟了会从树上掉下来，你要抱着这样一种心态离开人生这个旅店、这个舞台、这棵大树。一个人面对死亡感到痛苦是因为他不愿意走，那么你变不愿意为愿意，变被动为主动，你就不痛苦了。

第二种思路可以称作审美的态度。中国的庄子是典型，目标是“齐生死”，“无古今而后入于不生不死”，超越时间，把人的小我融入到宇宙的大我中，人就超越生死了。人活着的时候就要进入这种境界，办法是“逍遥游”，在精神上与宇宙万物同游，其实也就是把人的小我融入到宇宙的大我中。

第三种是宗教的思路。前面两种，审美的态度有点玄乎，一般人难以做到；理智的态度回避了一个问题，有生必有死，死是一件自然的事情，这个道理好懂，可是如果死后归于虚无，什么也没有了，那么人生到底有什么意义，它回避了终极意义这个问题。宗教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的。

不同的宗教和哲学，解决这个问题的思路是不一样的。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佛教和基督教的思路正相反。佛教有教义、教主、组织、戒律，就此而言是宗教。但是，佛教不承认宇宙中有一个主宰神，这个神是灵魂的来源和归宿，在这一点上和基督教非常不同。对于人生问题的解决，佛教强调依靠自身的觉悟和智慧，而不是神的启示，这与哲学很相近。因此，武汉大学哲学系的邓晓芒教授曾经认为，佛学是最博大精深的哲学，不能算是宗教。

在佛教看来，解决生死问题要靠智慧，彻悟人生的道理，但不能只靠智慧，在慧之外还要有戒和定，通过修行和实证体验使悟到的人生道理化为血肉，化为本能。在这一点上，佛教和哲学又有所区别。不同流派的佛教都有一套针对死亡的修炼方法，让你在死亡来临时容易和肉体分离，走上往生的路。

和佛教相反，基督教承认主体、实体意义上的灵魂，这个灵魂是永远不会死的，肉体死亡以后，灵魂就回到了天堂，回到了主的身边。和佛教相比，这个思路简单得多，只要你相信，见效也快得多。

由于中国人受“眼见为实”的影响，往往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才相信，才认为是事实，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就一概不相信，等于不存在。杨绛说得好：真善美不也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吗，不就是自己心里明白吗？中国人是有这个传统的，眼见为实，只相信看得见的，所以把肉体看得很重，轻视灵魂。中国本土的宗教只有道教，其实是方术，够不上宗教的水平，追求肉体不死，所以就炼丹、练功，要成仙，搞这一套。中国人重肉体，西方人重灵魂，从建筑上也可以看出来。欧洲最发达的建筑是什么？是教堂。一座大教堂，一代代人不断建，几百年才建成，非常宏伟。中国历史上当然也有庙宇，但工程最浩大的建筑是什么？是陵墓，皇帝的陵墓，诸侯达官的陵墓。陵墓的格局基本上是把你生前的生活搬到地下去，死后还要过世俗的生活。　　

思考的意义

思考死亡问题，不一定会有一个结论。但通过经常思考死亡问题，起码有两点收获，一个是让我们对人生更进取，另一个是更超脱。

思考死亡未必就会使人变得悲观，其实也可以使人活得更积极、更进取。人终有一死，生命是有尽头的，你不可能无限地活下去，这个道理很简单，但是常常会被我们忘记。陷在具体的生活中，我们往往会有一种错觉，好像可以无限期地活下去似的。当然这种错觉也需要，否则我们不可能活得开心。但是，总是活在这种错觉里，就未免糊涂了，就会不知珍惜人生有限的光阴。人生最根本的责任心是要对自己的人生负责，人只有一次生命，只有一个人生，如果虚度了，没有人能够安慰你，说什么都是空的。所以，想到这一点的话，人就不能糊里糊涂地活。

一个人总有一天会明白，所谓跟着时尚走，跟着习俗走，其实是对不起自己的生命。现在真正对自己的人生负责的人实在不多，很多人是盲目地生活着，完全受外界环境的支配。

思考死亡问题，不但能使我们更进取，对人生抱认真的态度，而且能使我们更超脱，与自己的人生拉开距离。人活在这个世界上要有两手，一手是执着、进取，另一手是超脱、淡定，不能光有一手没有另一手。光有执着、进取，这样的人貌似积极，实际上是很脆弱的，遇到挫折就会一蹶不振，很容易被打倒。

古罗马哲学家马可·奥勒留有一本书叫《沉思录》。它实际上是一本教人超脱的书。马可·奥勒留是古罗马帝国一个很有作为的皇帝，常年在战马上度过，这本书其实是他的日记，想起来就写一段，都是在劝勉自己。基本上是两类内容，一类是督促自己要认真，把该做的事做好，另一类是开导自己要超脱，这类内容占主要篇幅。他经常对自己说，你看历史上以前有很多比你伟大的人，他们都上哪里去了？所以你何必在乎你的这些稍纵即逝的遭遇呢？

书中有一句话，他说一个人应该经常用终有一死者的眼光来看看事物。比如说，你为一件事情痛苦得要死要活，这时候你就想一想，曾经为同样的事情痛苦的人都上哪里去了？你就会觉得犯不着这么痛苦了。你和别人吵得你死我活，这时候你就想一想，一百年以后你在哪里，他在哪里，你就吵不下去了。当然，一个人如果永远用这样的眼光看问题，那就什么也别干了。但是我们有必要为自己保留这样的一种眼光，人生必定会有挫折，有的挫折可能极其严重、无法挽回，那个时候除了超脱别无他法，你就用得到这种眼光了，有了这种眼光，你其实会更坚强的。

拥有这样一种超脱的眼光，是学哲学的一大好处。哲学在某种意义上是教给人一种“分身术”，把人分成两个我，一个是肉体的我，这个我在世界上生活、奋斗、痛苦、快乐，还有一个更高的理性的我，在他之上看他、指点他、关照他。这个更高的理性的我其实就是通过学哲学获得的一种超脱的眼光，能够站在宇宙的立场上看自己的人生遭遇。有了这种眼光，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你不会把寿命看得太重要。用宇宙的眼光看，人活长活短都是一瞬间，早死晚死没有多大区别。古希腊七贤之一的比阿斯说，我们应该能够随时安排我们的生命，既可以享高寿，也不要怕早夭。这种超然的心态，就是学哲学的一个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