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帛书迹中的“笔墨趣味”

“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著名学者王国维先生在20世纪20年代所说的话，至今仍是至理名言，不仅新学问如此，中国书法史上的流派演绎也是如此。

清代的碑学兴盛，既得力于梁巘的卓识，邓石如的创新，包世臣、康有为的理论阐释，更受惠于南北朝碑版的大量发现与整理，从而使碑学从觉醒走向成熟，与帖学分庭抗礼，成为别开生面的书法流派。

自20世纪初在西北发现汉简以来，全国各地层出不穷地出土了数以万计的简帛文献，这些简帛书迹，生动形象地展示了战国至魏晋时期的各种笔墨精彩。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简帛学的兴盛，大量简帛材料迅速整理出版，简帛书法的研创已成为书法界的热门，简帛书风已成为一种新的流派，可以断言，简帛书学必将作为一种堪与帖学和碑学抗行的书法流派而传之于世。

简帛书迹的笔墨趣味遍布在数以万计的简帛文献之中，可以说凡简牍文本，其笔墨的艺术趣味是处可寻，这里我们且以例说的形式，来作一次浅显的艺术巡礼。

曾侯乙墓竹简

现今所知时代最早的简牍是曾侯乙墓中出土的竹简，这批竹简1978年出土于湖北随州的曾侯乙墓之中，共有二百四十余枚，简长72至75厘米不等，宽1厘米左右，每简的字数二十七个上下，合计字数六千余字，内容主要是记载葬丧仪式用的车马与兵甲的名称和数量，是战国时代常见的遣策文字。

这批竹简虽然没有曾侯乙墓编钟那样庞大和引人瞩目，但其墨写的书迹则为中国书法史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批珍贵的“墨宝”，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地位不可小觑。

曾侯乙墓竹简的时代是战国早期（公元前443年左右），竹简上的文字是比较典型的战国早期的楚系文字，其文字的点画、构形都具有比较鲜明的特色和笔墨趣味。

这批简的文字点画用笔大都方起尖收，头粗尾细，笔画有粗细变化，用笔节奏明快、犀利简洁。例如：

三个字例中，“戈”的斜笔方起切入，然后放笔直行，从重到轻，顺锋收笔，状如“钉头鼠尾”，头粗尾细，刚健有力。而“金”和“莫”的点画，无论是左右点还是上下点，都是方起顿入，雄强遒劲，然后提笔收锋，形成一种劲爽力度的笔墨格局。又如：

这三个字的横画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都是先向右上斜耸，然后再向下垂收，形成一定的弧度，使笔道有一种外拓的张力，而其回旋的收笔，也是为了适应竹简有限空间的一种艺术处理。再如：

这三个字中的折笔或圆转，如前两字中的折笔都是一笔画出，圆转而没有棱角；或外圆内方，如第三字中的折笔，在转折处外擫后转笔，从而形成外圆内方的特殊效果。

曾侯乙墓竹简的文字点画特点明显，其文字结构的组合也颇具艺术性，可以说，我们现在所讲究的所谓上下照应、左右呼应等各种艺术处理的方式，在曾侯乙墓竹简文字中，都可找到例证。如：

这是两个左右结构的字，但在简文的布局中，书写者根本没去考虑其左右结构的平衡，而是通过错位，形成左低右高的特殊态势，自然而富有变化。又如：

这是两个半包围结构的字，前者的“ ”部左边上提，与所半包围的“昜”字形成上下照应，而后者则将“鼠”的形体加大，把本应是左右结构的立刀旁压缩为“鼠”所包围的偏旁，形成一种独特的半包围结构，别有一种意趣。

战国楚简的出土已多达22批次，其中的仰天湖楚简、包山楚简、郭店楚简、新蔡楚简和上博简、清华简以及安大简等，每一种都有非常丰富精彩的笔墨趣味，可以慢慢品鉴。

秦国的历史短暂，但迄今所知，各地出土的秦简数量并不少，如湖北的睡虎地秦简、龙岗秦简，湖南的里耶秦简，甘肃的放马滩秦简，以及岳麓秦简、北大秦简等，数量已多达几万枚，这众多的秦简牍书迹的笔墨特征，正期待学界的好好梳理。

1975年出土于湖北省云梦睡虎地11号墓的睡虎地秦简，是现在所发现的数批秦简牍中出土最早的一批。

睡虎地秦简的书体是较为典型的“秦隶”，它的出土足已说明隶书在秦代已是一种通行的书体，从书体演变的角度来看，这可以说是划时代的发现。

这批秦简共1155枚，保存状况基本完好，简长23至27.8厘米，宽0.5至0.6厘米。内容所记的时间从秦昭王元年（公元前306年）至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所记内容可分为十个部分，包括《效律》《秦律十八种》《秦律杂抄》《法律问答》《封诊式》《为吏之道》《语式》《日书甲种》《日书乙种》《编年记》等文献，其中最多的是有关秦代的法律文献。

由于这些文献的内容较多，且不是一人一时所抄写，如果从书写风格来粗略考察，至少可以分出七八种不同的书体，下面试举三种加以简说：1.《为吏之道》，这组简共51枚，简长23至27.8厘米，简文分五栏抄写，内容类似于后代“官箴”，是秦代供官吏学习使用的教材。其文字的构形还略带篆意，但许多偏旁已大量简化，笔画常中间略粗，收笔较细，线条短直，结体偏方，显示出秦隶的方劲风貌。

由于这些文献的内容较多，且不是一人一时所抄写，如果从书写风格来粗略考察，至少可以分出七八种不同的书体，下面试举三种加以简说：

1.《为吏之道》，这组简共51枚，简长23至27.8厘米，简文分五栏抄写，内容类似于后代“官箴”，是秦代供官吏学习使用的教材。其文字的构形还略带篆意，但许多偏旁已大量简化，笔画常中间略粗，收笔较细，线条短直，结体偏方，显示出秦隶的方劲风貌。

2.《秦律十八种》，这组简一共有201枚，内容包括《田律》《司空律》《繇律》《置吏律》等十八种秦代的法律条文，是秦代法律制度史研究的重要史料。其书体特征是构形长扁不拘，结体紧凑，中锋、侧锋并用，笔势灵动而富有节奏，点画遒劲而富有轻重粗细的变化，竖画末端常左弧而出，颇有倜傥之态，而转折处的圆转曲线，更有婀娜之姿，具有很浓的艺术趣味。

3.《编年记》，这组简共有53枚，分上下两栏抄写，上栏是秦昭王元年至五十三年，下栏是秦昭王五十四年至秦始皇三十年。其书体是比较古拙自然的秦隶，有趣的是，其上栏的文字结体都向右下倾斜，而下栏的文字则都向右上斜耸，形成一种上下呼应的特别格局，这也多少显示了抄写者谋篇布局的艺术匠心。

汉代是简帛书法艺术的黄金时代，其简帛艺术的品式之多，笔墨趣味之丰富，其他时代无出其右。这时期不仅有帛书墨趣的集中发现，也有各类简牍书法艺术的大量展示。

《战国纵横家书》（局部）

马王堆汉墓帛书《战国纵横家书》就是一件书法艺术价值极高，又值得好好品玩的帛书珍品。这件帛书长192厘米，宽24厘米的半幅绢帛上，共存325行，一万一千余字，帛书首尾保存基本完整，卷末留有余卷，是一件尚没抄完的文献。

书手a

书手b

书手c

值得注意的是，这件帛书由三位书手相继抄写。其中第1行至第235行是一位书手所抄（书手a），从卷首看上去，笔画刚劲有力，文字伸展自如。卷面清整有序，但往后看就发现卷面上的涂改越来越多，颇有书手恃才傲物，随意涂改之嫌。也许是因为卷面太不整洁，有碍观瞻，故另外找了一位书手（书手b）来抄写。这位书手的书法水平明显不如前者，其接着抄写之初，还颇显拘谨，其书体风格与前者也有很大的落差。故从第27章开始，又换了一位书手（书手c）来抄写，遗憾的是，这位书手也不是很在行，其所抄写的文字不仅字形略小，其用笔也较为柔弱，与前两位书手的书体风格反差更大。这或许让主人很失望，故干脆叫停，不抄了，以致造成这样一卷在卷尾剩有大幅空白，尚没抄完的《战国纵横家书》。

这件帛书虽由三位书手共同抄写，但其书法价值和艺术特色的代表还是主要集中在书手a所抄写的部分，故一般的书上所介绍的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的书体艺术都是第一位书手所抄写的这部分书体墨迹。

这位书手所抄写的文字构型大体上是以方笔为主，方圆并用，字体修长舒展，雄健俊逸，其笔道则纵横恣肆，一派郁拔纵横的气象。从局部分析，其笔画并不强调粗细变化，而是横如剑出，竖似枪收；点画透着秀媚之气，横折凸显雄毅之态，波则内敛蓄势，磔则奔放外张；结体谨严，章法茂密，用笔沉着，兼有篆隶书法之妙，是马王堆帛书古隶书体中最具有艺术价值的一种。

当然，另外两位书手所抄写的文字虽风格不同，但也各有其特色，我们可以通过比较来略加说明：

从笔画上看，书手a有更多隶意，其横画有了上挑和“雁尾”的笔意，捺画笔锋上扬，有波磔的意味，折画以方笔为主，方圆并用，有郁拔纵横之态。书手b的折画则以圆笔为主，书手c的捺笔虽也偶有波磔，但隶书的意味并不明显，而用笔较为柔弱，构型比较松散。

从章法上看，书手a的字舒朗挺拔，字距较密；书手b的字疏朗圆润，字距行距比较宽松；书手c的字朴拙随意，笔迹柔弱，不似书手a那样大开大合，气势雄强。当然，三位书手可能都是当时的书法高手，其书艺虽有高低之别，但都有其自由肆意书写的艺术趣味。

西北汉简一直是简牍书法艺术和笔墨研习的宝藏，这里有隶书、章草、行书、楷书等各种范本可供选择，而最令当代简帛书法研创者着迷的更是那自由舒展而笔致精到的各种章草简牍，诸如尹湾汉简中的“神乌傅（赋）”，居延新简中的“死驹劾状”等，而最近刊布的肩水金关所出土的“宣致稚万书”（或称为“宣伏地言”）木牍，更是一件章草书写的上品：

这封书信的格式非常完整，整体布局疏朗清爽，前后呼应，章法讲究。信的内容共分为四行书写，字字独立，字距紧致而行距较为宽松，在木牍的上方，借助“道”“谒”“史”“奉”等字收笔的加粗加重，丰富了简面的文字的粗细和轻重的变化，且与木牍下方的“使”“之”“张”的粗重笔画形成呼应和对比，有一种浑然一体、张弛有度的艺术效果。

书信文字的章草用笔精到，构形讲究，有一种细劲俊逸的笔墨意趣。如“伏”字右边“大”的撇画之夸张与捺画之压缩，构成一种强烈的对比，而“地”字那竖弯的戛然收笔，与之间的小点互相呼应，更有一种特殊的情趣。再如“足”字的下部，简省为一撇一横两笔，简洁明快，而“请”“罪”“钱”“愿”“遣”“谨”“数”等字的高度简化构形和用笔，更是汉代章草构形的经典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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