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年，开国少将周世忠离世，临终前对儿子说：我这一生最对不起她

1992年，曾经担任过武汉军区司令员的周世忠少将走到了人生的尽头，在这一天，虚弱的周世忠躺在床上，两只眼睛不断流着眼泪，他与自己的儿子不断说着些什么，他的儿子流着眼泪，不断点头。

其实，周世忠并不害怕这一天，他对自己的儿子说道：

“我这一生，最对不起的就是她了……”。

儿子明白，父亲说的是自己的奶奶，也就是周世忠的母亲。

而后，周世忠向儿子提出了一个遗愿，他的儿子点头答应，这位从红军时期走过来的红小鬼，如今也变成了白色病床上的白老人，他这一生，他自问对得起中国人民，对得起无产阶级革命，但他始终认为，他对不起自己的母亲。

周世忠生于‬1918年，他‬出生在‬湖北红安吴家园子一户贫苦农民家庭，家中世代务农，生活艰难。他幼年时为地主放过牛，每日清晨赶着牛群走过田间，风吹日晒让他皮肤黝黑。

后来，他随家人来到汉口，在烟厂当童工，日夜劳作，双手磨出厚茧。1930年，年仅12岁的他加入中国工农红军，成为一名“红小鬼”。

他身形瘦小，却满怀热情，愿意为革命贡献力量。

1932年，他‬告别家人，母亲带着泪眼看着儿子前去参军，自此‬，周‬世忠‬被‬编入红二十五军，开始了无产阶级革命的艰难征途。

在第二二三团二营，他担任司号长，肩负起用军号传递战斗指令的职责。

他‬刚刚加入部队的时候，就有一位老师带着他，

此人名叫赵凌波，外号“格老子政委”，原是国民党军队的号兵，后被红军俘虏加入队伍，赵凌波来自四川泸州，二十六七岁，身材高大，浓眉耸立，性格豪爽。他曾在国民党军中吹号多年，技艺娴熟，被俘后因这一特长留在红军。

他为军政委吴焕先做过两年“号官”，吴焕先十分珍惜他的技能，任命他为号兵教练，专门训练红军号兵。赵凌波教周世忠吹军号时，常站在操场上，手持军号示范。他吹响冲锋号时，声音嘹亮震撼，吹开饭号时，又轻松活泼。他对周世忠说：

“你个小鬼，吹不好就别吃饭！”

自此‬，周世忠跟在他身后苦练，学会了冲锋号、集合号、开饭号等多种信号。

周世忠不仅学会吹号，还模仿赵凌波的装备风格。他挎上军号，佩上大刀，别上盒子炮，三件装备上系上红绸飘带，成了战场上的醒目存在。他的“三大件”在行军中随身携带，军号挂在左肩，大刀握在右手，盒子炮插在腰间，红绸飘带随风飘扬。他在队伍中走动时，战士们常投来赞许的目光，他的装备与赵凌波如出一辙。

周世忠后来跟着部队进行的长征，在长征的过程中，他8次负伤，其中4次重伤，一直到离去之前，身上都仍然留有弹片。

他第一次负伤是在1934年的一次战斗中，敌人的子弹擦过他的手臂，鲜血染红衣袖。他咬牙包扎，继续吹号指挥。另一次重伤发生在翻越山岭时，敌机轰炸，他被弹片击中腿部，血流不止，战友将他抬下阵地。他在担架上仍坚持吹号，直到体力不支昏倒。他的伤口多次感染，却从未退缩。

而‬他的成长离不开赵凌波的教导，赵凌波不仅教他吹号，还带他参与战斗演练。一次行军途中，赵凌波吹响军号，示意部队隐蔽，周世忠跟在身后学习。他观察赵凌波如何在危急时刻吹冲锋号，如何用号声稳定军心。

他还将赵凌波的豪爽作风融入自己，战斗中从不畏惧。

1936年红军东征时，周世忠因表现突出，升任连政治指导员。他从司号长转为指挥员，开始负责连队的政治工作。

他之所以转为一线作战部队，是因为在四坡村战斗中，周世忠的表现非常出色，并且开枪击毙了敌军团长。

1935年8月，红二十五军长征至甘肃泾川，面临渡河的生死关头。主力部队渡过徒涉河，但军直机关、军医院、运输连和担架队被山洪阻隔在北岸。人马拥挤，担架队陷入混乱。

国民党第三十五师二零八团趁机突袭，率一千余人和一连骑兵直扑四坡村，试图切断红军后路。第二二三团二营奉命坚守村头，阻击敌人。周世忠作为司号长，跟随营长郎献民奔波于各连阵地。他的军号挂在肩头，大刀握在手中，盒子炮别在腰间，随时准备投入战斗。

战斗打响时，大雨倾盆，雷声震耳。敌人在村东头发起猛攻，二营依托房屋、窑洞和土堆顽强抵抗。枪声与手榴弹爆炸声交织，喊杀声响彻山谷。郎献民和营政委田守尧站在前沿，激励战士：“为了全军安全，我们必须顶住敌人！”周世忠挎着“三大件”，全身被雨水淋透，红绸飘带贴在身上。

他紧随郎献民，穿梭于阵地，观察敌情。他在土堆后蹲下，聆听郎献民的指令，又迅速起身奔向下一阵地。

在战友们的眼中，他的身影虽瘦小，却充满力量。

敌人的攻势愈加猛烈，红军处于背水作战的绝境。若村头失守，敌人将直逼河岸，后果不堪设想。关键时刻，吴焕先率交通队百余人从河边冲上原头，直插敌后。这支奇兵打乱敌阵，敌人攻势出现松动。

郎献民见机下令：“司号长，吹冲锋号！”

周世忠站起身，鼓足气息，吹响冲锋号。嘹亮的号声穿透风雨，各连阵地纷纷响应，军号声此起彼伏。红军战士如潮水般涌向敌人，发起反攻。周世忠吹完号，背起军号，抽出大刀，冲入敌群。他与敌人短兵相接，挥刀砍杀，动作迅猛。

战斗中，一名敌军官骑着白马试图逃跑。周世忠距他三四十米，见大刀无法触及，迅速将盒子炮抵在肩窝。他瞄准马腿，连发两枪，白马挣扎倒地。敌军官举枪还击，周世忠再开两枪，将其击毙。他上前检查，发现此人胸前挂着银链怀表，衣兜内有一枚刻着“马开基”的铜图章。

这个图章‬表明了此人是第二零八团团长，他将怀表和图章交给郎献民，战斗继续进行。

而‬四坡村战斗以红军胜利告终。敌二零八团被全歼，残余者寥寥。周世忠在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吹响冲锋号激励士气，用大刀近战杀敌，以盒子炮击毙敌指挥官。

但这场战斗的‬胜利并未没有给他带来欢喜，因为军政委吴焕先在战斗中牺牲，他的遗体被战友抬下阵地。全军将士泪流满面，悲痛难抑。周世忠站在雨中，望着吴焕先的方向，心中沉重。他虽获副军长徐海东表扬，并从赵凌波手中接过两块银元奖励，却无心庆祝。他缴获的马开基图章由军部秘书张池明带至陕北，留作纪念。

这场战斗成为周世忠长征中最深刻的记忆，他也是在这场战斗后升任连政治指导员，肩负更多责任。

抗日战争时期，周‬世‬忠‬担任八路军一一五师连政治指导员，随后担任了副营长、营长、副团长，新四军第四师副团长、旅副参谋长、淮北军区第二军分区参谋长等等职务‬，抗日战争过程中，他参加了平型关大战，正太铁路破击战、晋东南反击日军九路围攻、卫东战役、淮北春夏季攻势和宿南战役。

解放战争时期，周‬世忠‬任华中野战军第九纵队团长、第二纵队团政治委员、第四师副师长、第三野战军二十一军六十二师政治委员，参加萧县战斗，两淮保卫战及益林、连水、淮海和渡江战役。

新中国建立之后，周‬世忠‬先后‬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参谋长、军事学院高级兵团战术教授会主任、高等军事学院战术教授会主任、福州军区参谋长、福州军区副司令员、通信兵部主任、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及司令员等职。

1984年秋，周世忠已不再是当年的“红小鬼”，他担任武汉军区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在武昌珞珈山宾馆，他与民政部副部长李金德回忆往事。

李金德是红二十五军老战士，笑着说：

“你那三大件，红绸飘带，威风得很！”

周世忠呵呵一笑，回应：

“那是跟‘格老子政委’学的。”他打开话匣子，聊起了从前的革命岁月。

不过在周世忠的心中，他始终有一个最对不起的人，这个人，就是他的母亲。

当年的他年少离家出走，踏上了革命的道路，母亲这些年的时间吃了很多苦，他本身是一个很孝顺的人，想起自己这么多年对母亲的亏欠，心中痛苦不已，这是将军最大的心结。

1975年9月，周世忠调任武汉军区副司令员，他将母亲接到了身边。但在‬不久后，年迈的母亲提出想要回老家。尽管母亲的身体状况已不容乐观，周世忠还是尊重她的意愿，同意她回家。临行前，周世忠与身边的同志私下交谈，透露出自己内心的矛盾和不舍。

他希望母亲能够在家乡过得舒适一点，特别是考虑到母亲年事已高，他特意嘱托阙裕安和区委帮助安排她的生活，确保她的生活起居无忧。

这也是周世忠这么多年来对相关部门提出的唯一请求。

虽然无法每时每刻陪伴在母亲身边，但周世忠的孝心表现在日常的每一处细节：

他‬不仅关心母亲的生活条件，还要求亲自检查她的健康状况，叮嘱照顾母亲的人要注意老人是否生病，定期送医。

可即便如此，周世忠还是觉得，自己作为儿子感到非常愧疚：

“如果连自己的亲娘都照顾不好，我心里过不去。”

而‬周世忠在与母亲的最后一次见面之后，周世忠‬每月寄40元钱给她，让母亲的生活过得更好。

1978年2月，周世忠的母亲李少青老人忽然离去，得知母亲去世的消息，年近六十的周世忠悲痛欲绝。

当他‬得知老人临终时唯一的要求是“想睡棺材”，这让周世忠感到无比痛心，可是当时的军务繁忙，他不能再回到母亲身边陪伴她最后一程，只能让儿子周昌顺和周卫明代为处理后事。

这段经历无疑给周世忠带来了极大的心理冲击，但作为一名军人，他始终恪守着责任与原则，无法回家亲自送别母亲。

1988年3月时‬，周世忠回到故乡红安，为母亲扫墓。十年过去了，母亲的坟头已经历了无数个春秋的更替，周世忠依旧怀着无尽的思念和敬仰。

他在母亲墓前动情地说：

“娘，我是世忠啊！是您的海情呀！您听到我的声音了吗？我好想您呀。”

这句话深深打动了在场的所有人。

十年过去，周世忠依然未曾放下对母亲的思念，依旧默默地为母亲祈祷。

1992年，周‬世忠‬走到了自己的人生尽头，在这一年的清明，周昌顺根据父亲的遗愿，将周世忠的骨灰带回故乡红安，并撒在母亲的坟前。

他们‬母子终于在生命的尽头团聚，也让周世忠与母亲的灵魂永远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