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经牌记中的爱情故事

这是一篇关于历史文献研究的边角札记。近五百年的湮没，几乎抹去了所有故事，唯独剩下了爱情。

主人公是一位晚明时期的普通人，他叫孙云翼，只在人生中晚年中过举，到广东、湖北做地方官，然后退休回乡，读书刻书，了此一生。云翼几乎没有在历史上留下什么值得记述的事迹，也没有什么个人著述传世。关于他的生平，零星散落在他的亲戚、朋友以及方外禅友的作品中，即便算上新见的谱牒文献及《嘉兴藏》牌记文献，至多也就是一位“内生”于晚明江南士人圈中的小人物——唯一有的，就是看到他曾经有一位挚爱的精神伴侣。更多的信息今天的人们也无法查考了，但我们可以确信，孙云翼曾经深深爱过她。

孙氏家谱

传世文献中，唯有丹阳地方志书中略载孙云翼生平，如其喜好读书“左图右书，终日披诵”，抑或曾有过撰述如“生平撰述甚富，文工齐梁体”（《光绪重修丹阳县志》）。存世作品中只有编辑的宋人陈东、李廷忠等的别集。而孙氏谱牒中记载相对丰富一些，孤本清修《严庄孙氏家乘》今藏严庄孙氏后人手中，据谱牒卷二十二传记载：孙云翼（1546-1628）字禹见，号图南，南直隶丹阳县（今丹阳市）人，赠文林郎守亮（1518-1573）子，有同胞弟云仍（1555-1641）。其母王氏，为右都御史、金坛人王樵（1521-1599）幼妹；因此他不仅有位为官的舅舅，还有位身为著名学者士大夫的表弟王肯堂（1549-1613），这大约是他最知名的亲属了。孙云翼科举不顺，直到万历十九年四十六岁时才中举人；考虑到明代的平均寿命，甚至可以算作人生中晚年了。在赴春官不第，万历二十六年（1598）谒选去了广东惠州府的龙川县（今属河源市）当县令，那时已经五十三岁了。他在那里工作顺利，尤其注重教育，万历二十八年庚子（1600）乡举，龙川县出了两位举人，为其县二百年来第一次。外官考核优秀，他遂在二十九年升为湖广夷陵（今属宜昌）知州，谱牒传记中说，那时五十六岁的孙云翼觉得自己到了退休的年龄，就告老还乡去了。孙云翼的一大爱好就是读书，“稗官野史、隐秘难明之说”他都能一一解答。家中藏有宋李廷忠的《橘山四六》，云翼校注一遍后刻出流传。晚年还想辑校宋人笔记及地方志书，最终未能如愿，大部分都没有流传。

丹阳孙氏及其姻亲丹阳贺氏、金坛王氏、于氏等地方大族，为晚明佛教复兴时期的重要护法家族，其家族众人皆支持高僧紫柏真可（1543-1604）弘法利生，尤其支持其庞大的《嘉兴藏》刊刻事业。孙云翼与云仍兄弟同样大量捐资，《嘉兴藏》牌记中保留了不少孙氏施刻的记录。紫柏真可圆寂后，这项佛教书籍出版事业依然在继续，其中最重要的支持者仍是丹阳、金坛两地的家族人士。而同时期另一位高僧、也是紫柏真可至交法友憨山德清（1546-1623），在万历末年赦免从广东东归江南，得到了包括孙氏家族在内的江南大族的欢迎。孙云翼在自己位于惠山（丹阳观音上）的别墅“清畅斋”里招待高僧，听其说法，二人互动颇为频繁；《憨山老人梦游集》有一些文字是专门为云翼护法事业所作。其中，有一篇文字颇值得注意。《梦游集》卷二十三有《重修龙川县南山净土寺记》载：

今孙公（云翼）之治兹邑（龙川），不三年而化成。摩民以义，导蒙以渐，因事以权。置学田、建梅阁；造桥梁，筑新城，皆捐俸廪为之。至若修南山佛刹，则皆亡夫人之簪珥奁具，尽舍以作庄严，将资净土，以修冥福。是皆神道设教，即事见心，为苦海之慈航，长夜之慧炬也……及夫人卒于宦邸，临诀时神情静定，端然念佛而逝，超然莲华中人。公有感，遂倾奁以重新其寺，别祠宇为殿三楹，塑莲池海会、诸佛菩萨，八部诸天像，森罗云列，庄严妙丽，光明灿烁，俨然净土真境也。其左右配列斋厨禅室，靡不具备。延僧某住持，朝参莫礼，钟梵交音。斯则西方净土，端在目前；神识往生，不离当处。语曰：境随心变，地以人灵；以其大坠山河，不出此心之外也。由是观之，则公之心高揭于山川，夫人之灵常居于净土。上祝国釐，下为民福；公之功德，将垂之无穷，岂区区福田利益而已哉？工经始于某年某月，落成于某年某月。旧称南山，今名净土，志本因也。公姓孙，讳云翼，字图南，金沙人。记之者，白下长干僧德清也。

记中言其出仕的龙川县，原是崇山峻岭“獞猺杂处”的地方，非常不开化，直到孙云翼入主，以德化民，才有所改善。除了修桥铺路外，孙氏还重修了县中南山寺，为本地佛法复兴做出贡献。此寺之前颇有来历，一度成为祠祀的“三贤祠”。彼时孙氏夫人去世，临终时念佛而逝，“超然莲华中人”，他便捐出夫人“簪珥奁具”，重修南山净土寺。修成三进寺院，塑上莲池海会及诸方菩萨，并请来僧人管理寺院。憨山德清也曾贬谪广东，对此事迹颇为动容，所以为云翼写出这篇长记，表彰其护持佛法的功德。

龙川县图

值得注意的是，重兴南山净土寺的资金，来自孙云翼已故“夫人”的妆奁，这位夫人同样也是一位奉佛的居士。《孙氏家乘》中云翼的配偶记载班班可考，其原配夫人为武进孔氏（1548-1620），卒于泰昌元年，显然不符合憨山寺记中逝于龙川的记载。其另有两位侧室，一位王氏，一位江都贾氏，都为孙氏留下后代，却皆未载去世时间。那憨山口中这位“夫人”似乎成了悬案。

孙氏与其丹阳、金坛的姻亲家族一起护持过《嘉兴藏》刻经，在许多经卷的最后都会留下含有刻经信息的牌记，其中一组孙云翼刻经的牌记，可以解开这则悬案。在《嘉兴藏》正藏“淡一”字函中收录《道行般若波罗蜜经》十卷，全部由孙云翼施刻，每卷末一则牌记，正文内容一致，只有刊刻、校对人不同，谨录卷一牌记正文：

丹阳居士孙云翼，为荐亡妾李氏舍奁资，助刻《道行般若经》卷一。计字八千九百二十七个，该银四两六钱四分。普愿随喜受持，咸薰智种。平湖释在照对，南昌万承明书，进贤傅汝权刻。万历丁未孟夏月，径山寂照庵识。

孙氏的“亡妾李氏”舍奁刻经，这不得不让人联想到舍奁修寺的孙氏“夫人”，同样是“舍奁”，同样是护持佛法；且经刻出的时间在万历三十五年丁未（1607），在孙氏致仕回乡后不久，距离这位李夫人去世同样不远。鉴于从捐资施刻到完成全书、附上牌记，需要一年以上的时间周期，则孙氏在回乡后迅速投入刻经的准备中。如此，则此舍奁护法的孙氏夫人，当为一人，就是这位牌记中的“亡妾李氏”。我们可以据此得出初步的结论，李夫人在随孙云翼出仕远方时去世，生前与云翼一样亲近佛法，云翼便遂她心意在其身后捐出妆奁，永作供养。

然而疑点依然存在。首先是谱牒中不存李氏的名字，且李氏应该也没有留下子嗣，完全消失在家族记录之中。古人出仕远方，一般不会携家乡的妻妾同行，而是选择在任职地再娶一房姬妾，这位李夫人究竟是不是南方人，几乎没有任何材料可以佐证，唯有少许旁证。首先是严庄孙氏谱牒不收这位李氏夫人，即便孙氏正妻过世在前，孙云翼也无法把李氏最终放入家谱，排除云翼自己反对的极端可能，应该出自孙家后人、尤其是云翼子孙辈的最终反对。但孙氏呼其为“亡妾”，憨山呼其为“夫人”，显然是得到本人认可，既成某种事实。这种情况，以孙云翼在外新娶可能性为最大。其次，李夫人逝世于孙氏龙川任上，第一笔妆奁捐资用于重修本地南山净土寺，因孙氏在此为官，如此解释也说得通。但如果考虑李夫人为孙氏在外所娶，逝后又捐寺于此，也存在一种可能：即李氏应该就是龙川附近的本地人，在此修寺也有孙氏为其落叶归根，入土为安的考量。同时，所重修南山寺后改“净土”之名，也与佛法中早登莲台、往生净土的生死观有关联，则寺中似当有李氏长生牌位供奉。当然，这些都是依据现有少量材料的推测，而李氏为南粤本地人而归孙云翼的可能性不小。虽然最终没有被记入孙氏谱牒，但在高僧憨山的著述及大藏经牌记中保留下自己的线索，也算是另一种补偿。

不过从这些有限的记载中，还可以看到孙云翼独特的深情。首先是李夫人舍奁捐寺、刻经的事迹，完全出自孙云翼的记录；憨山所述寺记，显然也出自孙氏相告。从李夫人嫁孙云翼为妾、且无法入家谱的境遇来看，不太可能出自大族人家，其所持妆奁数量必定相当有限，大部分应该还来自孙氏的彩礼。而重兴寺院，并邀请高僧撰写寺记，其所涉布施金额应该远超普通人的个人财富。明清时代恢复寺院的经费一般分为纵向的皇家内帑、地方行政的拨款，及横向的僧俗精英号召的社会募集；孙云翼在龙川重兴南山净土寺，可能兼有县令职权与居士护法的招募。至于李夫人在募修寺院中担任的角色，很可能是以其捐奁行为作为由头，动员本地社会资源完成；而最大的资金来源，很可能还是孙云翼本人。但最终在憨山的重修记中，便成为完全表彰李夫人舍奁捐寺的善举，孙云翼则一笔带过，可见孙氏对亡妾的心意。同样的，施刻藏经的举动中，孙氏也扮演了“荣光留给亡妾”的角色。因为牌记文献的存在，我们可以轻易地计算出十卷《道行般若波罗蜜经》的刊刻成本在四十两上下，全经自夏至冬，刻成于万历三十五年内，从《嘉兴藏》刊刻规律来看，显然是刻资准时到账的结果。也就是说，为了施刻这部经典，孙云翼几乎一下子便捐出四十两白银；这绝非小数目。孙氏姻亲金坛于氏的后人为了追荐亡父，要刻若干经卷，最终靠出卖家中古董，才凑齐几卷的刊刻数目，也可见孙云翼刻经的虔诚。

《道行般若波罗蜜经》牌记上的记录，依然是李夫人舍奁施刻。按照之前推测的舍奁建寺举动来看，李夫人陪嫁资产应该已经用罄；则此次施刻藏经同样应该出自孙云翼之手，而以李夫人的名义圆满佛事。他这么做的理由应该也很明显，他与李夫人之间有过相当美好的感情。虽然不能知晓更多或山盟或海誓的爱情，但从孙云翼不止一次营造的“舍奁”情节，可以推测二人的感情与默契。二人同样笃信佛法，乐善好施，或许也有共同的禅悦法友，或许只有二人日常禅机的互参，但可以肯定的是，二人精神世界应该颇有相合之处。

孙云翼为李夫人营造的“舍奁”护法的塑造，可以看作男性私领域表达严重缺位的时代中，极少存在的浪漫。用今天流行的话讲，一个爱你的人不要看他说了什么，而要看他做了什么；古代直男的世界里，更是需要用这个角度来审视情感世界——毕竟不是每个古人都是《浮生六记》的沈复，不厌其烦地记录自己的情话。尊如帝王的乾隆也有隐微的爱需要表达：黄一农院士在《从福康安是否乾隆私生子谈起》的讲座中论证乾隆深爱着孝贤皇后，不仅给了皇后家富察氏子弟如福康安极高的政治地位；而自永琰（日后的嘉庆帝）被秘立储君后，乾隆在众多皇子中只派他去祭拜孝贤皇后。这些隐晦而坚定的举动，无疑是古代士族男性的专属爱意。虽然这些举动在今天很少会被理解；一如孙云翼之于李夫人，“舍奁”护法甚至无法与一阕廉价的情诗比浪漫，但只有懂的人才能体会这些爱情本身的魅力。何况孙云翼、李夫人生前经历多少困难，可以想象整个孙氏家族上下，对这位远方姬妾的敌视的态度，但仍无法改变她在云翼心中的位置。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是孙云翼对于感情最大的诚意；传统儒家著述中不可能保有李夫人的哪怕一点记载，但笃信佛法的二人把这段心心相契，刻入佛教文献之中，并随藏经法宝流通，长存不灭；虔诚之中也可见二人的大智慧。

儒家礼教视角下的孙云翼更像是个负面角色，外出做官，随处纳妾，还不知节俭、汇款回家，完全不符合当时甚至当代好男人的印象；他与李夫人之间，也没有办法彼此获得身份。但在孙氏的“舍奁”的记录中，我们可以推测，在更广阔的精神世界中，他俩应该曾经找到过慰藉。许知远采访金宇澄时，问到《繁花》中情感故事中负面情节的话题时，金宇澄说：

我们年轻的读者，对“三观不正”特别敏感，有一个最不好的词叫“渣男”。说这个油腻、说那个渣男，我特别不喜欢这样的话。你把这么复杂的人性变化，用这么低能的一句话去涵盖它，你活到一定的年龄，你会觉得人越来越复杂，人不是这么简单可以涵盖的，人有各种各样个人的原因。

感情的世界里从来不是那么简单，但看客宁愿选择简单、选择敏感，而错过了更多。从上述的材料来看，那个“三观不正”“渣男”的孙云翼，才是真的情种，他把一段钟意而不被接受的感情，仔细安排，妥帖摆放，留在了他觉得最适合的记载中，藏之名山，传之后世。诸多没有名分、走不到最后、开不出结果，而又心相契合或海誓山盟的感情，都没有等到这样的守护者，扛下所有而又能安顿一切；这才是现实中纷繁爱情应该有的归宿。《繁花》中那些描摹而不得的爱情故事，中年的孙云翼却用人生的下半场演绎了出来。

（致谢：感谢丹阳严庄孙氏后人惠允提供谱牒文献用于本次研究，同时也致意丹阳乡贤学者卢政、吉育斌诸先生给予的大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