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与真实——读《驰骋三界：汉代神兽的图像世界》

“神兽”经常出现在各类文学、影视作品中，是伴人成长的经典题材。著名文学家鲁迅先生在回忆自己的儿时往事时，专门提到绘图的《山海经》是他当时“最为心爱的宝书”（《阿长与〈山海经〉》），里面有人面的兽、九头的蛇、一脚的牛、袋子似的帝江……通过阅读乃至口口相传等方式，我们很容易获得对种种“神兽”的感性认识。但若欲系统了解不同“神兽”背后的复杂文化和思想观念，将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则需要扎实的学术研究。李重蓉博士的新著《驰骋三界：汉代神兽的图像世界》（浙江古籍出版社2024年9月出版）就是一部深入探讨汉代神兽图像之形成演变、形象组合及其文化内涵的作品。

《驰骋三界》共12章，20余万字，全书围绕“神兽之形成”“神兽之形象组合”和“神兽之内涵旨意”三个核心问题，对龙、虎、天禄、辟邪、麒麟、牛、羊、鹿、獬豸、蟾蜍、玉兔、猴、神鸟、神鱼、鸮鸟等汉代神兽图像进行了系统梳理与分析。这些神兽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由多种动物的部分躯体组合而成，如龙、麒麟等。第二类是以一种动物为主体改造而成，如天禄、辟邪、獬豸等。第三类则是以现实中存在的动物为基础进行“神化”加工而成，如虎、鹿、猴、鱼、鸟等。从具体内容上看，《龙虎组合——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腾》梳理了从新石器时代到汉代的龙虎组合图像，指出龙虎组合蕴含着勇猛驱邪的功能、象征着世俗权势的愿望，同时体现着生死时空转换的升仙想象。《天禄辟邪——镇宅石狮的祖先》依据现存的实物资料，认为汉代天禄、辟邪是以狮子为原型，有翼，头顶带角的神兽，其中独角兽为“天禄”，双角兽为“辟邪”。天禄、辟邪在汉代曾是镇邪除凶、威严无双的陵墓石兽，后来逐渐演变为府宅门前的看门兽。《像羊像马又像鹿的汉代麒麟》指出麒麟在先秦秦汉时期是象征太平盛世的吉兽。汉代麒麟的常见类型有羊形、马形、鹿形三种，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头顶竖独角，与现实中的羊、马、鹿不同。麒麟常与其他神人、神兽组合出现，象征长生吉祥之意。《外来牛怎么成了汉代本土神》分别梳理了汉代日常生活中和神化中的牛形象，指出牛在汉代的社会生产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人们对它加以“神化”，衍生出了牛首神、獬豸等形象。作为神兽的牛被赋予的驱魔辟邪、公正严明等特质，正是它自身性格的凝练与升华。《为什么平淡无奇的羊能够成为神兽》指出汉代画像石中存在带翼羊、仙人乘羊、羊首等几类神话色彩明显的图像。而羊之所以被“神化”，与其契合儒家的思想观念密切相关。神羊蕴含吉祥之意，同时具备驱魔辟邪、协助升仙等寓意。《群雄为何要“逐鹿”》指出鹿是中外早期艺术中常见的动物形象。汉代的鹿的图像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对现实生活场景中鹿的描绘，如狩猎图像中的鹿；另一类则将鹿进行神化，如仙境中与仙人、神兽组合出现的鹿。鹿是皇家苑囿中的常见动物，因而逐渐具备了寓示兴亡的文化意涵。秦汉时期，社会上出现了“逐鹿说”，以逐鹿比喻争夺天下。《獬豸——汉代的执法神兽》通过梳理壁画、画像石、雕塑等资料，指出汉代的獬豸多以独角牛为标准形象。獬豸作为执法神兽，专门守护法律的公平正义，是我国古代法制精神的象征。其被放置在墓葬中，有震慑邪恶，守护墓室安全的作用。《从蟾蜍到玉兔——月亮神兽变形记》指出汉代的月神为人身蛇尾或龙尾的女子形象，并非嫦娥。而月亮神兽起初最常见的是蟾蜍，大约到东汉晚期，才更多变为玉兔。汉代以后，月亮女神逐渐演变为嫦娥，并与玉兔形成组合。《猴子为什么是多个民族的吉祥物》介绍了汉代较为常见的猴图像，汉代人不仅认识到猴子可能具有防治马疫等医学功能，还赋予它象征封侯、繁衍子孙、帮助升仙等吉祥瑞意，反映出猴子的与众不同。《镌刻在葳蕤鸟羽上的缱绻情思》讨论了汉代的神鸟形象，包括多头或多足神鸟、人首鸟身神、鸟首兽身神等，指出鸟崇拜反映了崇尚自由飞升的民族心理和豪迈激昂的时代风貌，同时体现了祈盼吉祥如意的风俗。《神鱼图像的升仙与爱欲想象》梳理了汉代的神鱼图像，将它们分为飞鱼、三鱼共首、鲵鱼及鱼车图等几类，指出汉代的鱼或象征男女情爱，或象征吉祥，或被视为沟通神仙世界与人间的媒介，具有迎接凡人前往仙界的神奇力量。《猫头鹰是战神还是恶鸟》指出汉代文献与图像中的鸮鸟形象并不一致。文献中的鸮鸟被当作恶鸟，而图像却明显透露出对鸮鸟的尊崇，认为其具有驱邪避凶，引导升仙等作用。汉代人常将鸮鸟与神兽仙人等图像相组合，表现出对鸮鸟的敬畏。

《驰骋三界》至少存在三个比较突出的优点。一是有明确的问题意识。本书以汉代神兽图像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图像的内容与文化意涵，探索汉代的思想与信仰问题，进而讨论当时的历史文化与社会生活。根据潘诺夫斯基的图像学理论，图像研究分为前图像志描述、图像志分析和图像学阐释三个层次。这一理论有助于全面揭示图像的文化意义和历史价值。但文化阐释不是率意的，而是需要以扎实的历史文献研究为基础。本书以图像阐释为核心，结合文献资料，打通了图像与图像、图像与文字之间的界限，使它们能够相互印证。作者综合运用历史学、美术考古和博物馆学的方法，严谨考证神兽的定名、外型与内涵，很好地把握了相关问题的研究尺度。二是材料丰富，知识性强。本书引用了大量的图像和文献资料，其中神兽图像共211幅，包括画像石、画像砖、壁画、铜器、陶器、金银器、木器、帛画等不同材质和不同器物上的图像。不仅来源广泛，而且囊括了帝王、官僚、平民百姓等不同的社会阶层，较为全面。文献方面，本书所征引的古籍包括但不限于《史记》《汉书》《续汉书》《后汉书》《尔雅》《山海经》《穆天子传》《异物志》《述异记》《搜神记》《春秋繁露》《说文解字》《淮南子》《文子》《抱朴子》《西京杂记》《列仙传》《初学记》《酉阳杂俎》《封氏闻见记》《太平御览》等，上至先秦秦汉，下至唐宋明清，经、史、子、集均有涉及，体现了作者深厚的文献积累。三是语言流畅，可读性强。本书以文解图，利用精准的文字描述为读者分析神兽图像所蕴含的文化意涵。书中行文不仅自然、生动，而且兼顾细节与整体，令读者在获取知识的同时，也能享受文字之美。

当然，本书同样存在若干不足之处。首先，对神兽图像组合问题的处理稍显粗糙。如第一章《龙虎组合——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腾》中将龙虎组合分为三种：第一种是二维平面上的图像组合；第二种是三维立体的图像组合；第三种是多元组合，龙、虎之间夹杂着其他人物、动物或器物，它们并非画面主体图像，而是和其他元素并排在一起。事实上，第三种情况已经不属于所谓龙虎组合，其画面含义也与单纯的龙虎组合迥异。因画面中同时出现了龙、虎形象就将其视为龙虎组合的做法显然是不科学的。其次，对神兽图像的解读存在“模式化”的倾向。本书在阐释神兽图像的文化意涵时，往往称其具有驱邪避凶、导引升仙等功能，这种“模式化”的解读虽然大体无误，但却一定程度上遮蔽了神兽图像的复杂性。试举一例：本书第五章《为什么平淡无奇的羊能够成为神兽》指出羊本是随处可见的寻常动物，其之所以被“神化”为神兽，是因为它丰美温顺、朴素绵柔的特质契合了人们的审美心理与精神需求。神羊既有吉祥寓意，又有驱魔辟邪和协助升仙等功能。不过翻检史籍可知，秦汉时人对羊的认知绝不仅仅有“温顺”这一特质。《史记·项羽本纪》载巨鹿之战前，项羽曾向宋义请战，宋义曰：“今秦攻赵，战胜则兵罢，我承其敝。不胜，则我引兵鼓行而西，必举秦矣。故不如先斗秦赵。夫披坚执锐，义不如公，坐而运策，公不如义。”又下令军中曰：“猛如虎，很如羊，贪如狼，强不可使者，皆斩之。”此处将羊与虎、狼并举，可知羊在时人的认知中有固执、强悍的一面。本书对此并未讨论，显然是不合适的。再次，具体论述中还存在一些瑕疵。如本书第二章《天禄辟邪——镇宅石狮的祖先》指出天禄、辟邪在汉代曾是陵前石兽，后来逐渐演变成了府宅门前的看门兽。但对于变化的过程，书中仅略作交代：“魏晋南北朝和隋唐以来，本土的狮子艺术深受波斯萨珊文化影响，狮子的头部开始增加卷发，身体形态日益变得像犬一样蹲坐。”实际上这只是解释了天禄、辟邪形象演变的问题，并未揭示它们何以从陵墓石兽转变为府宅看门兽，让人意犹未尽。又如第四章名为《外来牛怎么成了汉代的本土神》，然通读全文，并未见到关于“外来”的任何注解。事实上，牛是我国的本土物种，为“六畜”之一，早在新石器时代即已开始驯化。先秦文献中有大量关于“牛”的表述，故“外来”一词，着实令人难以理解。再如第十一章《神鱼图像的升仙与爱欲想象》，作者在论述所谓“飞鱼”形象时，使用了西晋时期的画像砖材料，这显然超出了汉代神兽图像的范围。

尽管本书还存在一些问题，但整体上看仍然瑕不掩瑜，是一部有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匠心之作。本书借助神兽图像向读者展示了包含天、人、幽冥三界在内的汉代人的精神世界，探讨了汉代人的世界观与生死观，为读者提供了一次跨越时空的文化之旅。本书在个别章节的论述中与同时期西方的情况进行了对比，如獬豸与独角兽的对比，鸮鸟的对比等。这是本书的一个亮点，有利于凸显中国文化的特质。不过由于大部分章节并无中西比较的内容，难免令人感到遗憾。希望作者能够继续勤奋创作，早日推出新的作品，以飨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