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繁的背景，史学题材和内容为何还要升级？

引言：

《二十四史》是我国古代二十四部史书的统称，囊括了《史记》《三国志》《新唐书》等家喻户晓的经典，每一部都是被历朝历代所承认的正史。

可以说，辉煌灿烂的五千年中华文明尽在其中，包罗万象的历史典故尽出于此。每个朝代在其中所占的比重各有不同，篇幅最长的当属最强盛的大唐盛世。

然而，排名第二的却是一个兵荒蛮乱的动荡年代——魏晋南北朝。

魏晋史学灿若星辰、体量浩大，至今保存完好的有一千多部，在二十四史中占据了五个席位，其在中国古代史上的重要地位不言而喻。

令人困惑的是，魏晋时期天下大乱，政权更迭极为频繁，史学的发展本应面临重重困境，为何却能够像石头缝里的幼苗一样茁壮成长呢？“乱世多史”的背后究竟隐藏着哪些秘密？

一、魏晋南北朝社会结构的转变：天下大乱引发学术思潮革命

自先秦时期开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以孔孟礼教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一直以来被历代统治者视为立国之说，在王权高度集中的封建社会背景下，一切都是围绕至高无上的皇帝宝座而运作的。

秦灭六国，秦朝成为中国古代第一个大一统王朝；汉承秦制，收拾秦末农民起义留下的烂摊子，再次实现大一统。

在天下一统的年代，统治者为追求社会安定、维护自身统治，往往从最小的家族单位入手，用自古以来的“忠”“孝”等伦理观念安定人心，增强宗族团结和社会凝聚力。

比如汉朝实行三年丧期，多位皇帝驾崩后以“孝”作为谥号，都是出于这方面的考量。这些观念甚至直到今天，都仍然深入人心。

熟悉历史的朋友都知道，西汉年间曾经出过一个短命的王朝，就是王莽创立的“新朝”，前后只存在了十五年的时间。

王莽的出现对两汉的发展历程造成严重打击，更重要的是，它深刻揭露了儒学在现实政治权力运作中的巨大漏洞，这是儒家思想与现实脱节的结果。

所以，从东汉末年到魏晋南北朝这段时间里，儒学的传统地位开始悄然下降，过去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也呈现出日趋松散的趋势。

这也是为什么公元184年，黄巾起义能够骤然爆发的根本原因。社会结构的巨大变革，引发了各种暗流涌动的阶级矛盾，在各方博弈寻求解决方案的过程中，社会思想上的转变迫在眉睫。

据《颜氏家训》记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人士大夫，大都不愿专习儒家经学，而是将博览群书、不求甚解视为治学的不二法门。

每个人所学所长都不一样，这种思想上的不确定性，使得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自己创造的乌托邦，整个现实社会像是漂浮在半空中。

经学思想地位的动摇，为另外两种学说创造了极佳的社会环境。其一是主张清谈的“易、老、庄”三玄之学，其二则是长期以来一直遭受忽视的史学。

当地上没有六便士可捡的时候，抬头望月亮的人自然就会变多。世道的混乱、现实的残酷，令文人士大夫们不敢正视现实，纷纷将更多的注意力投入到富于哲理玄思的玄学。

玄学对宇宙自然的悟道，给了有识之士超脱社会、派遣苦闷的一个出口，而读史著史则是他们实现自身价值的主要手段。

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下，人物品评之风逐渐兴盛，相比过去对门第出身的追求，这一时期的文人们更看重自身人格性情的修炼。

二、魏晋南北朝史学发达的原因：社会风气的转变，史学地位的提高

从秦汉到魏晋，伴随着社会结构的解体重塑，社会学术思想也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剧变，儒、释、道、玄等多元思想有机互动，为史学的蓬勃发展提供了肥沃的精神土壤。

这一时期的史学家群星璀璨，史籍经典卷轶浩繁，不仅在研究范围上大幅拓展，在题材和内容上也均有很大突破，还诞生了许多新颖的写作方式。那么，魏晋南北朝史学如此发达，究竟有哪些客观因素呢？

（一）九品中正制推行，推动了社会风气的转变

魏晋以前，中国古代封建官场的选官制度主要有两种，分别是先秦时期的世袭制，以及两汉的察举制。

但是自魏武帝曹丕即位后，由于担心自己威望不高江山不稳，听取谋士陈群的计策，开始推行唯门第出身取士的“九品中正制”。

纵观整个中国封建社会，这都是一项臭名昭著的腐朽制度，虽然起初确实笼络了世家大族的人心，但经过几百年的考验，越来越多的弊端逐渐暴露无遗。

九品中正制由各州府道台推举人才，着重考察德行和才能，然后经过比较筛选，将所有考生分成三六九等。

在这个过程中，乡评清议之风大行其道，而史学中强调褒贬一致的传记文学，顺理成章地获得了飞速发展。

整个魏晋南北朝期间，影响力较大的纪传体史书多如牛毛，西晋时期有八部，梁朝则高达十部，是两汉三百年间的数倍之多，比如家喻户晓的《三国志》，就是这一时期最典型的代表作品。

（二）社会文学的发展，促进了史学地位的提高

中国史学的沿革源远流长，几乎和华夏文明史一样悠久，早在远古时期，人们还在用结绳、龟壳、兽骨记事的时候，就已经有意识地将重大事件记录下来。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的发展已经经历两千多年，达到一个非常成熟的阶段。

后赵君主石勒、南朝宋文帝等人，均十分重视史学的传承和发扬，在中央设立史官专门管理，还修建了史学馆，用以传授历史知识、培养史学人才。

正所谓“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魏晋时期政权更迭频繁，乱世的残酷不断鞭策着文人士大夫，回到史书中去寻找救国救民的答案，所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刻苦钻研史学经典。

如东汉史学家班固所著的《汉书》一经问世，便引得文人争相借阅，一时间洛阳纸贵。从汉朝末期到陈朝为止，前后大约有近三十位学者为其作注，用心程度如此之高堪称罕见。

又如东晋初年的史学家干宝，面对朝政腐败、民不聊生的社会乱象，他在痛心疾首之余，一门心思钻进了史学书海，化悲愤为力量，穷极毕生精力，编成《晋纪》二十三卷，将西晋覆亡的根本原因做了深刻地剖析，试图为当朝统治者敲响警钟，避免重蹈覆辙的厄运。

史学本身固有的借鉴警示功能，成为这一时期史学发展的重要因素，不论在朝堂还是市井，史书的发行量都倍增至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

三、魏晋南北朝史学的玄学色彩

与传统儒家经学的繁琐迷信不同，玄学清谈不拘泥于经义本身，而是更注重注释者的主观理解；内容也不止局限于人物，还包括历史、自然、宇宙、名理，可谓包罗万象。

玄学思潮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兴起，客观上得益于时局的动荡，强调从宏观角度对历史发展的规律进行总结，在史学上的表现则是明显的玄化倾向。

随着玄学的迅速发展，才性之辨在清谈中的比重日益上升。

玄学家们信奉道家学说，提倡道法自然和精神追求，将达到近乎神明的泰然境界视为最崇高的理想信念。

所以魏晋名士在品评才性的时候，往往主要注重三个方面，分别是容貌、才能和精神。

这一时期较为系统全面的代表性作品，当推曹魏刘劭所著的《人物志》，书中将历史中的风云人物分为十二个类别，分别是情节家、法家、术家、国体、器能、臧否、计俩、智意、文章、儒学、口辩和雄杰。每个门类下的名字随便拎一个出来，都是能独当一面的旷世大才，晏婴、管仲、张良、伊尹等，可谓群星璀璨，让人眼花缭乱。

《世说新语》是南朝影响力颇深的玄学著作，书中详细收录了从汉末到两晋的逸闻趣事，作者是南朝著名文人刘义庆。

书中包含大量关于历史人物的品评，比如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在书中的形象就是身长八尺八寸、风姿秀美。

《识鉴》中对三国人物的评述堪称精辟，曹操“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定位最早就出自这里。

魏晋史书抛却过往史学一本正经的写作手法，大胆采用对话和评述的方式，将人物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跃然纸上。

《蜀书》中记述“煮酒论英雄”这一典故，场面描写相当精彩。说曹操请刘备饮宴，席间大发豪情，纵论天下英雄。

最后曹操云淡风轻地总结道：“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刘备一哆嗦，手里的筷子掉到地上。寥寥数语，就将那个时代最重要的两位英雄的气势和志向描绘得入木三分。

除了写作手法上的变革，魏晋玄学在内容题材上也不再受世俗礼教的束缚。他们受玄学思想渲染，崇尚解放天性，拒绝受制于他人评价，尽情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

古代名著中大量的语林、笑林、世说等作品，大都出自这一时期。解放思想的史学家们，彻底放下了对前辈的偶像包袱，着重从自己这个时代的视角，表达对人物的不同见解。

结语：

魏晋南北朝这三百多年，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型期，社会结构的颠覆推动了学术思想的剧变，上至门阀世族、下至寒门子弟，都将更多的精力从读经转移到修史上来，导致这一时期虽然战乱不断、政权动荡，但各政权内部的史学发展极为繁盛。

后来五胡乱华爆发，后来居上的少数民族政权为了宣扬自身的“正统性”，对于重修国史的重视程度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多方面因素的重合，使得魏晋南北朝成为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一大高峰，“乱世多史”的现象并非偶然。

参考：

1、《晋纪》

2、《三国志》

3、《颜氏家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