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手记｜把中国组织的实践理论化，发现制度影响的新机制

韩亦

范文

郑恩营

把中国组织的实践理论化，发现制度影响的新机制

作者 | 韩亦、范文、郑恩营

作者单位 |华中师范大学

上海财经大学、北京大学

原文 |

拙作《多重印记、制度积淀与组织演进——关于大学组织的一项扎根理论研究》发表在《社会学研究》2025年第1期。编辑部邀请我们写一篇作者手记，以分享研究背后的所思所想。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受师友、匿名审稿人的启发很多，在文章中难以一一致谢，正好借此机会弥补，于是欣然从命。

一、大学即社会

我们在大学里讲授社会学课程时，经常遇到学生提问：他们未曾踏足“真实社会”，如何研究社会？我们会告诉同学们司马贺（Herbert Simon）、詹姆斯·马奇（James March）、约翰·迈耶（John Meyer）等学者的例子，他们虽然一生都在学校，但以大学为组织模型创立了一些重要的社会理论，有人甚至成为人工智能领域的先驱之一（司马贺）。大学一般都是大型组织，这些大型组织的结构足够复杂、活动足够丰富——大学本身就是“真实社会”，是观察和研究社会的理想场所。

涂尔干把社会学定义为研究制度的科学。过去几十年来社会学发展迅速，其中制度分析和社会网络分析产生了跨学科的重大影响，两者的诞生都与大学或者大学所在的城市有关（例见韩亦、范文于2022年合作发表在《清华社会学评论》的论文《嵌入的样式：社会网络分析的流派和发展》）。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理论的创立与迈耶及其合作者的大学研究有关。在他们看来，当代大学既是全球组织也是世界制度。我们三位作者受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理论影响，经常以经济组织为研究对象，同时也感受到中国大学在发展中存在一些未解问题，值得借鉴新制度主义视角进行研究。

在2019年，我们有了从组织社会学视角研究大学的想法。韩亦和他在亚利桑那大学社会学系的导师阿尔伯特·柏格森（Albert Bergesen）教授联系，柏格森教授听后给予积极的支持。他将韩亦引荐给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的荣休教授、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理论的创始人之一迈耶教授（柏格森的博士导师），请他直接帮助我们思考研究对象和问题。在疫情期间，一手资料的收集工作受到限制，柏格森教授又鼓励我们：凡能留下痕迹的，皆可研究。他启发了我们利用大学里已有的一些资料，如校史、校庆活动、校园布局等来思考大学的发展。韩亦的另外一位博士研究导师罗纳德·布瑞格（Ronald Breiger）教授善于从有限数据总结社会规律，他的研究也给我们极大的启发。例如，他于1974年发表在《社会力》（Social Forces）上的一篇论文，《个体与群体的双元性》（“The Duality of Persons and Groups”），使用了18人的案例数据（且是二手数据），从中推演出关于“双元性”（duality）的几个重要公式。这启发我们，数据的形式和总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社会学家所关注的社会事实之间的影响机制及呈现方式，这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时代更是如此。

图1 阿尔伯特·柏格森(Albert Bergesen)教授

图片来源：作者提供

二、理论知识的准备

迈耶教授的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理论（也即“世界社会理论”）诞生和发展于自由主义盛行时期的国外学术界，如今保守主义在国外回潮，这实际上又给新制度主义理论的发展带来新机会。他年近九十却还在致力于社会学理论的创新，并给我们分享了他的最新研究论文，这鼓舞了我们从中国经验出发，沿着新制度主义的理论脉络推动理论创新。例如，过去的制度传播研究一般都隐含这样的假定，即制度传播的方向是从发达国家和地区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然而，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组织活动和经验并非一片空白，如果能把这些实践加以理论化，也可以反向传播到发达国家和地区。

图2 约翰·迈耶与韩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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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指导正好与我们早期的一些研究工作相契合。例如，韩亦和姚晶晶曾经致力于把“单位制度”理论化，并于2022年在英文期刊《组织管理研究》（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上发表阶段性成果《把组织打造成社区：关于中国公司组织中的社区制度逻辑之多案例研究》（“Building Organizations as Communities: A Multicase Study of Community Institutional Logic at Chinese Firms”）。韩亦和郑恩营以前合作发表的三篇论文都从组织印记的角度思考中国企业的实践。亚瑟·斯廷奇库姆（Arthur Stinchcombe）教授是组织印记视角的开创者，他生前曾由柏格森教授引荐, 指导过韩亦的博士研究。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和讨论，觉得把斯廷奇库姆教授的印记视角和迈耶的新制度主义理论结合起来，将有助于发现制度对组织影响的新机制。

图3 亚瑟·斯廷奇库姆(Art Stinchcombe)生前的网络主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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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前后，当时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商学院的博士米娅·雷纳德（Mia Raynard）曾向韩亦推荐过一篇论文《组织变革中的沉淀与转型：加拿大律师事务所案例》（“Sediment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in Organizational Change: The Case of Canadian Law Firms”）。论文中首次使用的“institutional sedimentation”概念吸引了我们的注意。阿尔伯塔大学商学院是新制度主义研究的一个中心，可惜该学院的研究者并没有把这个概念理论化（他们的一个主要创新点在于发展制度逻辑理论）。我们借用“institutional sedimentation”的概念，将其翻译为“制度积淀”，并尝试做一些理论化的工作。

三、数据和方法的选择

制度像光一样看不见摸不着。牛顿借助透明的棱镜分析出可见的光谱，制度的多重作用也可以借助某些“棱镜”来加以分析，对于受涂尔干影响的社会学家来说，仪式活动是研究制度和制度化的“棱镜”。柏格森、罗伯特·贝拉（Robert N. Bellah）、小威廉·休厄尔（William H. Sewell）等社会学家都曾透过仪式活动观察文化和社会的变迁。大学组织中有丰富的仪式活动，如开学和毕业典礼、校庆庆典等。我们尝试了校史馆、校史出版物、回忆录等“棱镜”，最后考虑到信息的丰富性和权威性，我们使用校庆中校长的讲话来作为主要数据来进行编码处理。校长讲话通常是校庆仪式中的主要子仪式，以正式文本的方式凝练出大学发展的重要历史节点、人物、事件，是大学管理者集体创作的结果，在组织层面具有很强的合法性，并且是公开信息，易于获得。校庆校长讲话的形式较为统一，也适合进行跨校比较。

编码由文章的三位作者分别进行然后做比较和汇总。这项研究采用分析归纳法和溯因分析法，这很难在定性分析的计算软件中实现，加之数据库不算很大，最终我们采用了人工编码。限于篇幅，我们在正式发表稿中没有加入做扎根理论分析的编码表格。

图4 编码过程和研究发现（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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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扎根理论分析对数据处理过程的呈现形式，我们借鉴了《在归纳研究中寻求质性严谨性：关于乔亚方法的笔记》（“Seeking Qualitative Rigor in Inductive Research: Notes on the Gioia Methodology”）这篇论文。韩亦、郑恩营过去都主要用定量方法做研究，本文则使用定性研究方法，这来自查尔斯·瑞根（Charles Ragin）教授给韩亦的授课教导：研究目的决定研究方法。我们的首要研究目的是发现新机制、提炼新理论。因此，定性研究方法特别是扎根理论方法是合适的手段。

图5 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选择——瑞根教授的研究方法教材中的一个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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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发现新的组织演进机制并将其理论化

文章以大学组织为例，提炼出制度积淀理论和几个理论命题。我们的初衷并不只是研究大学，而是希望这个理论能和新制度主义理论一样，始于大学研究但能够推广到研究其他类型的组织。新制度主义理论被应用到关于企业、政府和其他组织的研究中，研究者对导致制度同形的强制、规范和模仿机制的关注度也在提升，有人已经看到这三种机制只是粗线条的描述（例见W.理查德·斯科特的《制度与组织》一书）。制度分析的研究需要进一步细化和创新，才能发现新的机制。

除了即时反应式的强烈影响，制度的影响力量也会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进行。例如，文明的滴定、制度的积淀、观念的渗析都可以成为制度影响个体、组织和社会的方式。大学历史传统带来的多重印记可能就是这样的方式，这在大学中恰恰是常规的人际和代际影响机制。我们在论文中重点分析了这个常见却容易被忽视的组织内部的制度机制。

拙作通过一个理论化研究，希望吸引国内社会学研究者参与对新制度主义理论的创新。鉴于质性研究在我国社会学研究中的普遍性，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个研究来引起研究者对运用扎根理论方法的兴趣。

五、致谢

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优良的学术氛围让我们的研究得以顺利进行。文章的发表是学术交流的开始而不是结束，我们有幸能把这项研究发表在《社会学研究》，匿名审稿人的专业意见让本文改进很多。责任编辑何钧力的严谨细致让我们受益匪浅。文章曾在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汇报，得到张俊超、魏署光、王小青、覃琳等老师的启发帮助。文章亦曾在南开大学社会学院汇报，得到尉建文、于佳煖等老师的批评帮助。文章初稿在中国社会学会2023年学术年会文化社会学分论坛上宣讲，得到复旦大学周怡老师的精准点评。对以上和文中提及的所有国内外师友，在此谨表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