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严复痛苦的历史现象：背后的翻译问题，值得中国人重视

道德经第一章中说“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儒家主张“名正言顺”，因此“名”很重要，尤其一些历史概念，“名”不准确，就会带来很多问题。

作为清末民初的风云人物，严复堪称中国的“西学第一人”，翻译了大量西方书籍，但在翻译过程中，却困于一个历史现象，让他无数次“掷管太息”、“绕室疾走”，对此非常痛苦。

那么，作为近代大翻译家，什么翻译让严复痛苦呢？接下来，就谈一谈这个话题，以及与之相类似的问题。

让严复痛苦的翻译

1901年，严复翻译了亚当·斯密的《原富》，将中世纪欧洲庄园制基础上的“feudalism”翻译为“拂特之制”。当时，严复应该是发现“拂特之制”与中国历史不同，没有适合的中国历史和词汇与之对应，所以采取音译的“拂特之制”。

1904年，严复翻译了1900年出版的爱德华·詹克斯《社会通诠》。在这本书中，詹克斯将人类社会分为三个必然经历的从低到高的阶段，即图腾社会、宗法社会和国家社会。也就是说，詹克斯将西欧的“feudalism”视为全世界普遍性的真理，其他国家必然也要经历的阶段。

对此，严复全盘接受了詹克斯的观点，认为中国也是这样的历史进程，于是中西历史进程就“对应”了起来。也就是说，西欧“feudalism”在中国也存在，而因为中国有“封建”阶段，所以严复第一次将“feudalism”翻译为“拂特封建制”或“封建制”。

与此同时，对于中国历史划分：首先是唐虞到周朝二千年，严复认为是典型的宗法社会，肯定是封建社会；其次是秦汉到明清，按理说不应该是封建社会了，唐代柳宗元就写过“封建论”，否定了当时是封建社会，但如此就推翻了詹克斯的观点，这让严复一度踌躇不已，最终严复还是相信詹克斯，认为秦汉到明清不是“国家社会”阶段、仍是“feudalism”的封建社会。

问题在于：作出这一论断之后，严复就陷入“掷管太息”、“绕室疾走”的痛苦中，因为西欧“feudalism”——封建阶段不过千年，中国从唐虞到清朝历时4000年，两者处于“封建阶段”的时长相差太大，西方“何进之锐耶”，其中原因又在哪里？

其实，严复之痛的根本原因，在于严复使用詹克斯观点、用西欧情况强行解释中国，在翻译问题上，他又将中西都翻译为“封建阶段”，于是造成了削足适履的痛苦。

让人遗憾的是，虽然詹克斯的观点已被抛弃，但严复将“feudalism”翻译为“封建”却被中国学者普遍接受了，同时他将唐虞到清朝视为封建社会也被接受。于是，在历史概念上，中西历史制度竟然神奇的“对应”了起来，尽管两者大不相同。

农奴制与神权制下的“feudalism”，与非奴隶制的夏商周，两者社会制度差异很大，并不能轻易将“feudalism”翻译为中国的“封建”；同时，夏商周是封建，但秦汉之后并非如此，当然如今教科书是从生产关系角度解释的，但至少也值得商榷。

因为使用“封建”解释“feudalism”、夏商周秦汉宋元明清，于是中国人站在“封建”的角度去研究理解这段中西历史时就会出现问题，很多问题就得不到合理解释。

背后问题值得思考

上述严复翻译问题，其实不是“孤例”，在此前后已有多次出现，比如以下四个案例：

其一，西方宗教中的“至高神God”，被翻译为中国古籍中的“上帝”，但中外“上帝”却根本不同。因为，中国古史中的“上帝”是商人信仰，所谓周人崇天、商人崇帝，况且中国“上帝”没有被人格化，不会喜怒哀乐，但西方“上帝”却有喜怒哀乐，会干涉人间，甚至还会发动大洪水等。

其二，圣经第一句话是“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但中国的“道”与之大不相同。中国的“道”是一种规律，主导宇宙万事万物，形而上者谓之道，与中国上帝一样都没有人格化，就是所谓“大道无情”。但圣经中的“道”是“神”、是“上帝”，被明确人格化了。

其三，中国龙与西方dragon根本不同，但两者长期被划上等号。dragon是一个长翅膀的喷火的恶魔，但龙是中国精神象征，应是中国8000年前古人观象的结果，就是将苍龙星象中几颗重要星星连接起来而成为“龙象”，后人不断对其加工，最终成为如今龙形。

其四，中国“历史”与西方“history”，两者存在不小的差别，或不能简单的就将“history”翻译为“历史”。因为，“历史”由代表历法纪年的“历”与代表记事或史官的“史”构成，但“history”含有“故事”的意思，现代定义是“批判性历史重构”，既然又“批判”又“重构”，所以西方史书中允许使用“可能”，“我们推测”这种表述，有些写的就像跌宕起伏的小说，甚至还能拿诺贝尔文学奖。

仅以上述四个案例来看，翻译一旦出了问题，不仅会误导国人，而且也会混乱中国文化，比如将“God”翻译为“上帝”、还有“道”。如今专业人士看到这些，大概不太会被误导，但普通人读之，大概率会被搞的头晕，搞不清其中区别，也会因此对中国文化产生误解。

当然，顶尖学者有时也会“中枪”。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谢天振在《历史的启示——从中西翻译史看当前的文化外译问题》中指出：传教士“适应儒家、释经阐教”的“文化外译策略甚至使得他们能够俘获像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这样的‘大儒’受洗入教，这不能不说是他们传教活动的一大成功。”

最后，自然科学领域的翻译，或许还好一些，而人文社科领域的翻译，上述问题普遍性存在。毕竟，中外历史文化背景大不相同，很多历史现象不可能一一对应。但问题是，是不是就束手无策，只能放任自流了呢？显然不是，关键要正确翻译核心概念。

首先，人文社会领域的翻译，非核心概念的可以百花齐放，但最重要的核心概念：一方面，需要官方专门机构研究，绝不能放任不管；一方面，如果没有适合的词语对应，那么最好还是直译或音译。

其次，对于历史遗留问题，比如上文提到的将“God”，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可以慢慢将之变为直译或音译，而不是再用“上帝”表达，其他的也是这样。这样做，对还原中西文化的本来面目显然都有好处。

参考资料：《侯建新：“封建主义”概念辨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