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雪：百年贸易保护主义的轮回与警示

来源：环球时报

在全球贸易格局日益复杂的当下，美国再次举起加征关税的大棒，试图通过贸易保护主义手段重塑自身经济优势。然而，历史的教训不应被遗忘。1930年，美国曾通过《斯姆特-霍利关税法》，导致其他国家也提高关税，引发全球贸易战，国际贸易量大幅下降，加深了1929年经济危机的持续时间和严重程度，其教训深刻影响了后续贸易政策的制定逻辑。《斯姆特-霍利关税法》通常被视为“保护主义失败”的典型案例。百年贸易保护主义的轮回给予的警示在于，以保护国内经济为名，却忽视国际联动效应，很可能付出远超预期的代价。

《斯姆特-霍利关税法》通过大幅提高进口商品关税，试图保护美国农业和工业免受国际竞争冲击，将2000多种进口商品的关税提高至近60%。它的初衷是缓解经济大萧条初期美国国内失业的问题，并提振受农产品价格暴跌影响的农民收入。然而，实际效果与预期背道而驰。从工业看，该法通过后，美国进口总额一年内下降28.4%，全球贸易链断裂导致国内工业原料和中间产品供应受阻，制造业成本上升。汽车产业因依赖进口钢材和零部件而遭受重创，产能利用率显著下滑。从农业看，1930-1932 年间，美国出口下降了 66%，其中农产品出口受影响最为严重。由于农产品价格下跌，农村银行倒闭增多，导致货币供应进一步减少，加剧了经济衰退。从国际反应看，加拿大、欧洲等对美采取报复性关税，美欧贸易量锐减，全球贸易量萎缩66%，导致美国国内产能过剩加剧，失业率从1929年的3%飙升至1933年的25%。

从出台背景看，如今的对等关税和《斯姆特-霍利关税法》均是美国面临经济压力和挑战时出台的，旨在保护国内产业和就业。它们具有明显的保护主义动机，均以“维护国家利益”为名，试图减少进口竞争。《斯姆特-霍利关税法》诞生于经济大萧条初期，美国为应对经济崩溃，共和党主导通过法案，试图通过高关税挽救农业和工业。法案的制定过程受到利益集团游说的深刻影响。农业州议员主导的“农业集团”最初仅要求提高农产品关税，但工业部门借机要求扩大保护范围，最终演变为涵盖2000余种商品的全面高关税。“政治分肥”导致税率脱离经济实际需求，《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是带有明显民粹主义色彩的决策。

当前，美国正面临经济运行与民众感知脱节的挑战。通胀高企吞噬了薪资增长的幅度，使实际可支配收入和实际购买力缩水，让工人和中下收入阶层的生活难以为继。美国民众对高通胀和移民激增的不满，导致民粹主义热情高涨，支持采取激进贸易保护主义纠正所谓“贸易失衡”，将工作岗位带回美国。从特朗普个人的角度，他一直推崇美国国内流行的一种说法，即关税曾经成就20世纪美国制造业的辉煌。他认为，关税将提高美国制造业的整体产出，不仅可以保护美国未来的产业直至其发展成熟，更可以保护已经非常强大的产业的利润率。“对等关税”就是在美国国内民粹主义盛行的背景下，华盛顿试图保护国内就业和产业的产物。

从美国国内不同行业来看，《斯姆特-霍利关税法》对它们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在轻工业和农业领域，关税保护减少了进口竞争，促进了国内生产。然而，这一过程导致生产成本上升，进而影响其他行业的竞争力。具体表现为，美国的农业部门虽然受益于进口农产品的减少，但工业领域可能面临更高的原材料成本，从而影响整体经济增长。

当前美国实施的对等关税还不同于《斯姆特-霍利关税法》的单边全面保护，后者没有明确针对国别，近乎所有进口商品都被加税。对等关税是针对特定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逆差、知识产权争议或产业政策，相对更为灵活。目前，美国对贸易伙伴设立10%的“最低基准关税”，并对某些贸易伙伴征收更高关税，其计算方法既不对等也不公平。

《斯姆特-霍利关税法》的警示意义在于，短期产业庇护无法抵消全球供应链断裂和贸易伙伴反制的长期代价。从关税的国际联动效应看，《斯姆特-霍利关税法》导致了多边贸易崩溃。各国竞相筑墙，缺乏协调机制，导致全球贸易体系瘫痪。对等关税必然影响国际资本市场的运作，加剧全球贸易体系的不稳定性。欧盟表示一旦与美国谈判无果，可能通过加征报复性关税、动用反胁迫工具，以及加强对美科技巨头的监管等措施进行反制。加拿大财政部4月8日宣布，对美国汽车对等征收25%关税措施于美国东部时间9日零时1分生效。

《斯姆特-霍利关税法》的现实意义在于各国已经认识到单边保护主义往往损人不利己，国际合作仍是解决贸易争端的更优路径。美实施对等关税，其他国家很可能通过强化与美国以外经济体合作来化解来自美国的单边压力。这些国家可能致力于达成更多区域性自贸协定，以期对冲美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实现贸易关系多元化。（作者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经济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