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西哥43人惨案十年祭：国家制造的圣徒与11万无名失踪者

2018年，墨西哥城为阿约齐纳帕失踪的43名学生举行抗议活动。图片：盖蒂图片社

国家的棋子

143名学生成为民主的殉道者。那另外11万失踪者呢？学生失踪事件引发的爆炸性反应是一个分水岭事件，一种长期承受压力且明显衰落的政治形式却在此事件中取得了胜利，甚至在学生受害后，这种政治形式被赋予了长期以来被赋予理想化概念“公民社会”的声望。因此，阿约齐纳帕的学生被认定为墨西哥民主脉动的拥护者。在伊瓜拉事件发生之前，正是“国家”多年来一直在压制一种依靠强行占领空间的特殊底层政治形式。这种特殊的国家形式在2018年的联邦选举中屈服了，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围绕阿约齐纳帕学生失踪事件爆发起来的社会运动。即便如此，政府和媒体对43人的过度关注并没有转化为对墨西哥其他失踪人员的相应关注，这是有原因的。甚至声名狼藉的腐败政府官员在面对43名失踪学生的父母时也会虔诚地低下头，声称与这些父母感同身受。GIEI在第一份报告的序言中称，这些学生的失踪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而事实上，在神圣的“43人”的标志下，一个数字都加不上。卡特尔组织之间的致命竞争始于新自由主义转型时期，但自2018年以来，在宣布新自由主义终结的政府领导下，这种竞争仍在继续甚至扩大。在阿约特兹纳帕事件后，墨西哥大量失踪人口（还被故意少报）的家属得到了国家短暂的关注。然而，正如他们的家人所说，绝大多数人仍然无法成为标志性人物。他们的失踪不仅是过去时代的产物，也是当今时代的产物。

作者：克劳迪奥·洛姆尼茨

编辑：阿K

2014年9月26日夜，墨西哥南部格雷罗州的伊瓜拉市上演了一场震惊全国、震动世界的悲剧。那天晚上，来自阿约齐纳帕乡村师范学院的一百多名学生劫持了五辆公共汽车，计划前往墨西哥城，参加一年一度纪念1968年特拉特洛尔科学生大屠杀的抗议活动。这场屠杀被视为墨西哥民主运动的“原罪”，长期以来是社会抗争者心中的精神灯塔。然而，他们的行程未及一半，命运却已改写。

据目前已确认的情节，其中四辆大巴在伊瓜拉遭到市政警察拦截。在混乱中，警察开枪射杀了两名学生，另有多人被释放。但更为骇人的是，43名学生被警察强行带走，随后转交给了贩毒集团“团结战士”成员，从此人间蒸发。尽管近年来陆续发现了部分遗骸并确认身份，但大多数学生的下落依然是一个黑洞，吞噬着真相与正义。

这起骇人听闻的绑架事件的背后，是一个盘根错节的黑暗网络。伊瓜拉市政府在当时几乎已被“团结战士”全面渗透，这个以向芝加哥出口海洛因为主要收入来源的犯罪集团，通过暴力和腐败牢牢控制着地方权力。据称，驻扎在伊瓜拉的墨西哥军方也与该集团关系密切，甚至有军官涉嫌直接参与绑架案。但至今仍没有明确答案：为何他们要对这些左翼背景的学生下如此毒手？一种说法是出于对学生政治立场的敌意，另一种说法则认为，是因为这些学生被怀疑与该组织的敌对势力——洛斯·罗霍斯集团有所牵连。

这场惨案引发了波澜壮阔的社会运动。全国上下的抗议浪潮席卷而来，人们举着“他们是国家带走的”的标语，痛斥政府与毒贩勾结的黑幕，质问制度性的暴力与腐败。阿约齐纳帕事件不仅重创了政府的公信力，也为此后墨西哥民间对“失踪者”的广泛关注打开了闸门，催生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平反运动，并最终促成了政坛巨变。正是在这股愤怒与觉醒的洪流中，左翼政党国家复兴运动党（MoReNa）迅速崛起，并于四年后赢得总统宝座，成为墨西哥政坛新主导力量。

然而，尽管新政府上台，并在表面上与学生家属站在一起，承诺继续追查真相，现实却并不令人乐观。现任格雷罗州州长伊夫林·萨尔加多·皮内达——据传与有组织犯罪势力关系密切——在事件十周年纪念之际，发起了一场名为“寻找43人”的公民行动，试图以广告牌和百万比索悬赏唤起社会关注。这一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效果的举措，也未能平息公众的愤怒。与此同时，当选总统克劳迪娅·谢因鲍姆也承诺将在她的任期内继续推进此案调查。然而，在总统交接临近之际，反对派的集会日益频繁，示威者纷纷指责即将卸任的洛佩斯·奥夫拉多尔总统并未在推进案件真相方面取得实质性突破，甚至与前任佩尼亚·涅托政府别无二致。

十年过去，关于阿约齐纳帕43名失踪学生的记忆，已经被赋予了一种几乎神圣的象征意义，成为墨西哥公共道德与国家记忆的核心象征之一。在这个充满矛盾的国度，这起案件不仅是一场悲剧，更是一种信仰：相信真相必将大白，相信正义终将抵达。政界、媒体、社会各界持续“回访”这个案件，或许并不完全是出于对真相的执着，而是因为它已成为一种必须不断重申的国家仪式——一段“殉道者”故事的公共演绎。

为什么墨西哥政界如此关注某位将军、上尉或上校是否逃脱了杀害学生的罪名，而全国有如此多的人逃脱了杀人罪责。为什么43人仍然重要，而其他成千上万失踪的人却无关紧要？

2018年，我受邀在墨西哥城的母校——伊斯塔帕拉帕自治大学（Universidad Autónoma Metropolitana-Iztapalapa）发表演讲，纪念10月2日特拉特洛尔科大屠杀五十周年以及伊瓜拉惨案四周年。

在邀请我上台发言之前，组织者要求礼堂里的观众起立，以点名的方式念出43名失踪学生的名字。在念出每个名字后，我们——观众、组织者和演讲者——都会大声说“在这里！”（“Here！”），以此提醒人们，失踪者与我们同在，与我们一起纪念学生运动。

这种表达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是完全恰当的：在纪念1968年的活动中呼唤他们的名字，是学生团结一致的恰当表达。但那天有些事情困扰着我。在朗诵学生名字时，43人的名单被单独列出，这与墨西哥各地所有其他失踪人员的无名、数量庞大且始终不准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我们参加的仪式要求一致。当念到阿约兹纳帕学生的名字时，任何不想喊出“在场！”的人都会感到不自在；不喊无疑会被视为对一群烈士的否定，是对墨西哥学生运动正义事业的亵渎。在这个案件中，人们形成了各种庄重和尊重的形式，这与对失踪现象普遍缺乏评论或仪式形成了鲜明对比，而失踪现象大多与学生运动、1968年或墨西哥民主斗争的神圣宇宙论无关。

2024年一名学生的遇害表明了抗议活动不可言说的限制，而这些限制将被暴力执行。

这导致人们在讨论案件更微妙的事实时感到不适。学生们当时正在前往参加1968年纪念游行，这一点很容易（且准确地）被宣扬。但他们可能是因为意外劫持了一辆满载毒品的巴士而被杀，这一发展使得学生们成为受害者而非烈士？人们极力避免讨论这一点。人们不愿讨论毒品在这起事件中可能扮演的角色，这是对政府有意让幸存者再次成为受害者的合理回应，这种做法在墨西哥的刑事调查中非常普遍，并且经常得到媒体和整个社会的响应。

事实上，声称受害者实际上是罪犯通常被用作不进行调查的理由。例如，今年早些时候，非营利组织危机组织发布了一份调查报告，记录了2021年墨西哥西南部米却肯州针对哈利斯科新世代贩毒集团的军事行动，该行动导致约400名贩毒集团士兵死亡。

由于这场行动发生在洛佩斯·奥夫拉多尔政府执政期间，而该政府宣称对有组织犯罪采取“拥抱而非子弹”的无屠杀政策，因此这场军事行动并未公开。为了掩盖行踪，军方与一些贩毒集团的竞争对手达成了协议，在军队杀死对手后，他们把大约400具尸体藏了起来。

因此，失踪者没有出现在米却肯州的凶杀案统计中，也没有人公开哀悼或认领。事实上，由于这场战斗是针对臭名昭著的暴力贩毒集团，屠杀至少得到了当地居民的默许。当受害者被视为罪犯时，他们的死亡或失踪往往被认为是罪有应得。当然，出于这个原因，对2014年9月26日学生不当行为的调查——特别是他们的巴士是否装载了海洛因的问题——变得可疑，并被广泛认为是反动的。

但反对将学生定罪的合理谴责——禁止公开讨论学生如何实现其政治目标——也产生了某种次要的、也许是意想不到的影响。围绕学生形成了一种圣贤传记：他们总是被描述成尽职尽责的孩子、令人钦佩的朋友和具有社会责任感的斗士。那些向他们致敬的人，包括许多与有组织犯罪有牵连的政客，有机会以富有同情心的父母的身份公开表态。

即使如此，这种净化过程也遇到了限制。去年3月，阿约齐纳帕的学生和家人在国家宫外组织了一场集会，抗议总统洛佩斯·奥夫拉多尔撤销此案。一些抗议者用一辆皮卡车顶住国家宫的一扇门，将其撞坏，这一行为被广泛比作2014年抗议阿约齐纳帕事件时烧毁国家宫大门的行为。洛佩斯·奥夫拉多尔试图阻止这种相似的情况，他宣称自己不会镇压这场运动，并指出学生受到了操纵。即便如此，几天后，参与行动的学生之一扬基·科桑·戈麦斯·佩拉尔塔在奇尔潘辛戈被格雷罗州警察枪杀，据称是因为他和另外四人驾驶了一辆被盗车辆。洛佩斯·奥夫拉多尔此前曾质疑抗议者，他对这起枪杀事件表示遗憾，并呼吁进行彻底调查。无论如何，这一行为表明，抗议的方式、可以反抗和诋毁的事物存在不可言说的限制，而最终，这些限制将以暴力形式强制执行。

2020年7月是一个突破。政府宣布发现了43具遗体中的一具，这一发现导致官方拒绝了2015年提出的佩尼亚·涅托版本的事件。

事实上，佩尼亚·涅托大肆宣扬的“历史真相”（Verdad Histórica）篡改、扭曲或无视了现有数据，以使墨西哥军方免于承担学生失踪和谋杀的责任。在此过程中，联邦司法系统的多个分支成为失踪案的同谋。洛佩斯·奥夫拉多尔（López Obrador）对这起案件进行了特别起诉，但后来被撤销。起诉证明军方深度参与了这起案件，并表明最初的联邦调查是掩盖事实的一部分。

在事件曝光几天后，墨西哥城自治大学（Universidad Autónoma Metopolitana）组织了一场虚拟会议，启动了一个支持失踪人员家属的项目。会上，各团体领导人表示，希望加倍关注阿约齐纳帕事件，从而更广泛地聚焦他们的运动。他们认为，也许通过确认其中一名学生的身份，可以迫使政府正视全国成千上万其他失踪人员的命运。

在会议上，讨论完议程后，我们的谈话变得更加随意。一位在场的搜寻者表示，Ayotzinapa事件让她感到愤怒：她很高兴他们找到了其中一名学生的遗体，因为这最终会给他的父母带来和平，但为什么只有43名Ayotzinapa学生失踪，而政府却只关心他们？“我们需要做些什么才能被视为具有代表性？”她问道。“我们不是43个人的母亲、妻子和姐妹，而是73000多名（2018年官方统计）失踪者的母亲、妻子和姐妹！我们寻找他们多年，已经奉献了一生！”

阿约特兹纳帕事件引发了合法性危机，引起了各主要政治派别的反应。

她的问题一直萦绕在我心头。阿约特兹纳帕学生失踪案究竟是如何变成一个象征？它象征着什么？为了厘清这一疑问，我拨通了好友、语言学家赫苏斯·罗德里格斯·贝拉斯科的电话，请他为我梳理“象征”这一概念的历史。

贝拉斯科告诉我，象征其实是近代的发明，自1531年安德烈·阿尔恰托出版《象征学》后逐渐风靡开来。那时的徽章，讲究图文结合，用图像与词语共同传达一种理想。例如，“和平”这一理念可以被浓缩进一个徽章里：一顶空头盔，象征放下武器；一个蜂巢，代表勤劳不辍的劳动。这两幅图像之下，配上一行字：“和平”。图像替代了复杂的逻辑论证，虽然这种论证并不总贴合现实——战争年代人们照样辛勤劳作，和平时期也未必就等于武装解除。

正是从这样的角度出发，我开始重新审视阿约特兹纳帕事件。这个事件也被凝练成一个由数字和词语组成的象征：43与“Fue el Estado”（“国家所为”）。这组符号传达出一个观点：一群来自贫苦农民与原住民家庭的年轻学生，因积极参与政治而被国家机器所吞噬。

但这只是象征意义的一半。更深的谜团是：如果“伊瓜拉”事件成为一种象征，它又具体象征着什么？

在那本令人印象深刻但讨论略显不足的著作《从伊瓜拉到阿约兹纳帕：场景与罪行》中，作者费尔南多·埃斯卡兰特·冈萨博与胡利安·坎塞科·伊瓦拉指出，这场罪行很快被等同于1968年特拉特洛尔科学生大屠杀的重演——那场屠杀曾为墨西哥民主化进程写下血腥的序章。而真正的民主转型，则始于1988年那场引发巨大争议的联邦选举，成为执政党分裂、权力更替的起点。

正是这种历史联结，赋予了阿约特兹纳帕事件极强的象征力量：失踪学生成了遭到践踏的公民社会的缩影，而绑架他们的刽子手，则被视作顽固不化的专制政权。

“43人——这就是国家。”这一标志传递出的信息是：2014年的墨西哥民主不过是一场骗局，专制的阴影从未远离。阿约特兹纳帕事件由此触发了一场关于国家合法性的危机，政界各派反应强烈。当时执政的总统恩里克·佩尼亚·涅托仓促介入，试图塑造一个所谓的“历史真相”，为中央政府开脱，将责任归咎于地方黑帮势力。与此同时，由安德烈斯·曼努埃尔·洛佩斯·奥夫拉多尔领导的反对派则高举“阿约特兹纳帕”的旗帜，猛烈抨击“PRIAN”——即革命制度党与国家行动党这两个长期轮流执政的传统政党。

最终，这个象征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政治武器。洛佩斯·奥夫拉多尔正是凭借阿约特兹纳帕事件激发出的广泛愤怒和反抗情绪，轻松击败老牌政党候选人，于2018年胜选上台。

上任后，他试图与前任政府切割，承诺彻查此案，拨款设立新调查团队。佩尼亚政府将责任推给地方势力和犯罪团伙，而洛佩斯·奥夫拉多尔则将矛头指向高层政要，试图揭示制度性犯罪。他要让阿约特兹纳帕成为政治断代的象征，正如1980年代初阿根廷“永不重演”运动所扮演的角色那样。

然而，洛佩斯·奥夫拉多尔的版本，也不过是另一个政治叙事。为了稳固对军队的支持，他刻意回避追责军方——尽管军队在案发时显然知情甚至可能参与。他不仅未限制军权，反而在任内将军费开支提升了8.6倍，依赖军队推行基础设施建设、维稳乃至治安等关键事务。这种高度捆绑导致其政府内部矛盾重重，也逐渐疏远了那些起初支持他、如今感到被背叛的失踪学生家属。

2015年至2022年间，美洲人权委员会跨学科独立专家小组（GIEI）发布的一系列报告是本案事实的最权威基准。GIEI的第一份报告尤其有助于理解阿约齐纳帕在墨西哥当代历史上的独特地位。该报告没有忽略阿约齐纳帕的学生在9月26日晚上劫持巴士的事实。

相反，它认为这种做法是自1968年民主过渡以来广泛接受的政治抗议形式。报告写道：“在墨西哥各地的正规学校中，学生筹集资金（boteo）和征用巴士的活动是一种传统做法。各州农村正规学校劫持巴士是一种频繁且被容忍的做法。”

也许吧。但封锁高速公路强迫司机捐款和强占巴士不仅仅是“被容忍”，而是需要一定程度的胁迫。而且，在不久之前，这种行为还引发了暴力冲突。几个月前，强占巴士的学生与警察发生了冲突。在另一起事件中，两名阿约特兹纳帕青年被一辆卡车碾死，因为学生们封锁了高速公路，强迫过往司机捐款。

可以预见，巴士公司也对劫持行为提出了投诉：这涉及拘留巴士司机，而学生和他们的雇主都希望司机留在车上，往往长达数日。因此，尽管劫持巴士的做法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正常”，但事实是，每当学生遇到联邦警察时，他们都不愿意这样做。

GIEI的第三份也是最后一份报告包含了军方最新提供的信息，表明学生们不仅受到监视，而且早已被一名军方线人渗透，这名线人甚至在9月26日晚上与他们在一起。我们现在知道，军方几乎实时地了解学生的活动，因此也是伊瓜拉之夜所发生事件的同谋。

也许正是出于这些原因，参与劫持巴士的学生经常蒙面；他们知道，警察和军队对劫持巴士的行为既容忍又抵制，而巴士公司、巴士司机和被路障拦下的司机也不喜欢这种行为。GIEI提供了一名公交车司机的证词，他的车是2014年9月26日晚被劫持的公交车之一，这名司机描述了学生们如何拦住公交车并猛敲车体两侧，要求司机让车上的28名乘客在远离城镇的高速公路上下车，然后让学生上车。经过漫长的等待，乘客们与学生谈判，在乘客被带到车站并离开，而学生则驾驶巴士离开的前提下，允许学生上车。

人们对于学生以强行占据公共空间为手段的政治手段的容忍度正在降低。

更多的暴力事件接踵而至。当巴士抵达伊瓜拉巴士总站时，巴士上的十名学生被巴士站的警卫团团围住，被困在巴士内。他们的同伴前来营救，并手持石块，“为了自卫，因为警察的侵犯，”一名幸存者解释道。向警察投掷石块，可能遭到殴打或逮捕——这些都是一场猫捉老鼠游戏中可以预见的一部分，甚至带有政治启蒙的意味。当二年级和三年级的学生告诉陪同他们去伊瓜拉客运站营救被困在巴士中的学弟时，“只要有镇压，警察就会殴打或逮捕我们”。正是这些暴力冲突的微妙编排——学生、警察和军队之间的舞蹈——调节并协商了示威活动的结果，这是一种压力阀，确保劫持不会导致学生的死亡。

但到了2014年，即《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20年后，这种特殊的学生政治形式——强制与谈判的结合——逐渐失去了官方的支持，这体现在像阿约特兹纳帕这样的乡村师范学校的逐渐关闭上。这些学校是为土地改革受益者的子女而建立的，是在墨西哥革命后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教育项目下建立的。在1926年至1939年间成立的36所农村师范学校中，如今仅存17所。事实上，2014年仍在实施的新自由主义政治项目包括国家加大对保护财产权和公民权利的承诺，包括在联邦高速公路上自由通行的权利。像阿约特兹纳帕学生所采取的旧式政治谈判形式——强行占领公共空间以发起和仲裁各种安排——仍然得到认可，但它们正承受着压力。

2014年，民众因阿约特兹纳帕学生的失踪和谋杀而掀起反对“国家”的浪潮，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这种传统方式的捍卫。这种对抗性政治模式引起了广泛共鸣，洛佩斯·奥夫拉多本人的经历也印证了这一点。

1996年，洛佩斯·奥夫拉多还是反对党民主革命党的一名年轻激进分子，他封锁了位于其家乡塔巴斯科州的墨西哥国家石油公司油井，以此向这家国有石油公司施压，要求其为环境破坏对当地社区进行赔偿。当AMLO赢得2018年的选举时，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伊瓜拉大屠杀之后的大规模抗议活动，阿约齐纳帕式的政治再次占据主导地位，这种政治依赖于强迫占领和某种谈判勒索，牺牲了明确确立和受到良好保护的财产权。

GIEI的报告忽略了这两种政治形式之间的矛盾。通过将学生设置路障和强占巴士的做法正常化，GIEI将学生变成了社会活动家，他们旨在组成人权活动家经常幻想的理想型“公民社会”。换句话说，它将阿约特兹纳帕的学生变成了抗议公民。

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确实就是这样的公民。但这些学生采取的政治行动——封锁联邦高速公路并试图迫使乘客下车，然后乘坐公交车和司机前往墨西哥城，再返回阿约齐纳帕的学校——与在言论自由区表达观点不同。相反，他们的策略更加强硬，依赖于临时夺取私人物品或公共物品。

学生失踪事件引发的爆炸性反应是一个分水岭事件，一种长期承受压力且明显衰落的政治形式却在此事件中取得了胜利，甚至在学生受害后，这种政治形式被赋予了长期以来被赋予理想化概念“公民社会”的声望。因此，阿约齐纳帕的学生被认定为墨西哥民主脉动的拥护者。在伊瓜拉事件发生之前，正是“国家”多年来一直在压制一种依靠强行占领空间的特殊底层政治形式。这种特殊的国家形式在2018年的联邦选举中屈服了，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围绕阿约齐纳帕学生失踪事件爆发起来的社会运动。

即便如此，政府和媒体对43人的过度关注并没有转化为对墨西哥其他失踪人员的相应关注，这是有原因的。甚至声名狼藉的腐败政府官员在面对43名失踪学生的父母时也会虔诚地低下头，声称与这些父母感同身受。GIEI在第一份报告的序言中称，这些学生的失踪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而事实上，在神圣的“43人”的标志下，一个数字都加不上。

在学生失踪后不久，伊瓜拉附近发现了65个秘密坟墓，里面埋有132具尸体，但这个数字从未被添加到43这个数字上，这是有原因的。同样，2024年阿约特兹纳帕学生抗议者扬基·科坦·戈麦斯·佩拉尔塔被谋杀，也没有改变这个神奇的数字，这也是有原因的。

奇尔潘辛戈市市长和格雷罗州州长之所以能够站在43名遇难者的家属身边，并为这些学生树立纪念碑，是有原因的，尽管这两名政客都曾因与有组织犯罪有直接关系而遭到公开指控，就像伊瓜拉市市长何塞·路易斯·阿巴尔卡在学生被绑架和枪杀时所做的那样。如果所有人都认为暴行的罪魁祸首是国家，那么为什么国家代理人可以如此随意地领导对死难者的悼念活动？

答案是，尽管支持2014年抗议活动的联盟确实非常广泛，包括与GIEI成员有着相似感受的人权支持者，但它存在一个核心矛盾： 一方面，国家在不稳定但定期地推动更明确的产权和法治的实施，另一方面，国家在不稳定但定期地推动谈判的回归，但谈判的基础不是法律规定的权利，而是围绕公共空间占领的临时谈判。

即使找到了解决方案，仍然存在失踪这一更广泛的问题，这种现象困扰着墨西哥在过去十年中依赖的两种国家形式。卡特尔组织为了建立纵向垄断而制造失踪案——首先是在毒品交易中，后来又扩展到其他一系列活动，包括盗窃汽油、非法采矿、捕鱼和伐木、敲诈勒索和人口贩卖。

卡特尔组织之间的致命竞争始于新自由主义转型时期，但自2018年以来，在宣布新自由主义终结的政府领导下，这种竞争仍在继续甚至扩大。在阿约特兹纳帕事件后，墨西哥大量失踪人口（还被故意少报）的家属得到了国家短暂的关注。然而，正如他们的家人所说，绝大多数人仍然无法成为标志性人物。他们的失踪不仅是过去时代的产物，也是当今时代的产物。

作者

克劳迪奥·洛姆尼茨是哥伦比亚大学坎贝尔家族人类学教授。他的最新著作是《主权与勒索：墨西哥的新国家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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