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景德镇天后宫出土的明嘉靖时期“官搭民烧”白釉盘瓷片。
景德镇詹家下弄出土的“大清康熙年制”款青花碗瓷片。
景德镇刘家下弄历史时期道路及其南侧城市下水道、制瓷手工业作坊。
景德镇詹家下弄出土的写有“奇石宝鼎之珍”斋号的青花瓷片。
“寻找古代路网是主要发掘目的。我们在刘家下弄的现代道路下找到了两条向西延伸的古代道路，这是景德镇古代路网的重要构成。”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王睿表示，综合遗迹、出土物分析，景德镇自明清以来逐步形成了制瓷手工业城镇格局，或有了生产、生活和商贸的功能分区。
考古揭露出一部立体陶瓷史诗
刘家下弄一条2米多高的下水道的发现，让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秦大树颇为惊喜。考古工作者根据地层、遗迹和出土物推测，这条下水道形成于清代中期以前，在清代晚期经历过一次较大规模的修缮，修缮后的第二期遗迹为砖砌券顶式结构，到近现代仍在城市运行中发挥作用。
“给排水工程是城市建设中非常重要的元素，既可改善城市排水状况，也会对沿线街区格局和用地产生影响。”秦大树说，明末到清早期，景德镇从单纯的制瓷手工业中心向集制作、贸易于一体的手工业城镇转变。“2米多的高度以及下水道的沿用，体现了因地制宜的设计理念与较高的工程水平。这一成熟的市政工程为该区域的原料存储、商贸往来提供了保障，也是景德镇发展成手工业城镇的重要见证。”
在考古工作者眼中，这座城市的地下肌理就是一部立体的陶瓷史诗。王睿说，与其他城市遗址不同，刘家下弄用于修葺排水沟的砖大多为残砖，砖色有红、青、褐等色，多烧融或变形，推测为窑业生产的伴出废弃物在镇区建筑中的再次利用。
詹家下弄的先民们将大量瓷业废品用于填平自然地势的高低落差，再通过踩踏，形成了该区域内最早的城区里弄道路。这些瓷业废品中带有“康熙”“宣德”“成化”等款识，为道路遗址断代提供了重要依据。出土的“余庆堂仿古制”“奇石宝鼎之珍”等斋号、雅玩款识瓷片，实证景德镇“官民竞市”的产业生态。
开放包容成就“千年瓷都”
制瓷业的发展也深深塑造了景德镇地区的文化信仰。
天后宫遗址点隐于景德镇市珠山区的现当代建筑之间，通过考古揭露出明代至近现代多期建筑遗存，出土了相当数量的陶瓷标本，为探讨其兴废提供了重要材料。
景德镇并非沿海地区，为何出现了象征海洋文化的天后宫？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研究员丁雨说，过去认为天后宫遗址始建于康熙，而发掘证明其建设历史可以前推到明万历时期，恰好与明隆庆开海及马尼拉大帆船贸易的兴起相吻合，“这也是新航路开通后，福建商人来到景德镇参与瓷器全球贸易活动的实证”。
丁雨负责的另一处清真寺遗址点，也是景德镇通过陶瓷产品连接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见证地。阿拉伯幻方瓷、藩王用器、官搭民烧瓷器等丰富出土物，表明这里从南宋晚期以来一直进行瓷业生产，产品流向多地，消费人群广泛。“将这种高等级瓷业作坊改建成清真寺，是宗教和生产博弈的结果，也是行帮势力壮大的表现。”秦大树认为。
这些早期“景漂”留下的印记，共同见证了“千年瓷都”的全球化底色，也体现了这座手工业城市独有的精神特质——开放且包容。
“在这次考古中，我们把景德镇视为一个数百年间因瓷业而兴起的中心聚落进行思考，关注这一聚落因瓷业生产造成的分工和人群、信仰的差异。”王光尧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景德镇正是因包容而发展成为瓷都，其生产技术和产品也不断适应时代变化，并引领时代。
14个发掘点如今多已恢复原貌，但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考古拼图工作只是开始。
昌江畔落日余晖，蛰伏在温润泥土中未及清理的古瓷片，呈现一抹抹莹润光泽，与江面斜阳相映成趣，给人们留下了关于瓷与城的遐想。景德镇的瓷“引力”仍在吸引着四海来客，也为瓷文明在这里续写埋下伏笔。
文图均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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