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茂红：从环境史到新全球史

本文节选自：光明日报理论部主编，周晓菲整理：《前沿世界史：环境、疫病与记忆建构》光明日报出版社，2024年8月。

从环境史到新全球史

包茂红

环境史和全球史都是国际史学界新兴的研究领域。环境史学的兴起是历史学专业视野拓展和现实环境问题关注相结合的产物。强烈的现实性使之在兴起阶段具有“倡议史学”的突出特点，但随着环境史学在美国进入成熟阶段，它更多地具有了传统史学的一些特点。其实，第一代环境史学家在开拓环境史研究时，他们的初衷是对传统的历史编撰发出挑战，要改变历史编撰忽略环境因素的片面性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历史思维的排他性。现在，西方环境史学界的有识之士开始重新思考环境史学的走向问题，希望能在克罗斯比等前辈学者开创的全球环境史宏观研究的基础上再出发。

这种宏观的、长时段的研究与专题研究和个案研究并不完全冲突，宏观研究甚至可以以专题研究的形式来进行。例如：如果从农业史来看环境史，那么环境史上就发生了三次引人注目的革命或出现三个转折点，分别是1500-1750年的农业革命，19世纪中到二战的第二次农业革命，二战以后到现在的第三次农业革命。如果从能源史来看环境史，那么环境史可以分为木材时代（1580年前）、煤炭时代（16世纪到20世纪初）和石油时代（20世纪到现在），与之相对应的是传统社会的多中心霸权、英帝国霸权和美帝国霸权。显然，这样的历史分期与传统的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的分期大不相同，与一般的环境史分期也有不小差别，从中观察到的历史大趋势也很不相同，但是，其中隐含的分期标准即人与环境的互动无疑是值得关注的历史新思维。

在此基础上，少数学者把关注范围从某个专题扩大到全球环境史，出版了引人注目的研究成果，例如雅克西姆·纳德考的《自然与权力：全球环境史》和约翰·麦克尼尔的《阳光下的新事物：二十世纪世界环境史》。前者从全球环境领域的“热点”问题进行回溯，探讨了从史前到现在、世界范围内的人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历史。后者从地球的岩石圈、土壤圈、大气圈、水圈和生物圈分析了以化石燃料为基础的现代文明给全球环境带来的破坏。但在分析造成环境破坏的原因时，作者并没有对人类文明表现出悲观主义情绪，相反却认为，作为人类活动的无意识的副产品的环境破坏并不能导致人与环境关系走向不可调和，越来越得到文化塑造的人类总是在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总是在寻找环境变迁形成的、可以更好依靠的新生境。显然，这样的分析已经摆脱了早期环境史叙述中经常出现的生态狂热、环境千年至福等特点，显得异常客观和冷静超然。全球环境史研究实践了自然的历史创造性，同时更新了历史叙述的基本单位，改变了环境史研究中经常出现的“衰退论”和“退化论”的取向，正在开启历史叙述的新模式。

把环境史新思维应用于全球史、建构新的全球史叙述模式尽管极其困难但也初露端倪。麦克尼尔父子都是卓有成就的世界史学家，父亲注重文明交往，儿子重视环境史；父亲并不忽视环境在历史上的作用，儿子也重视从世界范围探讨历史交流。按理说他们要合作一部新全球史应该易如反掌，但他们合著的《人类之网：鸟瞰世界历史》尽管从传统世界史的视角来看有不少创新，但从环境史的角度看确实不到位。菲利普·费尔南德兹-阿迈斯托在《世界：一部历史》中指出，世界史有两大主题，一是人类社会自身的故事，另一个就是环境史。正是人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从根本上构成了世界史。但是，通观全书，怎么看都像是把两大内容摆在一起，环境史和人类史并没有真正融合起来。这只能是我所说的狭义环境史。

根据我有限的阅读，真正用环境史的思维构造全球史比较到位的是“大历史”，其代表作有：戴维·克里斯蒂安的《时间地图——大历史导论》和弗雷德·斯皮尔的《大历史的结构》等。大历史撰写的是自137亿年前发生的“大爆炸”以来的历史，实际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史。它最符合环境史的两个基本思维：第一，它改变了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历史编撰原则，把人和自然都还原到他们应有的位置上。按大历史思维，如果假定宇宙的历史开始于13年前，那么人类的存在不过只有53分钟，农业社会仅存在了5分钟，现代工业社会的历史只有6秒钟。在这样的历史中，人类还能目无一切，唯我独尊吗？第二，它把人类史置回它发生的宇宙或地球史中，有效地把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统一起来，其共同点是复杂性不断增强，能量流动和消耗越来越密集。显然，这是我所说的广义环境史。不过，这样的探索和著述还太少，这样的知识尚未融入全球史的教科书。

中国的全球史研究和环境史研究一样处于起步阶段，但这两者之间似乎具有天然的亲缘关系。如果能有意识地贴近国际环境史研究的前沿、顺着最新的潮流探索，那么中国的环境史和全球史研究都会少走很多弯路，会像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快速发展一样绽放出绚烂光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