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明诠：甲骨文及其书法创作略说

甲骨文之大宗出土于河南安阳殷墟，故一般认为甲骨文就只属于殷商时期的“官方文字”，是殷商时期的“文化特产”。而殷商（商代后半期）始于公元前一三〇〇年的盘庚迁殷，终于公元前一〇四六年，约计二百五十年。常识告诉我们，这么成熟系统的文字，不可能“来无踪去无影”的。

随着后来考古的不断发现，甲骨文的存在与应用至少可以再往前推三百年，如一九九五年山东桓台县田庄镇史家村遗址发现了两片羊肩胛骨，桓台古代属于东夷文化，这两片甲骨形态较为原始，具有早期卜骨的特征，文字刻画较深，刀痕明显，残断处留有烧灼痕迹。专家认定，此卜骨比河南殷墟甲骨文还要早三百多年，那就是说夏朝末期就应该有成熟的甲骨文了。与桓台相邻不远的邹平丁公遗址，一九八五至一九九三年山东大学考古专业先后进行了六次发掘，发现了一件陶片刻符，计有五行十一个字符。这些字符笔画流畅，独立成字，排列也很规则，且有一定章法，已经脱离了符号和图画阶段，只是目前识读专家尚未达成共识。但考古学家判定其年代应为龙山文化晚期，因此丁公陶文比甲骨文早了八百年左右。前推八百年，就越过夏，到了传说中的尧舜禹时代之前了。而河南舞阳贾湖考古发现的刻符若也被认定为最早字符的话，就直接上推到八千年以前了。文字的产生、演变、发展到最后成熟，必然是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过程，限于考古资料阙如，我们不妨展开合情合理的想象。

甲骨文的存在、应用，往后则至少延续到西周时期。这是有充分的考古资料佐证的：一九五四年山西洪赵坊县堆村考古、一九五六年四月陕西长安县沣河西岸西周遗址考古，均出土西周刻字甲骨。后来陆续还有陕西岐山凤雏、河北邢台南小汪西周遗址、陕西岐山周公庙遗址等，亦发现大量西周刻字甲骨。西周下限为公元前七七一年，西周之后春秋时代是否“戛然而止”呢？也未必，只是目前尚无考古资料提供相应的证据。

钱玄同所赞誉“甲骨四堂”之一的董作宾（彦堂），把甲骨文分为个五时期：第一期自殷庚至武丁，约有百年；第二期自祖庚至祖甲，约四十年；第三期自廪辛至康丁，约十四年；第四期自武乙至文丁，约十七年；第五期自帝乙至帝辛，约八十九年。这是甲骨学界很权威的一个学术成果，但只是对“殷墟甲骨文”的分期研究，是一个具体历史考古阶段的成果。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之后在陕西、山西、山东等地陆续发现了晚于殷商直至西周的甲骨文和早于殷商三百年之前的甲骨文，这些考古资料董先生都无缘得见（董作宾一九六三年卒于台湾），其本人自然也就不能及时修正丰富他关于甲骨文历史分期的研究了。

与陈设于地面之上的青铜器铭文不同，甲骨文久埋地下，直到二十世纪之初才被发掘出来。也就是说，其参与到书法艺术创作中来的时间，至今不过百余年。作为一种古老文字虽然历史悠久，但作为书法艺术创作的载体和材料的被运用却很晚很新，是书法艺术创作书体、形式、风格的“新成员”。秦汉之后、晩清之前谢世的书家均未见过，自然，其影响也就不会出现在两千年来书法艺术风格演变的过程中。

一百年来，甲骨学家致力于研究甲骨文识读及其文物意义，而书法家更感兴趣的却是如何将其通过笔墨书写，创造出新颖的书法艺术风貌。而这一百年中，前半期甲骨学者与书法家多有重合，如罗振玉、董作宾既是“甲骨四堂”的甲骨学者，又是风格独具擅长甲骨文创作的书法家。一九二三年王国维为商承祚《殷虚文字类编》作序称：“今世弱冠治古文字学者，余所见得四人焉：曰嘉兴唐立庵友兰，曰东莞容希白庚，曰胶州柯纯卿昌济，曰番禺商锡永承祚。”那时，四人皆二十多岁，容庚（一八九四—一九八三）二十九岁，唐兰（一九〇一—一九七九）二十二岁，商承祚（一九〇二—一九九一）、柯昌济（一九〇二—一九九〇）都二十一岁，故称“甲骨四少”。后来又有“甲骨八老”的说法：即容庚、于省吾、唐兰、商承祚、陈梦家、胡厚宣、严一萍、饶宗颐八位。“四少”“八老”中多数都是书法家，如容庚、商承祚、胡厚宣、陈梦家、于省吾、饶宗颐等。其他如王襄、丁佛言、叶玉森、孙儆、丁辅之、简琴斋等，虽不在“四堂”“四少”“八老”之列，但也都是成就卓著的甲骨学者、书法家；更多的书家（特别是中后期）则敏锐地觉察到甲骨文作为新型考古文字出土后，对书法创作新疆域的开拓意义。他们也可能是学者，但未必亲自参与考古、考证这些新出土的文字材料，而是直接采取“拿来主义”，借助学者们出版的大量研究著作及文章辞书集册，通过临摹集字等方式，创作出了风格独特的对联、条幅、扇面等形式的甲骨文书法作品；或者他们既不是学者，也不关心甲骨文原物，只是借助各种甲骨辞书典册及拓片资料，直接搬来用于自己的书法创作。这一百年的后半期，具体说即最近四十年，甲骨学者与甲骨文书法家渐相分离，书法家无须先作学者，只要购置相关辞书典册常备案头，即可专事创作了。而大多数作者自己动手集诗集联也不必，把前人所作拿来略加改动重写一遍就可以了。展览只关注书写技法与作品形式，至于文辞内容则一般忽略不计。

自殷墟发掘甲骨文至今，出土量之多，何止十数万计。能确定不雷同的单字约有四千至五千，其中明确可识读者未及一半。这样，对于甲骨文书法创作还是有着很大局限性的。利用现有的可明确识读的甲骨文字集联、集诗，就成了至今最常见可行的创作方式，如罗振玉、简琴斋等就出版过甲骨文集联集诗专册。也有许多书家，将其与金文古籀、古玺印文字及六国传抄文字相融合，进行书法创作，如黄宾虹等。至于以甲骨文入印的篆刻作者，更不在少数。无论哪种创作方式，一百多年来，每个年龄段都涌现出过许多优秀的擅长甲骨文创作的金石书法家。

董作宾篆书丁辅之《题画梅诗》轴

在此，我们依其风格类型，试作如下分析梳理：

其一，以小篆笔法作甲骨文书法。如罗振玉、王国维、萧退庵、张石园、商承祚、陈梦家、沙曼翁、徐无闻、刘顺等。罗振玉以年龄最长，接触甲骨文也最早，位列“甲骨四堂”之首。在甲骨学的研究中，罗振玉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他被誉为甲骨学的奠基者，罗振玉自幼习经史考据之学，因此擅长考证，他的贡献主要在于探知了甲骨文的出土地。自甲骨文被发现后，很长时间内存在着甲骨文究竟出自何处的争论，罗振玉广泛搜集材料、经过细致地考证后提出“于刻辞中得殷帝王名谥十余，乃恍然悟此卜辞者，实为殷室王朝之遗物”。他正确判定了甲骨文的出土地并不是传说的山东、汤阴等地，而是在河南安阳小屯村的殷墟遗址。他与王国维一起整理研究甲骨文，确证了甲骨文的“合书”现象，二人的研究由此被称为“罗王之学”。他还是第一个以甲骨文体进行书法创作的书法家，罗氏所书甲骨文，虽然是甲骨文结构，但成功地将甲骨文尖峭险峻凌厉单薄的刀刻意味转换成了中锋圆劲的小篆，为后来者做出了成功的转换示范。因此，后来作甲骨文者，沿罗氏此途前行化出者最多。萧退庵以自家小篆风格写甲骨文，妖娆丰腴，儒雅华丽。萧氏弟子沙曼翁用笔在乃师基础上，又变罗氏点画之“笔笔实”为“虚实结合”，笔法灵动曼妙，开一新境。徐无闻是古文字专家，又是古典文学著名学者，以功力坚实的铁线篆作甲骨文，最喜自撰联句，清新自然，雅健典丽。作为学者书家，用字自然十分严谨。他认为：“集联时，应以已有公认释读的字为限，不宜以同音字随意通假，更不宜用偏旁去拼凑出‘新’甲骨文。如果书写前人现成的集联，哪怕是名家集的，也得仔细看看有无错字。”“书法家只有把字写正确、写好的义务，没有写错字﹑随便造字的权利。”同是学者书家的蒋维崧也持相同的观点。这为年轻书法作者提出了明确要求，书法家不是写字匠，尤其是以甲骨文古文字进行书法创作，一定要多读书，善于考证辨识，不可生造。刘顺（一九五〇—一九九八）长期生活在安阳，以“邻鬼居”额其书斋，一生致力于甲骨文书法创作，得沙曼翁指授，受其影响亦十分明显。在沙氏用笔风格的基础上，刘顺将甲骨文结体作了适当而合理的夸张变形，不仅整体风格更为和谐统一，其展览的视觉效果也更为新颖强烈。刘氏在一九八九年四届全国展荣获二等奖的甲骨文对联，给观众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罗振玉篆书《田野西畴》七言联

其二，以楷行笔法作甲骨文书法。如董作宾、胡厚宣等。董作宾是王国维的弟子，在“甲骨四堂”中年龄最小，但他是参加殷墟发掘次数最多、时间最长、主持整理甲骨的“一线学者”。他对甲骨文考证研究的最大贡献是创立了甲骨断代学，所著《甲骨文断代研究例》被公认是中国甲骨文史上划时代的名著。他提出的用甲骨来分期断代（前文述及共五个时期）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对殷商时期历法、礼制等的独到见解，对甲骨学的后期研究有着重大意义。董作宾、胡厚宣皆是纯粹的学者，无意作书家，但长期整理抄写甲骨文字，对其结体、字形熟记于心，随手以楷行笔法作甲骨文书法，亦温文尔雅，书卷气十足。一般来说，书法审美讲究古法古意，如楷行草书融入篆隶笔法即显高古。而董作宾没有刻意遵守篆书的中锋圆劲笔法，而是反其意而行，时露侧锋及楷行书的“钉头鼠尾”，风格独特别致。但董氏甲骨文作品的行书落款，反而篆籀气十足。董作宾在《甲骨文与中国文字》一文中，虽然明确主张“旧瓶新酒……用古文字，作新篇章”，认为“书法只是美术品之一，不能用学术立场加以限制”，同时也道出了甲骨文创作因可识读文字太少的困难：“现在甲骨文可写的字，虽有一千五百字，可是，不绝对可靠的还不少。即如可靠，古今用法不同，有些字须借用‘初文’；有些字须借用‘假借’；有些字须只从一家之言。”孙洵《民国书法史》评董氏甲骨文书法：“藏锋起笔，中锋引毫，收笔急起，挺秀婉曲，结字参伍错落，顾盼自若。”董作宾胡厚宣的甲骨文书法是特例，后来书家作甲骨文书法，鲜有追随模仿者。但对比出土之写而未刻的甲骨文原作，董、胡两位所书也许是最贴合殷商甲骨文作者笔法的，因为甲骨文只有直线而无曲线，楷行书有折笔，恰恰“婉而畅”的篆书少有折笔。

董作宾篆书丁辅之《题画梅诗》轴

其三，以金文篆籀笔法作甲骨文书法。如王襄、黄宾虹、鲍扶九、丁佛言、潘天寿、简琴斋、山之南、游寿、蒋维崧、刘江等。这一类型作者在甲骨文书写中的“创作”意识最强。在此，拈出黄宾虹、潘天寿、山之南、游寿四家，作简要分析。黄宾虹亦是古文字学家，有多种古文字考证著述行世，与罗振玉、王国维亦有切磋交流，其金文大篆书法应该是明末清初以降篆书写意脉系的一座高峰。在他的金文大篆作品中，时见甲骨文字的变形融合，自然和谐。宾翁以金文古籀为“体”，偶参甲骨文字为“用”，用笔一改甲骨刀刻之尖峭凌厉，独创微作抖颤之“金刚杵”笔法，如棉裹铁，似龟曳尾，又参以独特之墨法，浑厚华滋，苍古高蹈。宾翁的古文字创作理念与实践，与后来徐无闻、蒋维崧等学者书家的主张显然是不尽相同的，这之间其实并无绝对的孰是孰非。若站在宾翁立场上来看：一是先秦文字地域之间差异明显，但也有相互的交流借鉴；二是至秦代文字统一之前，本身就是一个在混杂反复比较取舍中逐渐整合趋同的漫长过程；三是书法艺术创作自晚明始，就大量出现“破体书”现象，真、草、隶、篆不同书体在创作中可以打破界限，互参互用，同一书体不同地域风格或不同发展阶段者，自然也可以互参互用融汇化合。潘天寿篆书得缶老法乳，浑厚苍雄，所作甲骨文，全自缶老石鼓笔法化出，可谓“甲骨文版”之“石鼓书”。偶尔于起收笔处略作顿驻，有磐石山安之态。刘江或从潘氏甲骨文创作中得到教益和启发，使“顿驻”起收笔益加强化，点画益加粗壮憨笨，似略微过之。山之南（一九〇六—一九九七），号陈堪，山东省龙口市人，自幼受叔外祖丁佛言影响，擅金石篆籀。一九二九年二十三岁负笈海上，王福庵对其评价颇高：“陈堪（山之南）书法可与上海名流抗衡，惜其少年无名。”一九三七年上海大新公司举办“中国语文展览会”，山之南（时年三十一岁）参展的甲骨文联引起轰动，当时《新闻报》称：“山之南之甲骨文联亦属珍品。”该报又有一则“市讯”详细介绍：“山之南君工书法篆刻，凡甲骨文、魏碑、隶、草靡一不精。甲骨文尤其擅长，笔力苍劲，非同凡响。按甲骨书法，自丁公佛言后，以习之匪易，能者极等。君系丁公之甥，得其亲炙，乃有今之成就。目前大新公司举办语文展览会，君有甲骨文联参加，深获时彦赞许，自是求书刻者益夥。”一九八一年全国第一届书法篆刻展中山之南所书甲骨文中堂，浑茫苍古，点画如铜浇钢铸，结体端庄典雅，别具一格。游寿为胡小石弟子、清道人之再传弟子，于碑学研习谨遵师训孜孜穷年，偶以碑派金文笔法作甲骨诗联，点画苍辣生拙，力透纸背，铁骨凛然。毫无女子态脂粉气，笔下尽显大丈夫铮铮然之英气、豪气和刚烈之气。

丁佛言篆书《南荆东鲁》七言联

其四，以笔代刀，刻意追摹甲骨文字原形作书法。如叶玉森、孙儆、杨仲子、丁辅之、潘主兰等。这一类型多是百年中前半期书家。他们为颇具新鲜感的甲骨文之严谨简净的结体、清刚细腻的用刀所吸引，意欲用毛笔纸墨再现甲骨文之原貌。这种写法是用笔代刀，虽然极力忠实于甲骨文字原作，但作为一种书法艺术，也往往缺少创意。值得细说的是稍晚出的潘主兰（一九〇九——二〇〇一，福州人），青年时期即有书画印名，曾自订润例鬻书鬻印。一九四九年后，曾执教于福州工艺美术专科学校，讲授国文、书法、艺术理论等课程，毕生致力于诗书画印的研习创作。他作甲骨文虽然结体也忠于原字，但善用长锋羊毫，作字如写兰，笔画既凌厉峭拔又枯润相生，比之其他同类型书家，没有因太忠于甲骨文刀刻痕迹而陷于呆板僵直。潘氏甲骨文书法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书坛曾有较大影响，追随者较多。

其五，以篆书行草化笔法作甲骨文。如金梁、杨鲁安等。以行草笔意作篆隶是近几十年的新风尚，易静为动，适于抒情达意故也。这类风格在百年书法史上前半期较为少见，金梁算是鲜见的代表者了。金梁（一八七八—一九六二），晚清官员、学者，号息侯，满洲正白旗瓜尔佳氏。历任京师大学堂提调、奉天新民府知府、蒙古副都统等职。工书，擅篆、籀，能诗文，著述颇多。即使今天人们乍一见到金氏书作，估计也会难以接受，和当下人们嘲笑讥讽的“丑书”十分相似，歪歪扭扭，点画粗率，并时见人们所批评的“病笔”。当时连溥仪都呼他“写杈把字的”。其甲骨文书法与其金文篆籀如出一辙，结体随兴就势，用笔率意生发，粗看潦草歪斜，细审则稚拙可爱奇趣横生。杨鲁安（一九二八—二〇〇九），甲骨学者王襄弟子，所藏甲骨、玺印、写经、瓦当、铜镜、钱币、历代碑帖拓本及原拓古印谱录等甚多。著有《甲骨文书体辨识与摹写》《秦印简说》等。所作甲骨文书法多行书笔意，结体松活，用笔圆劲清奇，点画轻重参差流畅自如。因长期工作生活于内蒙古，受地域局限，其影响与其真实水平远未相称。

以上诸家，绝大多数均能以甲骨文入印，进行篆刻创作。甲骨文入印在当今印坛已不鲜见，优秀作品时时涌现，但专门作甲骨文印而面目独具风格高标者却似乎不多见。其与甲骨文书法创作风格平庸雷同现象相仿佛，此不作展开分析。

当今书坛以甲骨文书法参展获奖者亦多，但大多数比较注重作品整体幅式的宏大茂密，结体基本以大小篆为主，平正端庄。用笔多板滞僵硬，而点画多作毛糙状，以追求苍涩感。最突出的特点是技法纯熟而面目雷同，个人风格模糊，属典型的甲骨文书法“展览体”。如前所述，更鲜见作者自作集诗集联，文辞内容基本是照搬或略加改动重书前人作品。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复杂，但对前辈甲骨文书家创作缺乏深入研究，面对浩如烟海的甲骨文资料缺少研究耐心和兴趣，学术研究能力、文学修养不足，特别是不能从自己的审美性情出发，不能深切地感受前辈甲骨文书家的成功启示，找不到或找不准属于自己的“创作发挥空间”，皆是其中的原因。

原载《书法》杂志2024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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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丨陈丽玲

主编 | 廖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