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 声明：本故事基于真实事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艺术加工，不作为新闻报道。部分图片非真实图像，仅用于叙事呈现，请知悉。
“娘，爹的脸色怎么这么难看？”我望着炕上昏迷的父亲，心如刀绞。
母亲红着眼圈，手中的湿毛巾拧出血色的水。“卫生院说没救了，让咱们把他接回来...”
她话未说完，门外突然响起敲门声。
打开门，一位背着药箱的陌生中年人，正踏着厚雪站在门口：“听说有患者？我是新来的赤脚医生，让我看看吧。”
01
1972年腊月二十七，天还未亮，窗外便开始飘起了鹅毛大雪。这样的天气，往常我早早地就会钻进被窝，等着天亮。可今天不同，我被一阵痛苦的呻吟声惊醒。那声音虽然压得很低，但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格外刺耳。
“爹，你怎么了？”我掀开蚊帐，看见父亲蜷缩在炕边，冷汗涔涔，脸色如纸般煞白。
“没事，小勇，你继续睡吧。”父亲强撑着露出一丝笑容，但那笑容在痛苦的扭曲下显得更加吓人。
母亲已经起身，手忙脚乱地点燃了煤油灯。昏黄的灯光下，父亲的样子更加骇人——他紧紧抱着肚子，嘴唇发青，身体不停地颤抖。
“老周，到底怎么了？是不是肚子又疼了？”母亲跪在父亲身边，声音里满是焦急。
“没事，可能是昨天吃坏了肚子。”父亲勉强说道，声音虚弱得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
我们家的情况，放眼整个大队，恐怕都是最困难的。
爷爷在我七岁那年得了一场大病，整整五年没能下床，家里的积蓄全都花在了药费上。奶奶受不了这样的生活，在我九岁那年离家出走，再也没有回来。家里的重担全都落在了父亲一个人身上。
父亲是村里出了名的硬汉，平日里不管多重的活都抢着干，就为了多挣几个工分。母亲也不闲着，白天在生产队干活，晚上回来还要纺线织布，贴补家用。即便如此，我们家还是负债累累，连年的灾害让收成不好，借的钱更是越来越多。
“老周，你这样我害怕啊！”母亲的声音颤抖着，“要不，我去叫大队长来看看？”
“别，大半夜的，打扰啥啊，再说了，外面下这么大的雪...”父亲话没说完，就又是一阵剧痛，整个人蜷缩得更紧了。
我站在一旁，害怕得直发抖。从来没见过父亲这个样子，他在我眼中永远是那个坚强的、无所不能的大人。可现在，他却像个孩子一样无助。
母亲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决定去找大队长。她披上厚棉袄，蹚着齐膝的积雪，消失在漫天雪花中。我守在父亲身边，看着他痛苦的样子，眼泪不自觉地流了下来。
“别哭，小勇，爹没事的。”父亲强忍着疼痛，伸手擦去我脸上的泪水，“爹见过这么多风风雨雨，这点小病算什么？”
我点点头，但心里清楚，父亲这次是真的病得不轻。往常他再难受，也不会让母亲半夜去找人帮忙。
大约半小时后，母亲带着大队长和两个社员回来了。他们合力将父亲抬上了临时搭建的担架，准备送往十里外的公社卫生院。
“小勇，你在家好好的，听话。”母亲急匆匆地嘱咐我，“锅里有粥，你自己热热吃。奶奶家就在隔壁，有事就去找他们。”
我看着他们在雪地中越走越远，直到完全消失在茫茫白色中。那一刻，十一岁的我站在空荡荡的院子里，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和恐惧。
第二天一早，我便赶到奶奶家。奶奶虽然不是我亲奶奶，但自从我亲奶奶走后，她一直把我当亲孙子看待。听说父亲病了，她立刻烧了一锅热水，让我洗把脸，然后又给我煮了一碗热腾腾的米粥。
“别担心，你爹是个硬朗的人，不会有事的。”奶奶安慰我，但我能从她紧皱的眉头看出她也很担心。
上午，邻居张叔来了一趟，带来了母亲托人捎的口信：父亲被诊断为急性阑尾炎，已经做了手术，但因为送医太晚，有些发炎，需要住院观察一段时间。
“手术费用...”张叔欲言又止。
“多少钱？”奶奶直接问道。
“五十块。”张叔低声说，“还不算后续的药费和住院费。”
五十块！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我家一年的收入也就百来块，平时省吃俭用，还要还债。这五十块，简直如天文数字一般。
奶奶沉默了片刻，然后从柜子深处取出一个小布包，倒出了所有的积蓄，一共七块三毛钱。
“给，先拿去应急。”奶奶把钱塞给张叔，“你告诉他娘，家里的事别担心，我来照顾小勇。钱的事...再想办法吧。”
接下来的日子，村里人纷纷伸出援手。有送粮的，有送菜的，还有主动来帮忙做家务的。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能拿出来帮助别人的东西并不多，但大家都尽了最大的努力。
我每天放学后就急匆匆地赶回家，希望能听到父亲回来的消息。母亲偶尔会托人捎个口信，说父亲情况时好时坏，高烧一直不退。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心中的担忧越来越重。
十天后，母亲回来了一趟，脸上布满疲惫和忧虑。她告诉我，父亲的病情没有明显好转，医院需要更多的钱来购买特效药。
“我已经借遍了所有能借的人，只凑了二十块。”母亲疲惫地说，“卫生院说，如果再交不上钱，就...就只能...”她的声音哽咽了，没能说完。
那晚，我听见母亲在屋里低声啜泣，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坚强的母亲如此脆弱。我紧紧抱住她，却不知道该如何安慰。
在那个年代，贫穷不只是一种生活状态，更是一种无法摆脱的宿命。
第二天一早，母亲就踏上了返回卫生院的路。四天后，她回来了，身后跟着被抬在门板上的父亲。父亲瘦了一大圈，脸色蜡黄，眼窝深陷，完全没有了往日的精气神。
“医院怎么就把人放回来了？”奶奶急忙迎上去，帮忙把父亲安顿在炕上。
母亲的眼中满是绝望：“医院说已经尽力了，给下了病危通知书。说...说回家也许还能见最后一面。”
一股寒意从我脚底直冲头顶。病危通知书意味着什么，即使是十一岁的我也明白。那一刻，我感觉整个世界都崩塌了。
父亲被安置在炕上，整个人昏昏沉沉的，额头滚烫，眼睛紧闭，呼吸急促。母亲手忙脚乱地给他擦汗、喂水，但父亲的状况看起来并没有好转的迹象。
“大嫂，我去给你爹烧柱香，求他老人家保佑。”奶奶说着，擦了擦眼泪，匆匆出门了。
村里人听说父亲被送回来了，纷纷前来探望。看到父亲的状况，大家都沉默了。没人愿意说出那个残酷的可能性，但每个人的眼中都写满了同情和无奈。
晚上，母亲坐在父亲身边，轻声哼着小曲，就像哄我入睡时那样。我躺在另一边的小炕上，辗转难眠。窗外的雪仍在下，寒风呼啸，似乎在为这个不幸的家庭唱着哀歌。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睡着的，只记得梦中一直有父亲健康时的笑容。他站在田间，挥洒着汗水，对我笑着说：“小勇，好好读书，将来做个有出息的人，别像爹一样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
第二天清晨，父亲的情况似乎更糟了。他的呼吸变得更加急促，额头上的汗珠不断地往下滚落，嘴唇因为高热而干裂。母亲整夜未眠，眼中布满血丝，但仍然不停地照料着父亲。
村里的老人们轮流来看望，有的带来了自家珍藏的草药，有的带来了祖传的秘方。大家都想尽自己的力量帮忙，但父亲的病情始终未见好转。
中午时分，大队长来了。他看了看父亲的情况，皱着眉头对母亲说：“林嫂，你要有个思想准备。要不，我找人去县城再找找医生？”
母亲摇摇头，眼中满是绝望：“去过了，县医院说需要更好的设备和药物，可那要更多的钱。我们家已经...已经没有能力了。”
大队长叹了口气，拍了拍母亲的肩膀：“节哀顺变吧，林嫂。老天爷有时候就是这么不公平。”
我站在一旁，听着大人们的对话，心如刀绞。在他们眼中，父亲的命运似乎已经注定。但我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我的父亲，那个在我眼中无所不能的大人，怎么可能就这样倒下？
下午，外面的雪终于停了。阳光透过窗户，洒在父亲消瘦的脸上。他看起来是那么平静，仿佛只是睡着了。母亲坐在一旁，默默织着毛衣，那是准备给父亲保暖用的。
“娘，爹会好起来的，对吗？”我小声问道。
母亲停下手中的活，望着窗外刺眼的雪光，久久没有说话。就在这时，门外传来一阵脚步声，接着是轻轻的敲门声。
“谁啊？”母亲起身去开门。
门外站着一个陌生的中年男子，身穿厚实的棉袄，肩上背着一个皮包，手里还拎着一个布袋。
“你好，听说有人病了？可以让我试试吗？不收钱。”男子问道，声音温和有力。
“您是...”母亲疑惑地看着这个陌生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