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
1951年，陶铸前往广东工作，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代理书记、华南军区第二政委，此后的15年里，陶铸长期在广东担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等领导职务，为这片南粤大地的发展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对于陶铸主政广东的这段历史，他的女儿陶斯亮给出了这样的评价：“我觉得父亲在广东15年的工作应该是三七开——七分功，三分过。”今天帝哥就来聊聊陶铸主政广东时期的“过”，他的过主要有三点：
第一“过”是在土改问题上。新中国成立后，广东的土改开展比较迟，这是因为广东的华侨众多，所以地主的家庭财产不光是靠剥削农民得来的，海外华侨汇来的钱也占了很大一部分。而且许多华侨在战争年代就倾资支持革命，广东长期的革命斗争，尤其是抗日战争，都得到华侨的大力支持，他们是我党统战的对象。所以如何划分地主、富农的成份，是一件很复杂的事。
叶剑英、方方、古大存、冯白驹等广东省的领导在解放初开展土改时，在把握政策上十分谨慎，认真区分辨别，对恶霸地主的掌握也特别严格，导致广东土改的速度达不到中央的要求。
但当时朝鲜战争已经爆发，蒋介石又一直想反攻大陆，形势真有些时不我待。毛泽东认为叶剑英等人的做法过于谨小慎微了，他就派了在广西以速度快和手段果断著称的陶铸来加强广东的领导，并任命陶铸为华南分局第四书记，协助叶剑英主持华南工作。
陶铸到达广东后，首先整顿了土改队伍，一大批对地主不够狠，或较为公正，或被认为历史有问题的土改干部受到迫害或处分， 还有些人被开除公职。在陶铸的领导下，广东土改开始盛行一些“左”的做法，这使本来就已十分紧张的土改气氛进一步加剧。
新一轮土改从1952年春夏开始，激烈的运动和斗争，几个月时间就造成了更大范围的伤害。 大批过去多少受到保护的华侨被打成地主、 富农， 许多人被剥夺了财产，造成大量逃亡和自杀现象。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广东省的领导落实平反政策，才重新把当年没收了的华侨的房屋退回给华侨。
陶铸的第二“过”是在“反地方主义”问题上。陶铸来到广东工作后，中央还从各地补派了1000名土改干部指导广东土改，陶铸认为广东本地的干部在此前的土改工作中很不得力，便把各地、市、县的第一把手通通换上南下大军，在使用干部等方面也注重“大军”，而忽视了地方干部。
1954年4月，叶剑英调离广东后，方方被打成了“地方主义”分子，受到了严厉的处分，最后也被调离广东。受“地方主义”株连的还有一大批省、地、市、县干部，这些人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逐渐予以平反昭雪。
1956年，海南区一些干部不满陶铸打击本地干部，便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写信反映情况，陶铸对此接受不了，开展了第二次反“地方主义”，冯白驹和古大存都受到了打击，不仅被撤销职务，还违心地承受了“错误”。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冯白驹和古大存才得到平反。
陶铸的第三“过”是搞“浮夸风”。1958年的“大跃进”开始后，各地争放粮食高产“卫星”，一时“捷报”频传。陶铸的头脑也有些发热，这年秋天，他在广州中山纪念堂召开的一次全省干部大会上，提出了“放开肚皮吃三顿干饭，不要钱”的口号。
不久以后，广东省召开了表扬先进的“群英大会”，会议要求各个县上报粮食产量，凡是达到亩产千斤水平的县，就奖励拖拉机、载重汽车和奖状、锦旗。
当时来开会的各县代表都由县长带队，东莞县的县长了解了会议精神后，给县委书记打电话，问他要不要报“千斤县”，县委书记说：“虽然咱们没达到‘千斤县’的水平，但先把拖拉机、载重汽车拿回来再说。”最终县长把东莞县报成了“千斤县”，他拿到奖状和锦旗后，不敢明目张胆地拿回东莞，而是塞到了挎包里，回去后悄悄地送到了县委书记的办公室。
令人庆幸的是，陶铸很快意识到了搞“浮夸风”的错误，他采取有效措施，带领全省各级干部群众艰苦奋斗，终于渡过了难关，大部分广东人民也都谅解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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