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就雷蒙德·卡佛风格背后，被误解是编辑的宿命？

《巴黎评论·作家访谈》是聚焦伟大作家们的幕后推手，在众多知名作家访谈中，还有一些出版编辑访谈隐藏其中，他们的回答与作家与众不同，相互呼应，甚至观点相悖。

近期，该子单元访谈首次结集推出中文版《巴黎评论·出版人访谈》，七位知名出版人的访谈内容不止于出版理想，也谈论现实生意，不止于出版从业经历，也谈论那些与他们结下不解之缘的作家——埃兹拉·庞德、迪伦·托马斯、格特鲁德·斯泰因、肯尼斯·雷克思罗斯、亨利·米勒、萨缪尔·贝克特、T.S.艾略特、J.D.塞林格、杰克·凯鲁亚克、雷蒙德·卡佛……

当读者谈论雷蒙德·卡佛的极简风格时，往往会联系上身后的编辑戈登·利什，甚至许多读者认为是两人合力完成了那些小说作品。然而，戈登·利什大刀阔斧的编辑手笔常常使他受到争议，有作者将他的编辑工作视为良师益友，有作者则在多年后表示戈登·利什毁了自己的作品。卡佛曾说：“有朝一日，我必将这些短篇还以原貌，一字不减地重新出版。”在他去世多年后，《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的17篇未删减版短篇集结成书，以《新手》为书名重新出版，一个完全不同的卡佛形象出现在读者面前，褒贬不一。

对戈登·利什来说，编辑风格就是他自己的“创作方式”，在距离卡佛去世二十多年后的《巴黎评论》访谈中，他仍然坚持自己的编辑风格是正确的，帮助了多位作家，“我因一种令人发指的行为而受到谴责。是这样吗？我觉得我使作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是为了它的不朽，而且也使许多作品很美。”

编辑的艺术No.2：戈登·利什（节选）

《巴黎评论》：你在做代笔作者和编辑以前，为电台工作。

利什：我十六岁那会儿去全国广播公司（NBC）面试过播音员。当时的播音主管帕特·凯利给了我一次试播机会。他待我很好。我的目标太可笑了。我已经被安多弗学校开除了。

利什在《时尚先生》杂志办公室

《巴黎评论》：你怎么当上《时尚先生》小说编辑的？

利什：我要去纽约。拉斯特·希尔斯[拉斯特·希尔斯（Rust Hills，1924—2008），美国作家，1957年至1964年任《时尚先生》杂志小说编辑，与约翰·契弗、卡佛、德里罗、安·贝蒂等作家交往密切。]放出风声说他在找人接替他。他想退休了。我是被E.P.达顿出版社的编辑哈尔·沙尔莱特推荐给他的。于是我来到纽约，来到麦迪逊街488号，在这位小说编辑的专属小办公室里找到了这个了不起的人。他的收音机里正在放“一九六九年世界大赛”，他双脚跷在桌上，在我看来就跟在远处看他一样迷人。而这次见面让我最难忘的是他的淡定。当时他在抽烟——我相信他是个骆驼牌香烟的重度烟民。他把火柴扔进废纸篓，而火柴上的火还没熄灭，我看到了，有些惊慌；同样令我惊慌的是，他似乎对已经开始烧起来的火苗并不感兴趣。我试图引起他的注意，他却没有丝毫站起来的意思，仍然懒洋洋地坐在椅子里，双脚搁在桌上，抄起一本纽约电话簿扔进废纸篓，把火灭了。那天晚上，我和他跟着《时尚先生》的主编哈罗德·哈耶斯出去吃饭，也照例喝得烂醉。吃饭过程中，我感觉希尔斯和哈耶斯关系并不那么好。希尔斯和《时尚先生》的其他编辑如克莱·费尔克、拉尔夫·金兹伯格，都没有被杂志发行人阿诺德·金里奇视为担任杂志一把手的人选，中奖胜出的是哈耶斯。费尔克和金兹伯格辞职了，希尔斯则待着，继续担任小说编辑。哈耶斯不像希尔斯那样对文学有感觉，希尔斯则充满魅力。我想他没有预料到我能在这个工作上干多久。只要他想，他就能把这工作要回来。所以我们之间就有这层紧张关系。

《巴黎评论》：你最早是怎么成为雷蒙德·卡佛的编辑的？

利什：我跟司各特-福尔斯曼出版社签约，帮他们修订《佩林-史密斯当代英语手册》。我的编辑柯特·约翰逊到帕洛阿尔托来拜访他负责的那些跟司各特-福尔斯曼签约的人，以及他的文学杂志《十二月》的经销商。我两者都是。卡佛曾经给他撰稿，估计也是他的好朋友。当时我在教育开发公司工作，在制作《一个人的工作》。在我们本该见面的时间之前，约翰逊打来电话说，我赶不上你的约了，我在加利福尼亚大街被一个喝得烂醉没法回家的家伙绊住了，他的车也发动不了。我就骑自行车去找他。我就这样见到了卡佛。然后我才知道原来卡佛就在我办公室所在的马路对面工作。他是科学研究出版社的教科书编辑。我在考虑创办一个新的文学杂志时想到，对了，这儿就有个愿意投入这项事业的人。他来过我家一两次，我请他吃午饭，讨论创办名为《美国小说杂志》（The American Journal of Fiction）的刊物。卡佛有一张坐在我和芭芭拉的餐桌旁的照片，桌上放着插得高高的蜡烛，他穿着我的衬衫。这张照片是为了他当时将要出版的某本书拍的。当时弗朗西丝已经和我离婚了，我正准备搬到其他城市去，因为弗朗西丝威胁了芭芭拉，芭芭拉害怕走在街上被弗朗西丝撞倒。她很害怕。我也很害怕。我们去了纽约，我得到了《时尚先生》的工作。我曾拜托卡佛帮我代收邮件，顺便看看弗朗西丝和孩子们怎么样，他后来承认，他从没做这些事。作为报答，我愿意看看他写的东西。我很愿意读《时尚先生》固定作者以外任何人的作品。比如我把所有烂稿子都读了，而不太搭理经纪人们投来的稿子。我想要新人，但我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满足哈耶斯和金里奇的想法，即我要发现一些前所未见的东西——“新小说”（New Fiction）。我在卡佛的作品当中看到某种我可以把玩的东西。毫无疑问，从中可以看到前途。他写的东西当中，已经显露出他一连串厄运所提炼出的那种特质的萌芽。它具有那种前途，我能操纵它创造出某种看似新鲜的东西。《胖》是我修改的第一个故事，但金里奇不要。我把它给《时尚芭莎》发了。

你知道，卡佛不是唯一一个被我这样对待的。我可能在他写的东西上投入了更多精力，是的，投入程度从一个短篇在一天当中改四五遍可见一斑。我在周末也这样工作。不仅仅是对雷的作品这样改。我也靠给书“治病”谋生，因为《时尚先生》的薪水远远不够用。我会从麦格劳-希尔或哈考特·布雷斯出版社接活——接这类活的好处之一是他们通常会为某一本书预付一笔金额可观的钱，这种书如果不经过大量修改，他们就没法出版。但结果并不总是令人满意的。最后总是有一种不好的感觉，疯狂的感觉，尤其是做那种代笔的工作时。我不记得这种工作我究竟干了多少，但结局不算坏。

短篇《新手》的修改痕迹，删除线意为删除，粗体意为编辑利什所加

《巴黎评论》：你是否觉得你因为编辑卡佛的作品而被妖魔化了？

利什：毫无疑问。但如果你看看印第安纳大学伯明顿分校礼来图书馆收藏的工作记录表，你就会大吃一惊。没有看过这些证据的人，根本无法想象事实上发生了什么。这么多年来，卡佛对这种做法总是最热情、最心甘情愿地合作，或者说，最引以为豪的。但是到了《大教堂》时，这种情绪就急转直下了，卡佛到希伯来青年会出席活动，我到街对面跟他和苔丝·加拉格尔[苔丝·加拉格尔（Tess Gallagher，1943— ），美国诗人、作家，卡佛的第二任妻子和遗产继承人。]一起喝酒。我们的关系很明显在恶化。我认为就是从那时起，她越来越多地参与雷的工作。我们完成了《大教堂》，有人说，我与这部作品毫无关系；可以肯定的是，《大教堂》与我的关系比前两本短篇集要小得多——可雷和我就是这样工作的。

《巴黎评论》：你在编辑卡佛小说的时候，心里在想什么？

利什：如果说想到了什么，那就是詹姆斯·珀迪[詹姆斯·珀迪（James Purdy，1914—2009），美国小说家、诗人、剧作家，被广泛视为最被低估的美国当代作家之一。他生前创作有大量短篇小说，2013年被结集为《詹姆斯·珀迪短篇小说全集》出版。]，可能还想到一点格蕾丝·佩雷，但最多的是詹姆斯·珀迪，想到他的短篇小说如《别直呼我的名字》《他们为何不告诉你原因》《狼爸爸》——他们都是我为教育开发公司（EDC）工作而主编的《美国小说新声音》（New Sounds in American Fiction）一书中的作者，该书由艾迪生-韦斯利出版社的子公司卡明斯出版。我认为把卡佛偶像化纯属扯淡，为此辩护也是。你拿出任何一件被人珍爱的东西说，不，不，这只是叫莫迪·什穆列维奇的职业珠宝匠午休时在生产线上做的。狂热读者是不会接受的。没人能够理解、接受这种情况。

《巴黎评论》：如果一个短篇小说是来自某个不知名的作家，而你知道你得做大量工作才能让它在《时尚先生》之类的大牌杂志发表，你为何要接受它？

利什：要创造所谓的“新小说”。人只能从他现有的材料中创造它，而我已经有卡佛和许多其他作者是从污泥中挖出来的。所以，做你所说的“大量工作”对我来说不是难事。大多数情况下，我喜欢有这种机会。

《巴黎评论》：你把收藏的文件档案交给印第安纳大学的时候，知不知道会引发争议？

利什：我可能本来就希望如此。我和弗朗西丝离婚的时候，安德烈斯·布朗向我出价两千元买我在制作《蝶蛹评论》和《西部创世记》时保留下来的全部资料。这是一大笔钱。我们每出版一期都要至少损失这么多。我看到了把一切我经手的东西保留下来的价值。在《时尚先生》、克瑙夫出版社和《季刊》工作时，我的打字机下都放着一个纸箱，我把所有东西都扔进去，装满就封起来再放一个。芭芭拉被诊断罹患渐冻症时，最后一位确认这坏消息的神经科医生认同我这么做，因为除了筹钱，我没有别的可做。然后我开始设法卖文件、工作表等物件。我有没有想到关于卡佛的材料会在某个时间点引发争议？我是不是希望这样？这么做，会证实我自认为应得的那种认可吗？如果我不回答是，我就是在撒谎。

《巴黎评论》：这么多年后你再看到那些工作记录表，有什么感想？

利什：我高兴。愉悦。甚至感到震惊。但并非只有卡佛的作品才经历过我那种程度的修改。远远不止。还有许多。我因一种令人发指的行为而受到谴责。是这样吗？我觉得我使作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是为了它的不朽，而且也使许多作品很美。

利什对作家哈罗德·布·劳德克小说的编辑痕迹

《巴黎评论》：如果你认为你自己不是作家，为什么还会有写着作者是你的书？

利什：因为我可以逃避当作家被人批评的责任，也因为出书对女人有说服力。我认为我是一个编辑，一个改稿的人。我认为我是一个教师，不是作家。我儿子阿提克斯是作家。我认为，只要一个单词、一口呼吸、一个转身，就可以创造出崇高。我改稿时可以做到。作为编辑，我坚持自己的审美，而不是别人的。我准备毫无顾忌地行使我的权力。作为作家，我也相信自己的选择。但要说天赋，我没什么出众的地方，尽管我很喜欢自己的作品。

《巴黎评论》：你通过编辑追求崇高？

利什：可以说是通过修改，是的。或者说我喜欢这么宣称。

《巴黎评论》：你认为卡佛的情况就是这样吗，还是你想到了其他作家？

利什：我想的是任何作品被我大幅改动过的人。如果我没有修改卡佛写的东西，他会受到那么大关注吗？胡扯！

《巴黎评论》：你是在假设没有发生的情况。这个问题被历史弄得混乱不清了。

利什：胡说八道！在历史记录遭到混淆、模糊、偏袒之前，我就在那儿了。我不相信雷交到我手上的原稿能像后来发表的作品那样，深深打动读者的心。它们被我做了全方位的变形、重塑、篡改。是不是被污染，那是另一个需要单独考虑的问题。可读者被吸引了，对不起，那是因为我的干预才吸引了他们。在此过程中，我创造了一个可能会乐见我被毁灭的魔像。对我来说这只是一种烦忧。我到底做了什么？我做了什么？对其他人的作品，我也做了同样的事情，其中有些人对我做的非常感激，并且毫不掩饰他们的感激之情——巴里·汉纳就是这样一个人。但汉纳，亲爱的巴里，他是一个非常值得尊敬的人。

（原载《巴黎评论》第二百一十五期，二〇一五年冬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