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画+纪录片=？这场学术论战暴露了中国纪录片理论的困境 | 社会科学报

“动画”这一创作形式曾在中国学界引发了一场持续逾十五载的学术论争，其学术史意义或许在于它提醒着研究者们中国纪录片本土理论研究需要有危机意识，当理论再也无法以“拿来主义”应对来自实践的挑战时，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便成为必然的选择。

原文 ：《超越论争：建构一种积极的学术自主性》

作者 |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罗锋/教授 张培/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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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视听创作技术的更新迭代为纪录片的呈现方式开辟了多维路径，“技术+纪录片”命名模式下的纪实影像新物种层出不穷，以“4K纪录片”“VR纪录片”“交互纪录片”“元宇宙纪录片”为代表的技术驱动型概念伴随着媒介技术革新不断涌现，并先后成为本学术畛域的焦点。然而，若将纪录片批评史的指针拨回2009年，我们发现，“动画”这一远早于上述新兴技术的创作形式，曾在中国学界引发了一场持续逾十五载的学术论争，其论争焦点“动画纪录片”概念的合法性至今悬而未决。这场学术事件缘何而起？其批评轨迹与学理意义何在？论争为纪录片理论研究带来哪些反思？其背后又映射出纪录片理论演进的哪些现象？这一系列问题构成了中国纪录片批评史无法回避的重要面向。

批评史视野中的“动画纪录片”论争

这场学术论争始于2009年李三强教授在《中国电视》刊发的《动画纪录片：一种值得关注的纪录片类型》。文章以反映巴以冲突的动画影片《和巴什尔跳华尔兹》作引，简要论证了动画媒介承载纪录片功能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强调动画在重构记忆和建构真实中的独特价值。此论旋即引起学界关注。聂欣如教授于次年同刊发表《动画可以成为纪录片吗？》，公开质疑动画与纪录片的兼容性问题。在他看来，动画的“间离性”特质与纪录片对“真实性”的追求存在本质冲突，“不可能存在一种动画纪录片”。随后三年，这一学术论争进入白热化阶段。尽管论证未能将理论探讨进一步向前推进，但批评家们在文本中饱含对动画纪录片概念的认可，客观上壮大了持此立场的学术共同体。

动画纪录片的学术论争始于对概念合法性的探讨，本质上却是对纪录片本体论和定义权的争夺。作为一个实践先行的研究领域，纪录片的定义始终处于动态演变之中，从格里尔逊的“对现实的创造性处理”到尼克尔斯的纪录片分类学，理论界始终试图构建起纪录片的规范性框架，却总是难以预见视听技术迭代不断“撬动”纪录片的边界，无论是“直接电影”对“墙上的苍蝇”式的极端推崇，抑或动画纪录片对“索引性”的消解，皆表明纪录片的理论内核始终处于技术、媒介和学术权力的博弈之中。在此背景下，动画纪录片论争的焦点逐渐从“是否可能”走向“如何可能”，支持者试图以后现代话语解构传统纪录片理论的物质性霸权，反对者则坚守“非虚构”底线，将动画的虚构性视为对纪录片本质的背离。这种分歧实际上映射出纪录片批评史的一种“循环”现象：当实践不断突破既有理论框架，学术研究便不得不通过弹性化表述来延续其解释力，而这种弹性又进一步加剧了理论自身的模糊性。“动画纪录片”概念的提出对纪录片本体论的扩容恰恰是这一张力在当代中国学术界的具象化呈现。

这场学术论争的持续发酵与两个学术共同体各自坚守不同的批评立场密切相关。以王迟为核心的学术共同体以后现代思想为理论武器，注重“跨媒介”视角，批判直接电影“霸权”，倡导纪录片概念的开放性，孙红云先后将《美丽的村庄与真实的村庄——关于动画与纪录片美学的思考》《“乔装”的动画纪录片》《动画纪录片的一种理论阐述》和《重演雷恩：幻想性与动画纪录片》等文章译入国内，展示了西方学界对动画纪录片认识的动态演变。而以聂欣如为核心的学术共同体依托于对直接电影的坚定信念，强调影像与现实的“索引性”绑定和“非虚构”属性，更倾向于逻辑演绎和概念考古。2017年《当代电影》第1期“学苑论坛”专栏刊发了聂欣如教授所在单位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的5篇文章，不仅将该研究议题的中西视野展开对比、与前序译文在遣词造句上进行商榷，还提出了“非虚构动画片”这一折衷方案。

学术期刊作为论争的核心场域，在其中亦成为批评话语生产的催化剂。例如李三强、聂欣如和王庆福等人的初始探讨依托《中国电视》展开，王迟则以《南方电视学刊》的专栏为据点通过密集的系列论文与聂欣如进行学术对话。《电影艺术》《当代电影》《世界电影》《北京电影学院学报》等期刊均拿出大量版面资源间接参与学术讨论。虽然我们无法从中看到这场论争是否由学术期刊主导，但仍然可以窥见学术期刊通过议题设置和组稿机制参与知识“合法性”建构的意愿。作为学术演进的“有形场域”，学术期刊实际上深刻控制着知识生产的脉络。

中国纪录片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断想

若从自主性知识建构的视角来看，“动画纪录片”的学术论争折射出西方理论与中国实践之间的错位。如果一味倡导“纪实主义”，就有可能会忽视中国纪录片以机构制作为主、独立制作为辅的现实生态；“师夷”后现代的解构性思维，同样需要建立起与中国社会相适配的批评框架。从历史视角来看，中国纪录片实践始终与政治、技术和文化等因素密切相连，面对当下涌现的各种纪录片新物种，纪录片研究应当破除“纪实-虚构”二元对立框架，构建更具文化自主性和现实针对性的解释机制。从这个意义上讲，动画纪录片论争所构建的批评场景因始终未能与中国纪录片实践建立有效连接而弱化了批评的想象力。

当然，中国纪录片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也绝非对西方理论的简单排斥，而是致力于实现本土性与普遍性的辩证统一。纵览中国纪录片学术史，具备强解释力的本土概念始终匮乏，即便“新纪录运动”被西方学界接纳并成为其认识中国纪录片乃至中国社会的镜鉴，却仍无法实现关于世界范围内纪录片实践的普遍性阐释。再例如，动画纪录片论争前期虽执着于“绘画”的纪实属性探讨，却始终没有出现“写意传神”等本土美学观念与西方“索引性”概念展开的理论对话。

“动画纪录片”论争不仅是一场关于纪实影像本体的学术事件，更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场域自主性困境的一个缩影。这场持续逾十五年的论战不仅使我们看到中国纪录片本土理论的孱弱，更暴露出中国纪录片研究在长期借鉴西方话语时面临着本土化适配的危机和挑战。夏倩芳教授近期提出，应“建构一种积极的学术自主性”，来自西方话语的危机应成为构建本土自主知识体系的“批判性契机”。从这个意义上讲，动画纪录片论争的学术史意义或许就在于它提醒着研究者们中国纪录片本土理论研究需要有危机意识，当理论再也无法以“拿来主义”应对来自实践的挑战时，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便成为必然的选择。中国纪录片自主知识体系的终极抱负，应当是以本土智慧贡献于人类对影像“真实”的全新回答。这或许是“动画纪录片”论争带给我们的最大启示。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新中国纪录片批评史研究（1949—2019）”（20BXW033）阶段性研究成果]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946期第6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潘 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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