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经济高速发展,但社会上出现很多复杂问题。
日本、美国、欧洲的进口商品冲击了中国市场,国内不少早年积累的产业开始衰败,大量国企效益太差,发不出工资,很多工人进入社会找饭吃。
恰好同一时期,之前“上山下乡”的知青开始返乡,中国各地的城市突然增加了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
因为缺乏工业、服务业吸纳就业,大量无业青年无所事事,最后酿成了全国性的治安恶化。
我国的几次严打都出现在20世纪末期,一些特殊的罪名,也只在这一时期出现。比如当年的“流氓罪”,至90年代已经废除,今天不复存在。
“流氓罪”已经消失有几十年,但鲜有人知的是,直到2016年,还有一个流氓犯在新疆服刑。这个流氓犯叫牛玉强,当年上过各大新闻,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流氓”。
此人是北京人,家境优渥,但在80年代不学无术,沦为流氓犯。他在新疆服刑期间,以保外就医的名义回到北京,居然藏在家中14年。
2004年,牛玉强被新疆石河子监狱逮捕,继续服刑。后来他的事迹被媒体报道,针对他是否被冤枉,以及是否应该继续服刑,社会上出现不同的声音。
那么在上世纪末,牛玉强都干了什么事?他为什么能离开监狱“保外就医”,还能不回去?而后牛玉强继续服刑十几年,他后来怎样了?
【一】
牛玉强:就为一顶帽子,我被判死刑
2010年,互联网上突然出现一篇调查报告,使一个叫牛玉强的北京人成为风口浪尖的人物。
当时牛玉强在新疆石河子监狱服刑,他的一次减刑申请正在审批。在北京,牛家人帮牛玉强找“外援”,希望能靠媒体的力量帮助牛玉强早日走出监狱。
当年春节前,一篇叫“四九城小伙儿抢帽子被判死刑”的报道,在几个门户网站上发酵。还有相关的自媒体、漫画家添油加醋,“以流氓罪虽死犹生”为标题,炒作这起事件。
舆论压力之下,新疆法院和石河子监狱坚持维护当年的判决,引起不小的争议。只有当事人牛玉强不敢有什么意见,因为他对自己当年的所作所为清清楚楚。
牛玉强,1965年出生,是地道的北京土著,家里是国企职工。
在建国后的几十年,北京的工人群体是全国最幸福的群体,仅次于各种军政大院。
这里的工人享受最好的待遇,分房子、分电器,而且很多周期性的物资匮乏,也席卷不到北京。
按照当时的制度,工人子弟能进工厂接班,代代有铁饭碗。所以这些工人子弟往往不学无术,初中毕业就混迹社会,等待未来接班。
牛玉强中学毕业后,就在北京街头当起了小混混,他穿着军装,拿着棍棒和板砖到处打架。
那个年代,这样的小孩在北京数不胜数,在他们从学校步入单位之间的几年,一些人就因为犯罪先去了监狱。
在牛玉强和他家人的叙述里,牛玉强好像“很冤”。在1983年,他因为一次街头斗殴就被判处死缓,去了十万八千里外的新疆。但当年的真实情况并非如此。
牛玉强17岁时,就在工人家属院附近小有名气。他和大哥郑某一起组建了“菜刀队”,是片区有名的黑恶势力。
该组织成员都是工厂子弟,也有社会流氓,他们以菜刀、棍棒为武器,在北京城南一带混迹,打架斗殴、寻衅滋事、敲诈勒索。
当地的居民对这伙人非常忌惮,许多举报信送到了北京市公安局。
公安接到了信,可当时是全国性治安恶化时期,北京犯罪案件高发,公安没有多余力量处理这群小孩。
直到1983年,邓小平同志鉴于全国性治安恶化,下了“83严打”的命令,随后北京公安开始调查牛玉强所在的“菜刀队”。
在当年5月的一天,牛玉强和几个兄弟无所事事,坐车前往北京慈云寺附近溜达。
他们在街上看到一个男青年戴着军帽,居然就上去挑衅,抢夺他的帽子,还将其殴打一顿。随后青年报警,公安出动,盯上了牛玉强团伙。
当年6月,牛玉强带人拿着砍刀,蒙着面去打群架,北京公安局早早得到信息,将他们一网打尽。
牛玉强当时年纪虽小,却是组织里的老大之一,以流氓罪被法院重判。
【二】
14年自由身,牛玉强出现“幻觉”
熟悉“严打”历史的人都知道,如果牵扯到黑社会组织,首犯一般都是死刑。但牛玉强还比较幸运,因为他是二把手,且这个团伙手上没有人命,不会一股脑重判。
加上牛玉强年纪确实小,最后被北京法院判处死缓,送往遥远的新疆石河子监狱服刑。
从北京到石河子,陆路距离3000多公里,18岁的牛玉强开始在石河子监狱服刑,并参加劳动。
牛玉强知道自己还在缓刑中,所以工作十分卖力,最后在1985年被监狱评为改造模范,新疆法院将其改判为无期徒刑。
这个改判,代表着牛玉强脖子上的绞索已经打开——他不仅不用死,按照当时的规定,他可以获得减刑,说不定十二三年就出去了。
牛玉强还年轻,他确实想好好改造,所以工作比较卖力。可没过两年,牛玉强的身体出现问题。
牛玉强毕竟是首都长大的工人子弟,从小吃、穿、住都比较优越。在干旱的新疆北部监狱,他吃不好、睡不香,加上辛苦劳作,得了严重的肺病。
根据档案记录,他的病是“纤维空洞型肺结核”,这种病一病就是几年甚至十几年,一般吃药为辅,静养为主。
牛玉强在监狱里病得很重,后来允许保外就医,回到了老家北京。
按照我国保外就医的规定,普通犯人的保外就医时间是1年,到期后犯人要回到监狱。除非医疗部门给出证明,证明犯人还需要治疗,才能继续就医。
在1990年秋天,牛玉强走出监狱,回到北京家中,在医院躺了几个月后居家静养。
1991年末,新疆公安派出两个狱警前往北京查看牛玉强的情况,他们发现牛玉强还是形容枯槁,所以允许他继续保外就医,但是每个月要去当地派出所报备。
从这时候开始,牛玉强开始了漫长的保外就医生涯,居然长达14年。
根据牛玉强和家人自己的叙述,从1992年开始,新疆监狱那边就没有来人了,而他还是按时去派出所报到的。
到1997年,牛玉强认识了一个叫朱保侠的女人,两人结了婚,还生了孩子。
这时候的牛玉强白白胖胖,完全看不出有病的样子。他身边人也开玩笑说:牛玉强比没坐牢的人都精神。
但牛玉强在法律上还是戴罪之身,不能出去工作,就在家里宅着。他有父母的退休金养活,妻子也在外面打工,所以一家人才勉强能度日。
牛玉强一度真以为自己“自由了”,能这样过一辈子。没想到在2004年,相隔十几年后,新疆石河子监狱、石河子公安局的特殊执法队又来了北京。
牛玉强这才知道,自己已经成为通缉犯很多年了。
【三】
罪名没了,“最后的流氓”还得服刑
2004年,石河子公安局是来抓牛玉强归案的,因为他已经保外就医14年,且在石河子监狱多次要求返回监狱后,他仍然逗留北京。
石河子方面甚至6次以电话、信件、文件通知方式,让牛玉强居住地的派出所找到牛玉强,让他回到监狱服刑。
可是派出所要么没有回应,要么直接告诉石河子监狱:“这个人找不到,可能跑了。”
所以在1999年,石河子监狱发布了通缉令,通缉“流氓犯牛玉强”。2001年,石河子公安再次发布网络通缉令,但仍然没有牛玉强的消息。
直到两个新疆干警来到牛玉强家里,才发现吃得白白胖胖,生了个大胖小子的牛玉强。
新疆公安很惊讶,当地派出所说找不到人,可是牛玉强就好好在家待着,这叫怎么个事儿?
牛玉强一家看到警察来了,一开始也很紧张。但北京的民警和新疆公安交流,说牛玉强保持着“一月一到”,已经十几年,这个人还算是个老实人。
新疆公安和牛玉强交流,在得到充足的信息后,认定牛玉强不是恶意逃跑。最后新疆公安告知牛玉强,他还要回到监狱服刑。
按照当年的判刑,牛玉强是无期徒刑,从1984年算起,到2008年刑满释放。
牛玉强偷着乐,以为自己去补上4年刑期就行了,结果公安告知,他要补的是12+4,共16年刑期。因为他足足有12年都是非法留在北京,不能算服刑。
所以牛玉强要坐牢到2020年,这让他全家无法接受。
这个消息无疑是晴天霹雳,牛玉强全家都崩溃了,但法律就是法律,北京的派出所也全力支持这一做法,牛玉强只能回到新疆石河子监狱继续服刑。
到2010年,牛玉强受到了几次减刑,他的家人则在北京接触了不少媒体,希望媒体支持牛玉强出狱。因为按照当年被判的刑期,牛玉强应该被释放了。
这才有了2010年到2011年初,所谓的“小伙抢帽子被判死缓”的新闻。
媒体抓住的点是:所谓的“流氓罪”已经在1997年被废除,牛玉强还在以“流氓罪”被关押,是不是不太合理?
而且牛家人宣传牛玉强当年就是“抢帽子”,也勾起了不少人的同情心。
但官方媒体出面后,这件事很快水落石出。牛玉强当年组织犯罪团伙,证据确凿,不可模糊。
且按照共和国法律规定,犯人判刑的准则以当时的法律为主,哪怕后来更改法律,刑责不可更改,这都是国际上通用的准则。
至于牛玉强为什么能在家里躺了十几年,却无人问津,这个问题后来大事化小。
根据一些论坛网友的分析,牛玉强当年保外就医是真,但后来能待在家里,应该是他父亲到处走关系的结果。
在这个过程里,新疆方面曾经数年不管不问,当地辖区派出所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都是牛玉强父亲跑动的结果。
尤其是当地派出所,明明多次收到新疆石河子的问询,甚至看到通缉令,都以“不知道,找不到”为理由搪塞,本应该追究单位的责任。
但在80-90年代,公安、监狱、司法系统很多漏洞还没有补充完整,“纸质化办公”充斥着打招呼、递纸条的机会,所以才会让牛玉强这样的无期徒刑犯,在家里过安稳日子。
最终,牛玉强在石河子监狱熬了12年。多次减刑之后,他于2016年出狱,这对于他本来的判罚来说,已经足够宽宏。
服刑期间,他的妻子朱保侠在北京把孩子带大,牛玉强出狱后和妻儿团聚,后来离开了大众的视线。
文/商学野
参考资料:
1.《最后一个“流氓”纪事》,林衍
2.《中国最后一个“流氓”的救赎》,刘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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