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董健吾蒙冤入狱，毛主席知其处境后：以中央的名义安排工作

图丨董健吾旧照

前言

毛主席曾经说过，我们党内有两个奇人，一个做过和尚，一个当过牧师。这里的“和尚”自然就是指许世友，而“牧师”就是我党的秘密党员董健吾。毛主席之所以说董健吾是“奇人”，不仅仅是因为他在国共两党之中都有被认可的身份，同时他的一生中也做出了几件颇有影响力的大事......

“你是个怪牧师”

董健吾出生于上海的一个基督教世家，1914年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攻读神学，毕业之后董健吾辗转多地担任基督教圣公会所办的中学担任校长，1924年回到圣约翰大学工作。“五卅惨案”发生之后，董健吾被聘为圣彼得教堂牧师，不久之后跟随浦化人在冯玉祥军中担任随军牧师。

图丨1924年董健吾（站者）与好友在西安留影

冯玉祥的夫人李德全是基督教徒，因此冯玉祥也跟随夫人皈依基督教，人称“基督将军”。董健吾来到军中之后，以其学识渊博和性格豁达深得冯玉祥的器重，在知道董健吾还精通英语之后，冯玉祥让他担任自己的英文秘书，同时李德全母子还经常请董健吾辅导英语学习。

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开始实行清党反共，冯玉祥的部队也不例外，甚至还传出了董健吾也被列入清党名单的风声。董健吾得知以后和浦化人发牢骚，说自己并不是共产党，为什么要清自己？自己要是共产党就好了。

浦化人早年间已经秘密加入共产党，听到董健吾这样的“牢骚”心里非常高兴，决心将董健吾发展入党。后来浦化人还介绍董健吾认识了时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的张景曾，经过多次谈话之后，由浦化人和张景曾作为入党介绍人，董健吾于1928年8月秘密加入共产党。

图丨浦化人（左）

由于清党的风声越来越紧，浦化人在董健吾入党之后就秘密离开了郑州，而董健吾因未暴露身份继续留在冯玉祥的部队。为了加强对冯玉祥的控制，南京方面派人进驻冯玉祥部，和冯玉祥政治部的秘书等人拉帮结派，董健吾拒绝与他们同流合污。

为了董健吾的安全，冯玉祥建议他尽快离开郑州，并设宴为其送行。席间冯玉祥对董健吾的进步思想感到惊讶和不解，说到董健吾的为人时，冯玉祥感叹说：

“你是个怪牧师。”

为了表示友好，冯玉祥赠送川资200元，并妥善安排董健吾安全回到上海。董健吾回到上海之后在教堂担任牧师，当时浦化人也在上海，利用神职人员的身份领导董健吾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后来董健吾也利用牧师的身份创办了革命互济会，在党内被人称作“红色牧师”。

图丨冯玉祥旧照

很快董健吾的革命活动引来了基督教方面的不满，找借口革去了他牧师的职务，失去牧师这一特殊身份令董健吾十分痛苦。为了让董健吾更好地开展情报工作，组织上为董健吾开了一家古玩店。

董健吾利用自己英语好的有利条件，吸引了很多外国人到古玩店买卖，巧妙地掩护了这个情报据点，同时他利用自己和国民党上层的特殊关系，又通过地下党员杨度成为杜月笙公馆的座上宾，通过和宋子文的同学关系，他经常出入宋公馆和孔公馆，成为宋庆龄的好友。

九一八事变之后，蒋介石为了笼络人心，恢复冯玉祥在国民党内的身份，并请孔祥熙作说客，请冯玉祥到南京来帮助自己渡过难关。就在冯玉祥抵达上海的时候，中央特科的负责人潘汉年通过内线关系，请冯玉祥帮助董健吾恢复在基督教中的身份。

图丨潘汉年像

冯玉祥特别重视“仁义”二字，加上和董健吾的关系特殊，自然不会推脱帮助董健吾，而且冯玉祥深以为董健吾被革职和自己兵败有直接关系，是基督教为了取悦蒋介石而有意令自己难堪，因此冯玉祥欣然答应为董健吾说话。

淞沪会战结束之后，冯玉祥回到上海参加欢迎宴会，他有意将董健吾安排在自己身边，并趁着酒兴对在座的所有人介绍董健吾，称董健吾是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被革去了牧师的职位：

“我知道上帝是最宽容的，我们这些上帝的奴仆，也应该学着宽容兄弟姐妹们犯的错误，他已经为自己的过错向上帝忏悔，并得到了上帝的宽容，我们这些上帝的奴仆们该不该宽容他啊？”

大家齐声回答“应该”，就这样董健吾恢复了在基督教中的地位，从此以古玩店老板和基督教牧师的双重身份，秘密开展地下工作。

国共合作的桥梁

1935年中共中央号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赢得各界人士的支持，日本在炮制华北五省自治后受到英美国家的联合抵抗，并向蒋介石施加压力。汪精卫遭到刺杀警醒了蒋介石，让蒋介石不得不设法与共产党直接对话，共同合作抗日。

蒋介石将这一使命托付给宋子文，但宋子文素来与共产党没有交集，便找到了二姐宋庆龄。宋庆龄得知蒋介石希望派人到陕北送行，和共产党取得联系，立刻就想到了宋子文的同学董健吾。1936年1月，宋庆龄在自己的寓所约见董健吾，请他将一封重要信件送到陕北。

图丨董健吾的同学宋子文

能够受到宋庆龄的信任，董健吾倍感荣幸，二人经过反复讨论之后，决定走一条最便捷的路线，并化名为“周继吾”。为了确保董健吾的安全，宋庆龄从国民党财政部弄到一张有孔祥熙亲笔签名的委任状，董健吾摇身一变成为“国民党财政部西北经济特派人员周继吾”。

董健吾收拾妥当立即动身前往西安，在顺利抵达西安之后，恰逢三九严冬，接连几天的大雪将山路都封了，董健吾急中生智，打着宋子文和孔祥熙的旗号求见张学良，希望他能够派专机将自己送到陕北苏区。

两人寒暄之后董健吾直截了当地提出，请张学良派飞机将自己送到延安，张学良听闻大吃一惊，忙问他去延安干什么，董健吾说自己有一封信要送给共产党。张学良担心董健吾是别人派来试探他的，义正言辞地说：

“那不是私通红军吗？就凭这件事，我就可以将你拉出去枪毙！”

图丨张学良与蒋介石

“少帅您不会的。”董健吾将这封信的来龙去脉和张学良讲了一次，并强调这件事是宋庆龄所托。虽说董健吾带着宋庆龄的密信和孔祥熙的委任状，张学良还是分别致电南京和瓦窑堡，确定董健吾的身份后才予以帮助。

2月21日张学良派飞机将董健吾送到延安，并托他给毛主席带一封信，表达自己愿意和共产党共同抗日的意愿，在张学良骑兵的护送下，董健吾一行人艰难地又走了6天时间才抵达瓦窑堡。林伯渠、张云逸等人在瓦窑堡门口迎接董健吾的到来。

第二天董健吾在林伯渠的陪同下，将密信呈递给博古，并表达了南京政府想要和共产党谈判的意向，当时毛主席、周总理等人正率领红军渡过黄河东征，驻军在石楼，董健吾要求将密信转呈给毛主席，并转达了张学良愿意共同抗日的意愿。

图丨毛主席率军东渡黄河抗日（剧照）

毛主席、张闻天、彭德怀曾提出让博古和董健吾等人一同到石楼来讨论和国民党的联络问题，董健吾考虑自己已经离开上海几个月，为了不引起宋子文、孔祥熙等人的怀疑，希望尽快回上海复命。毛主席等人便集中各方意见，向南京方面提出五项条件，并同意董健吾先行返回上海。

董健吾按照原路，由张学良的骑兵护送至延安，再搭乘张学良的飞机飞回西安。张学良设宴为董健吾接风洗尘，董健吾转达了中央领导人对张学良的问候，并对他的帮助致以谢意。3月下旬董健吾回到上海，当天就来到宋庆龄家中复命。

就在董健吾回到上海的同一天，毛主席给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写了一封信，让他设法找人接洽国民党方面要人，并让董健吾专门负责接洽宋庆龄、孔祥熙这一派。董健吾的陕北之行，也直接促成了张学良与共产党之间的联系，很快张学良亲自乘飞机去延安，和周总理进行了会谈。

图丨周总理与张学良（油画）

董健吾回到上海之后，在宋庆龄的介绍下，见到了和党组织失联已久，陈赓的副手刘鼎同志，当时张学良正委派部署李杜在上海寻找与中共的联系，董健吾便努力说服刘鼎成为张学良和共产党之间的联系人：

“这次我去陕北，就是张学良派飞机送到延安，再派骑兵护送到瓦窑堡的。”

急于找到党中央的刘鼎听说这是找到组织的一个途径，兴奋之余表示自己在考虑两天，李杜在董健吾的引见下和刘鼎会面，当天就电告张学良：“寻找我朋友，已经找到了。”此时张学良虽然已经通过李克农和中共建立了联系，但仍然重视刘鼎这一层关系，立刻派人专程将刘鼎接回到西安奉为座上宾。

图丨刘鼎旧照

经过几次讨论之后，刘鼎成功地帮助张学良建立了联共抗日的思想，后来经过中央批准，刘鼎被正式任命为中共派驻张学良身边的代表。

送毛岸英兄弟前往苏联

1931年董健吾在前往武汉执行任务期间，上海党组织为了防止毛主席的两个孩子毛岸英和毛岸青发生不测，指派董健吾负责将二人收养。毛岸英兄弟二人的悲惨遭遇令董健吾对他们倍加关爱，在之后几年的时间中，董健吾全家和毛岸英兄弟结下了深厚的感情。

由于董健吾夫妇经常外出工作，在与组织上商议之后，决定将两个孩子转移到董健吾前妻黄慧光的家中，虽然二人已经离婚，但董健吾对前妻和四个孩子还负有赡养的义务。为了更好地保证两个孩子的安全，董健吾多次帮助黄慧光寻找安全的地方生活。

图丨毛岸英与毛岸青

在照顾毛岸英兄弟二人期间，起初董健吾的收入和组织上提供的生活费，还能够负担两兄弟的生活，后来为了更好地进行地下工作，董健吾奉命辞去了牧师的职务，全靠组织上发的津贴。由于地下党组织不断遭受破坏，董健吾的生活津贴逐渐减发，还停发了毛岸英兄弟的生活费。

1933年之后，由于在上海的党组织不断遭到国民党特务的破坏，董健吾和上级失去了联系，全家人的生活来源也随之中断，董健吾千方百计自谋生计。冯雪峰奉命抵达上海任职之后，听说毛岸英兄弟的遭遇，当即表示要将兄弟二人送到苏联，董健吾也不断寻找机会办成此事。

就在董健吾前往陕北苏区送行期间，意外发现张学良和赵一荻都喜好古玩，便借机淘到一套明代彩瓷赠送给张学良一家，表示对他们照顾自己的感谢。在返回上海之前，张学良设宴为董健吾饯行，席间问到董健吾有什么要求，董健吾笑着说自己有三个孩子，两个是自己抚养的革命子弟，自己想让几个孩子去苏联读书，等学成之后归来为国效力。

图丨董健吾与三子董霞飞合影

当时张学良听到后并没有立刻作答，董健吾也没有抱太大的期望。在回到上海不到两个月的时候，张学良忽然给他打来电话，称自己已经在上海，除了公事之外，还要了却一桩私事，兑现自己在西安许下的承诺。

董健吾接到张学良的电话又惊又喜，考虑到这件事关系到毛主席的两个儿子，董健吾立刻请示党组织该如何处理。第二天党组织派人跟随董健吾与张学良进行接洽，张学良表示自己的部署李杜要经法国进入苏联，在中苏边境组织撤退到苏联境内的东北军回国抗日，可以借机将三个孩子带出国。

在交代过与李杜的联系方式后，张学良随手将一张10万法郎的支票交给董健吾，作为孩子们出国的经费，在会面结束之后，张学良亲自开车将董健吾和随行的地下党同志送到安全的地方。1936年6月，李杜以商人名义办好护照，三个孩子以他孩子的身份同行，冯雪峰派人以李杜秘书的名义随行，护送毛岸英兄弟前往苏联。

图丨周总理夫妇与毛岸英兄弟在苏联留影

李杜一行九个人于七月底抵达法国，在苏联驻法国领事馆进行接洽，恰好当时苏联国内正在搞肃反，苏联方面只同意孩子们入境，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派人将毛岸英兄弟接到莫斯科，送入莫尼诺尔第二国际儿童院学习生活。

“此人真是党内一奇”

送走毛岸英兄弟之后，董健吾又接到宋庆龄交给他的一项任务，护送美国记者斯诺和医生马海德到陕北苏区，有了前一次前往陕北的经验，加上和张学良的相识，宋庆龄和上海的党组织一致认为董健吾是完成这项任务最合适的人选。

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斯诺一直对陕北这个神秘地区心驰神往，在1936年国内局势发生重大变化之后，斯诺通过宋庆龄和中国共产党取得联系，得到允许进入陕北苏区采访的答复。当时斯诺身在北平，和董健吾从未见过面，宋庆龄便和董健吾商量好二人碰面的时间地点和接头方法。

图丨美国记者斯诺

除了接头的暗语以外，宋庆龄在自己的名片上写了两句英文诗，并盖上了骑缝章，一分为二分别交给董健吾和斯诺。当董健吾来到西安之后，以“王牧师”的身份入住西京招待所，并很快找到了斯诺和马海德所住的房间。

董健吾来到斯诺所在的房间，用流利的英语同斯诺和马海德打招呼，并用提前约定好的暗语询问：“请问在北平的M · S认识否？”斯诺立即回答：“他是我的好朋友。”随后两人又拿出宋庆龄交给的半张名片，斯诺和马海德两人异口同声地喊出：

“您就是王牧师？”

第二天董健吾和张学良再次见面，这一次董健吾毫不避讳地说明了自己前来的目的，张学良爽快地表示既然是毛主席请来的客人，又是孙夫人托办的事，自己一定帮忙。董健吾要求张学良像上一次一样，用飞机送他们几人到延安，张学良抱歉地说：

“我最近新换了一位美国驾驶员，如果送两个美国人去苏区不返回来，他可能会说出去，很难保守秘密。”

图丨毛主席与斯诺在延安合影

张学良建议董健吾先和在西安的共产党联系，自己提供军车并提供通行证，护送两位美国人去陕北。董健吾听过张学良的建议表示同意，当即找到刘鼎和苏区保卫局局长邓发，研究前往苏区的办法。

董健吾借来一辆小轿车，将斯诺和马海德以出城游览的名义带出了西安城，和早已等候在城外的刘鼎、邓发接头，寒暄过后邓发将通行证交给斯诺和马海德，并告诉了他们途经的地点和接应的方法，由刘鼎送他们出国统区。

第二天他们一行人身着东北军军装，乘坐东北军的道奇卡车向陕北进发，经过三天的时间终于到达中共中央的所在地保安镇，毛主席亲自在招待所拜会了他们。斯诺在保安镇停留的四个多月，见到了很多中共的领导人，同时还赶赴宁夏前线进行采访。

图丨毛主席与斯诺在天安门城楼

在斯诺后来所写成的《西行漫记》中，“王牧师”的名字开始广为流传，在书中斯诺对董健吾的评价极高，称仅仅“王牧师”一人就值得自己前往西安，当时自己每天和“王牧师”聊天四五个小时，其思想深度完全令他意想不到。

董健吾个人的能力确实令人吃惊，短短的时间中就办成了几件非常重要的大事，在抗战爆发之后，董健吾继续潜伏在上海，为我党搜集重要情报，还策动苏州城防司令厉百川起义，营救出许多新四军干部。

新中国成立之后，斯诺在访华时多次向毛主席等领导人打听“王牧师”的下落，希望和“王牧师”再见一面，但没有人知道“王牧师”是何人。在周总理的过问下，终于查清楚斯诺口中的“王牧师”就是董健吾，当时董健吾因受他人牵连不幸入狱。

图丨斯诺与周总理夫妇

虽然当时斯诺没能和董健吾见面，但也为董健吾的处境带来了转机。后来毛主席让陈赓前往上海，以中央的名义为董健吾安排工作：

“我总算明白，到瓦窑堡商谈国共合作的周继吾，就是护送斯诺的‘王牧师’，就是抚养我孩子的董健吾。此人真是党内一奇，党内有两个奇人，一个做过和尚，一个当过牧师，都邀请他们出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