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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大决定性战斗的帷幕降下之时，国民党的主力军队已接近全面崩溃，这象征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已是板上钉钉。因此，在各个战略节点，各野战集团纷纷采纳毛主席提出的“余勇可售，追击敌军至穷途”的作战原则，向敌方发起了猛烈的进攻。
在我军的持续追赶中，许多国民党残余势力被迫撤退至四川省境内，其中包括孙元良、何绍周等高级将领指挥的中央军，以及由地方组成的混合部队，比如川军和黔军等，总兵力大约为九十万人。
最终，在贺龙、刘伯承等人的率领下，部队仅用五十七天，行进超过三千华里，提前两个月完成了战役目标，消灭了大约九十万的国民党残军，其中包括投降和起义的军人各约四十万，从而收复了西南地区的辽阔疆土。
西南地区被收复后，当地的政治架构和人员安排已经做好了周密的准备。在地方事务的分工中，西南局任命邓小平为主要书记，刘伯承和贺龙分别担任副书记。在军事方面，贺龙被委任为司令官，邓小平为政委，而刘伯承则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的领导。
然而，随之而来的疑问是：作为解放大西南的核心力量——第二野战军，以及原属晋冀鲁豫军区的十八兵团，无论从哪个视角看，刘伯承似乎都是担任军区司令的理想人选。那么，为何最终西南军区司令的位置却由贺龙担任呢？
首先，从刘伯承个人的立场来讲，他并不追求成为军区司令，相反，他更偏好担任军校校长的职责。在泸顺起义期间，刘伯承创立了军政学院。在中央苏区时期，他负责管理红军学院，并指导红二方面军和四方面军的红军大学。
在抗日战争时，他还曾是抗日军政大学的副院长。解放战争期间，刘伯承还兼任中原军区和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的院长和政委。随着大西南地区的解放，局势已定，刘伯承觉得自己年事已高，决定退位让贤，专注于教育事业，为军队的现代化和标准化打下基础。
中央军委原先考虑让刘伯承担任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但当他得悉这一消息时，他以幽默的方式回应：“我年纪大了，四处奔波已不方便，再次担任总参谋长似乎不太适宜。我以前四次担任这个职位，但都没有特别出色的表现。这次不如就此放手，专心投入到教育领域，成为一名教师。”
因此，刘伯承向中央递交了辞呈，请求辞去西南局副书记和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以便全力以赴筹建陆军大学。他在信中真诚地表达了自己的心愿：“要建立一支现代化的军队，最难的部分就是干部的培养，尤其是高级干部。我愿意放弃在西南的所有行政职位，全身心地投入到军事学校的建设中。
战争已经结束，我也年老，让我去做教育工作吧！”对于刘伯承的志愿，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早有预料，因此并没有把西南军区司令的重担交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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