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遇黎庶昌

黎庶昌像：黎庶昌（1837—1898），字莼斋，贵州遵义人，清末外交家和散文家，曾门四弟子之一，与郑珍、莫友芝并称为遵义沙滩三贤。1876年至1880年，黎庶昌以参赞身份随郭嵩焘等人出使英、法和西班牙等国，1881年至1884年和1887年至1889年，黎庶昌两次以道员身份出任中国驻日本国大使。著有《西洋杂志》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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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读品》2010年第六辑刊登了遵义作家韩可风先生的长文《沧桑遵义》，其中“沙滩的文化先贤”章节写到了从遵义走出的清末三大文化名人，分别是郑珍、莫友芝和黎庶昌。

三人之中，郑珍有“西南大儒”之称，又有诗名，与龚自珍、黄遵宪并称为晚清三大诗人；莫友芝是学者、诗人和书法家，早年与曾国藩结为至交，但他不喜做官，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寄情山水、搜寻古籍中度过。郑珍与莫友芝对遵义的贡献是两人合编了《遵义府志》，被梁启超称为“天下第一府志”。黎庶昌的经历与郑珍、莫友芝不同，他曾在曾国藩幕中效力，与武昌张裕钊、桐城吴汝纶和无锡薛福成并称为“曾门四子”，做学问讲究“经世致用”，但他更重要的身份是一名职业外交家，曾以参赞身份出使英国、德国和西班牙等国，后又以大使身份两度出使日本，算得上阅历丰富、眼界开阔之人，著有《西洋杂志》一书，收录了其旅欧期间所写的杂记和游记等，介绍了欧洲各国的国政民俗、社会生活、交通途径、风土人情等。黎庶昌行文，不喜多发议论，多采用白描手法，生动传神，十分好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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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杂志》冠以“杂”字，但也可以粗略划分为以下几个大类。

其一为社会风俗类。比如这篇《斗牛之戏》，就惟妙惟肖地写出了西班牙斗牛的情状，摘引一小段如下：

“……始开门，纵牛入。骑马者二人，手持木杆，上安铁锥，先入以待。……又有数人，各持黄里红布一幅，长约六尺，宽约四尺，诱张于前。牛望见红布，即追而触之，……角入马腹，肚肠立出。……俟斗伤两马后，即易以人，诱法如前。牛有时不触，或逐急，其人即弃红布于地，而跃出围外。有持双箭者，箭皆以五彩布剪绥裹束，捷出牛之左右，插入背脊隆起处。箭有倒钩，即悬挂于脊上，血出淋漓。如是者三，插入六箭。再易一人，用剑刺之。其人右手持剑，左手持红布一幅，且诱且刺。剑从脊背刺入心腹，牛即倒地。大众拍手欢呼，亦有掷帽于围内以贺者。……”

如此文字，还有写摩纳哥赌场的，读之仿若身临其境。

日本国会图书馆珍藏的黎庶昌手迹：该照片翻拍于遵义黎庶昌故居，时间是2010年12月。

其二为科技文明类。比如他在法国看到的造纸“凡经机轴六次，皆一气呵成，神速异常，不假人力”；制衣织布则“次第一如中国纺织棉布，并无差异；所异者，中国以人工，西人以机器；西人可为百者，中国只能为一”，由此他感叹其优劣差别之大。

1879年巴黎万国博览会上展出的氢气球，安置在卢浮宫前，星期天有人可买票乘坐升空，黎庶昌乘坐一次后，这样介绍道：

“球下悬大圆木筐，护以铁栏，为站立处，可容五十人。……上升在空中五分时。……既下，则人受一径寸大之铜钱，面铸球形，极其精致，用为纪念。

球皮用布缝成，涂以印度胶、松香、白油，日晒雨淋，不易败坏。其大径三十五买特尔，围圆一百零五买特尔，容轻气二万六千建方买特尔（即两万六千立方米）。……因有绳系，故下降时不用泄气。间一二日微有走漏，则增气填实之。”

其三为政治时事类。比如，他写到了西班牙换首相、法国总统麦克马洪的辞职、德国皇帝凯撒遇刺和俄国皇帝遇刺等重大事件。

黎庶昌是从遵义这座山城走出的，他到了瑞士这个多山之国后，这样写那里的湖光山色：

“……行至两峰尽处，忽然开朗，有大湖横列于前，清澈可鉴，所谓勒沙得勒湖也。湖东诸山，连绵不断，石骨秀露，层晕分明，绝似倪云林画意。回望两崖上，云气蓊然涌出，旭日射之，皆成金黄色……”

笔者推测，他到瑞士，或许是想起了自己的故乡，所以他笔下的瑞士风景才能写得如此亲切生动。笔者到遵义考察，看到的很多景致，与之有类似之处。

但黎庶昌并不是去瑞士游山玩水的，而是考察了瑞士的政教制度，他这样介绍瑞士的民主制度：

“瑞士分二十二县，每县举上议政院绅二人；下院绅则以人数之多寡为额，大率二万人得举一人。其入议院者共一百三十馀人，办事则推七人为首，七人之中推一人裁决，定例每岁一易。西洋民政之国，其置伯理玺天德本属画诺，然尚拥虚名。瑞士并此不置，无君臣上下之分，一切平等，视民政之国又益化焉。盖其地本山国，各邦无欣羡之心，故得免兵事，而山水又为欧洲绝胜，西洋人士无不以乐土目之。”

他以“乐土”称许瑞士，说明他实际上已经在政治制度层面思考比较中西方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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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庶昌还以外交家的敏锐，关注着沙俄对中国的侵略野心，他认为沙俄是中国最紧迫的危险，多次提醒朝廷重臣要予以着重提防。在曾纪泽赴俄订约之际，黎庶昌还给他写信，想争取去俄国西伯利亚、中亚亚细亚广大腹地考察旅行。他通过搜集各种资料，整理出了《由北京出蒙古中路至俄都路程考略》和《由亚西亚俄境西路至伊犁等地路程考略》两份资料。现摘录一节如下：

“过蒙古地方可以骑骆驼，亦可骑马。骑马须用蒙古马鞍。当于七月内行走（西洋七月，中国之五月底六月初），其时有草，可以养喂牲口。若骑马速行，一日一换，可以十二日经过沙漠。但行路如此，辛苦异常，因其路有八百买特尔（米）之遥，实中国之两千四百里。”

当时，中国关于西北边境以外的地理著作并不多，在实地考察旅行基础上写成的著作更少。因此，黎庶昌整理的这两份资料，是中国人对西伯利亚、中亚细亚进行系统调查研究的开始，在地理学上有一定的价值和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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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1年到1884年、1887年到1889年曾两度出任日本大使，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黎庶昌请求再度到日本，未得批准，战事失利，黎庶昌忧愤不已，病归故里，1896年病死于遵义沙滩家中。

郑珍、莫友芝和黎庶昌三人死后，都葬于沙滩，坟茔呈品字形隔河相望。在沙滩，现有黎庶昌故居、郑莫祠和沙滩文化陈列馆等纪念这三位文化名人的遗迹和场所。笔者曾于2010年冬天前去探访，当时的目的是为韩可风先生《沧桑遵义》一文拍些相关照片，在《休闲读品》杂志发表时以做配图，不成想今天，所拍照片又在此文中派上了用场。我们走过的路，都不会白走，我们遇见过的那些伟大的灵魂，在某时某刻又会再度相遇，每念及此，百感交集。

在《沧桑遵义》一文中，韩可风先生认为郑珍在文化史上的地位要高于莫友芝和黎庶昌，这也是当今文化界的通识。这不难理解，因为郑珍和莫友芝对遵义地区的文明开化，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尤其是《遵义府志》的编撰，影响很大。但是也应该看到，当时外部世界形势已经变了，黎庶昌的学问，虽然在传播传统文明方面影响不及郑珍、莫友芝两位，但他的《西洋杂志》一书，却已经是在睁眼看世界并且看到了新的文明，虽然亦有其局限，但毕竟让我们看到了另一个世界远远透过来的光亮。

因此，从这个角度出发，笔者认为，遵义沙滩三贤中，黎庶昌更能代表未来。

遵义郑莫祠：郑莫祠位于遵义市第十一中学学校内，始建于1930年，是纪念郑珍与莫友芝的祠堂，现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如今，郑莫祠已经作为遵义第十一中学的小会议室和团队活动室在使用。

遵义沙滩文化陈列馆里的《遵义府志》雕像建筑：沙滩文化陈列馆位于遵义市红花岗区新舟镇禹门沙滩村，是纪念郑珍、莫友芝和黎庶昌三位遵义当地贤达而建起来的，也是一处休闲旅游的度假场所，设有餐厅和住宿，距离黎庶昌故居大约300米远。《遵义府志》由郑珍和莫友芝合编而成，被梁启超称为“天下府志第一”。

遵义黎庶昌故居：黎庶昌故居，又名“钦使第”，所谓“钦使第”是皇帝亲自派遣出国当外交官员的宅第，位于遵义市红花岗区新舟镇禹门沙滩村，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黎庶昌故居内景：当时笔者与同事出差遵义，探访黎庶昌故居。故居里有一位老讲解员，是黎庶昌大伯父黎恂的后人，说起黎庶昌，老先生非常感慨，一再强调他是黔北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照片为老先生为本刊记者在做讲解。

遵义黎庶昌墓：黎庶昌墓位于遵义县新舟镇平远村渔塘，与郑珍墓、莫友芝墓隔河相望，墓坐南向北，墓后山丘绵延。黎庶昌墓与黎庶昌故居相距有几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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