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丨无需“节哀顺变”，她用45个故事讲述哀伤是爱的延续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于洋 王钟玉 李岩松

至亲离世，往往被社会秩序视为需要快速翻篇的“私人痛苦”，而非可以公开讨论的议题。人们常以“节哀顺变”“时间会治愈一切”等话语简化哀伤，但鲜有人知，这份“哀伤”的长期性和复杂性，甚至是一个学术研究课题。

那年，21岁的李昀鋆对此也一无所知。直到母亲骤然离世让她陷入哀伤，她也由此成为这个领域的研究者，并遇见了很多跟自己有相似经历的年轻人。十年过去了，这个曾因丧亲之痛蜷缩在校园角落哭泣的女孩，带着《与哀伤共处》一书站在公众面前，用学术的温度包裹起千万颗破碎的心。

清明之际，“哀伤”这种情绪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里，应该被允许持续甚至长久，因为那是对逝去亲人的爱的延续。

为什么研究哀伤：无法释怀丧母之痛

2014年盛夏，李昀鋆的人生被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清晰地劈成了两段”。正在复旦大学读硕士的她接到家人电话：母亲中风入院。当她匆忙赶到医院时，母亲已经被送入了重症监护病房。她守在病房外寸步不离，祈祷母亲平安，然而四天后，母亲还是永远离开了她。

葬礼上，李昀鋆按母女俩的习惯亲吻母亲的额头、脸颊和嘴唇，火化后亲手将母亲的骨灰装入骨灰盒。外人眼中“镇定”的她，在之后的日子里被思念击溃：上课会哭、走在校园里会哭、拿起手机想到打不通母亲电话时会哭……

家人劝她“放下”，父亲开始相亲，“我以为时间能治愈一切，但葬礼结束后，真正的崩塌才刚开始。”在香港中文大学攻读博士期间，她偶然在后来成为她博士导师的陈智豪教授的简介中看到“bereavement”（丧亲）一词时，瞬间泪崩。

那时，一直攻读社工专业的李昀鋆才知道，丧亲竟是社工的研究领域。而她的痛苦、难过等情绪在这个领域有个专属的名字：哀伤。

博一下半学期，在一次课堂上，陈智豪讲道：“哀伤就是爱，你爱一个人多久，就会哀伤多久。”

李昀鋆哭了，从课上哭到课下。“这句话给了我很大的释放。原来我的哀伤不是有问题，是对我母亲的爱。”

两个月后，李昀鋆遭遇一场车祸，住了19天院。“原来年轻人也会死。”李昀鋆顿悟，“我开始思考什么是活着一定要做的，不做会遗憾的。”

而后，2015年，她开始有关“哀伤”的研究，试图用学术回应内心未解的困惑：我的哀伤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我的痛苦如此漫长？究竟要怎么处理？“它太痛了，我一定要搞清楚。”李昀鋆说。

44个“异类”的共鸣：被沉默的哀伤需要出口

“哀伤像被困在透明气球里，路人看不见我的嘶吼。”李昀鋆曾这样形容丧亲后的孤独，“我想要通过研究，找到这些被悲伤浸透的人。听到他们的故事，给他们的悲伤一个出口，也给我的悲伤一个出口。”

研究过程中，李昀鋆发现相关文献数量有限，且多聚焦汶川地震幸存者、失独老人等群体，几乎没有对年轻丧亲者的关注。

然而，经历父母离世的年轻人远比人们想象得多。他们大多没有接受过死亡教育，面对突如其来的死亡和强烈的哀伤手足无措、倍感无助。”李昀鋆将这种状况概括为“被遗忘的人生第一次”。

为了寻找答案，她发布了一封真挚的访谈招募信。没想到，招募信发出当日，就得到了大量阅读和转发，最终191位丧亲者填写了报名表。从2017年到2018年，李昀鋆访谈了65位丧亲者。其中，44位在10-30岁间失去父母的年轻人，成为她的博士论文写作主体。

母亲去世后，李昀鋆在自己同龄朋友中很难遇到和自己一样的丧亲者，她总觉得自己是个孤独的“异类”。而这时，她遇到了44个“同类”。

访谈中，为了保持客观，李昀鋆隐瞒了自己失去母亲的事实，把自己当成“局外人”探寻这些年轻人到底是如何一步步藏起哀伤。她记录下这些年轻人身份转变的过程，也记录下他们重构人生意义的挣扎。

“母亲去世让我很痛，决定研究哀伤让我很痛，听他们的故事让我很痛，整理素材、书写论文让我更痛……”但是李昀鋆坚持了下来。

2020年7月29日，她终于完成了博士论文答辩。这一天，距离她母亲离开整6年。这时，她也不再隐瞒自己研究的初衷，不再害怕被议论，不怕被说像祥林嫂。“我好像找到了说出来的意义。”她说，“我想让世界看见、承认、尊重这些年轻丧亲者的哀伤。”

哀伤的本质是爱：带着石头一起生活

“哀伤就是爱，你爱一个人多久，就会哀伤多久。”导师陈智豪的这句话，让李昀鋆在研究中反复“复习”。

“博士论文完成后，我的哀伤依旧很强烈，我并没有与它和解。一直到今天我跟它相处的机会越来越多，我很清楚地知道我的哀伤不会过去。”李昀鋆说。

她将44为访谈者与自己的故事称为“我们的故事”。书写论文中，她小心翼翼地“编撰”着每个故事，光整理、分析访谈资料就花费了两年。

“这期间，我好像与自己的哀伤也经历了一次很深刻的交往。”李昀鋆渐渐发现，它能看清自己的哀伤，理解自己的难以释怀，“我选择接纳了这份痛苦——与哀伤共处。”

李昀鋆强调，哀伤的本质是爱，是想继续爱那个离开的人。我们难过、痛苦，其实只是一种再正常不过的“爱的代价”，并不是我们自己有问题，不需要自责。

去年，李昀鋆在公益机构为丧亲者提供哀伤辅导时发现，许多人将哀伤视为需要“治愈”的病症。即便世界卫生组织已将“延长哀伤障碍”列为独立疾病，但她接触的绝大多数人并不符合诊断标准——他们只是被纯粹的痛苦淹没，却因社会对“正常”的苛求而自我怀疑。

“哀伤不是病，它是爱的证据。”李昀鋆常对他们重复类似的话。她想起自己曾因思念母亲苛责“不够坚强”，如今更理解丧亲者的孤独，鼓励他们正视哀伤。

她以“石头”作比：哀伤起初如巨石压身，但当你背着它蹒跚前行，终有一天能将其收入衣袋。“不是石头变轻了，是你学会带着它生活了。”

学术照进现实：生死教育不分老幼

那么，年轻人中大概有多少人经历了丧亲？李昀鋆推算，经历父母离世的年轻人占整个年轻人群体的比例可能达到3.4%-11%。

对哀伤的研究，不仅在学术上几乎是空白，当前的社会对于丧亲者也是不够重视的，“像我之前一样”，所以当哀伤突如其来时，年轻的丧亲者很难找到一些帮助。

“自救成为了这项研究的出发点。我是学习社会工作的，做研究的落脚点都是希望帮助到自己的服务对象，为了让丧亲者关注、接纳自己的哀伤；同时，也让更多社会工作者知道如何帮助丧亲者。”李昀鋆不想将论文“束之高阁”，开始将其编撰成书出版。

经过了三四年的准备，2025年清明节前夕，李昀鋆的《与哀伤共处》正式出版。然而，这本书的诞生也像一场突围：多数出版社对“哀伤”主题避之不及，最终促成出版的，竟是李昀鋆曾访谈的一位年轻人。

李昀鋆对这本书有质朴却“宏伟”的希望：她希望这本书会变成大家在图书馆或在书店里看到的一本“正常”的书。“希望之后会有越来越多作者写关于哀伤的书，把这本书作为垫脚石，能打开大家对于丧亲者的关注。”

书的序言里，访谈对象陈小姐写道：“翻阅这些故事，你会成为一个更懂爱人的人。”而且，陈小姐告诉李昀鋆说，她的母亲得知这本书出版后，露出欣慰微笑，说陈小姐在参与访谈后，发生了很多的改变——这正是李昀鋆所期待的。

在忌讳谈论死亡的文化里，李昀鋆用近十年时间完成了一场从个人悲痛到公共议题的跋涉。她的研究不仅填补了中国年轻丧亲者哀伤调适的学术空白，更让无数“透明气球”中的孤独者看见彼此。而其中蕴含的生死观和生死教育，对每个人都适用。

正如她在书中所表达的：“哀伤不是终点，而是爱的另一种存在。当我们学会与之共处，生命便有了更深的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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