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武丨毛泽东早年是怎样认识和践行“实事求是”的

毛泽东早年是怎样认识和践行“实事求是”的

刘建武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原党组书记、院长，湖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要：要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在岳麓书院对毛泽东与实事求是关系的重要论述，就应当对毛泽东早年对实事求是的认识和实践历程进行系统探讨。毛泽东早年对实事求是的认识，经历了从韶山到东山学校再到长沙求学和探索的全过程，期间既有“实事求是”对他的深刻影响，也有他自身对实事求是的不懈践行。只有全方位探讨毛泽东对实事求是的认识历程，才能更深刻地把握毛泽东认识和践行实事求是的历史全貌，才能更系统地认识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形成的深厚底蕴。

关键词：毛泽东；早年时期；实事求是；认识历程

原文出处：刘建武.毛泽东早年是怎样认识和践行“实事求是”的[J]求索,2025(2):5-17.

2020年9月17日，习近平在考察岳麓书院时，望着讲堂前檐上的“实事求是”匾额说：“毛主席当年就是在这里熏陶出来的，实事求是就来源于这里。……这里面的道路一定要搞清楚，一定要把真理本土化。”回顾历史，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形成，是同毛泽东对实事求是的认识和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毛泽东对实事求是的认识历程，又以他在1920年夏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为标志，可区分为前后两个既相互区别又紧密联系的阶段。要深刻认识毛泽东对实事求是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转化和革命性升华的历史必然，就不能不弄清楚毛泽东早年是怎样认识和践行实事求是的。只有正确地理解了毛泽东早年对实事求是的认识和践行历程，才能更深刻地认识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形成的深厚底蕴，才能更深刻地理解习近平在岳麓书院关于毛泽东与实事求是关系的重要论述。

一、毛泽东对实事求是的认识是从他在韶山阅读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开始的

毛泽东对“实事求是”的认知，最早应当是从阅读郑观应撰写的《盛世危言》开始的。1907年，14岁的毛泽东按照父亲的要求，离开学校参加田间劳动。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从表兄文运昌那里借来了一些书，其中最重要的一本就是早期改良主义者郑观应所写的《盛世危言》。后来毛泽东回忆说：“我这样读了一本我很喜欢的书，叫做《盛世危言》。”据不完全统计，这本书里共12处提到了“实事求是”，并明确把“实事求是”作为分析事物和问题的基本依据与方法。

要弄清楚毛泽东早年对“实事求是”的认知与《盛世危言》的关系，就必须首先弄清楚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是怎么论述实事求是的。概括来看，《盛世危言》中所讲的“实事求是”，其内涵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认为实事求是就是立足实际、不尚空谈。比如，郑观应在《水师》篇中，主张海军人才的培养应当把学堂教育与登舰历练结合起来，在讲到登舰练习的好处时，他说：“盖在船练习，利有数端：实事求是，不尚虚谈，利一。”很显然，这里所说的实事求是，就是把书本知识的学习与现实中的具体运用结合起来，“勿使久于学堂耽安闲而糜岁月”。又比如，在《日报》篇中，郑观应说：“盖秉笔者有主持清议之权，据事直书，实事求是，而曲直自分，是非自见，必无妄言谰语、子虚乌有之谈，以参错其间，然后民信不疑。”日报、周报、月报等报纸是近代西方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及时传播各类信息的新事物，郑观应认为报纸在“民隐悉通，民情悉达”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那么如何办报呢?郑观应提出了“据事直书，实事求是”的原则，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分清是非曲直，才能避免妄言谰语，才能赢得人们的信任。在这里，实事求是的意思是“立足事实、据事直书”，指说话和写文章必须以客观事实为依据，必须正确地反映事物的本来面目，而不是脱离实际的空谈妄语。

二是认为实事求是就是学以致用、学用统一。郑观应在《考试》这篇文章中，有这么一段话：“无论一材一艺，总期实事求是，坐而言者即可起而行。”意思是说西方各国在教育上是重视学用结合的，无论培养什么方面的人才，总的要求就是“实事求是”，即做到学以致用、学用一致。他讲这段话的目的是改变以往在人才培养上长期存在的“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的状况。我们从这段话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他把实事求是与“坐而言之”与“起而行之”联系起来，与学用一致、知行统一联系在一起，这与我们今天所说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应当是一致的。

三是认为能否做到实事求是是关系国家盛衰的大事。郑观应在《中国宜求格致之学论》中说：“及至日久，专尚虚文，不能实事求是，学业骎衰，国势因亦不振。”他认为不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导致国家盛衰有一个共同的原因，与实行“致知格物”的“实学”和“八股之论”的“虚文”是有着密切关系的。他还在《序〈富国探源论〉》中说：“古者希腊立国最早，劝农务商之计，颇费经营，且教化文章胜于各国；独惜其高谈清议，仅尚口头之禅，而于政事之间不能实事求是。”他认为希腊作为西方文明的源头，为什么会由盛而衰呢?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希腊长期陷入了高谈阔论的名实之辩中，崇尚虚文，不能实事求是。他还把是否学习西方实事求是的“格致之学”与中国的盛衰相联系，指出：“三代以来，风俗敦庞，学校之士无不讲求实学。……降而唐、宋，渐尚辞章，而实学不讲，至今更专尚制艺。上以此求，下以此应，将毕生有用之精力，尽消磨于时文试帖之中。”郑观应认为，西方的“格致之学”（自然科学）讲求的就是“实事求是”，其特点是务实而不是务虚，并认为能否“实事求是”是关系国家兴衰变化的大问题。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边防》篇中，郑观应把“实事求是”与“振兴中华”相联系，提出了“实事求是”是“振兴中华”的前提。他说：“欲振兴中华之国体，当从实事求是始；欲实事求是，当从借法自强始；欲借法自强，当从贵戚重臣遨游列国，精习艺学治道始。如是，中国其庶几乎。”郑观应认为导致甲午战败、割地赔款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臣工多恃气而自矜，专务虚，庞然自大”，尤其是那些身居高位的名公巨卿们“居心行事，竟无一人焉识时务而具真才者”，“乃只有此不谙外务、徒读死书之流”。那么，中国如何才能实现“转弱而为强，转败而为功”呢?郑观应开出的药方就是“实事求是”。在这里，他把“实事求是”与“振兴中华”联系在一起，读来极其耐人寻味。

郑观应的一系列论述，虽然没有明确界定“实事求是”的具体内涵和认识论意义，但从他对实事求是的具体运用来看，实事求是显然已不是一个简单的考据学命题了。在他看来，实事求是就是中国古代的“格致之学”与现代西方立足事实、注重实用之风的统一，核心就是讲求实际、反对虚妄，就是学用结合、知行统一。至于能否做到实事求是，已不仅仅是一个能否求得真学问的问题，而是一个关系国家兴衰成败和民族能否振兴的大事。应当说这些思想是比较深刻的，在这里“实事求是”已经远远超出了考据学的范畴，具有了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意蕴。

《盛世危言》这本书与毛泽东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对其影响也是非常深刻的，主要体现在：

一是借阅的时间尤长。据《毛泽东年谱》记载，毛泽东从表兄文运昌那里借到《盛世危言》的时间在1907—1908年，而还书的时间则是1915年2月24日（即在毛泽东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回韶山过春节期间归还）。毛泽东在还书的便条中，还特别说明“《盛世危言》失布匣，……抱歉之至，尚希原谅”。这说明《盛世危言》这本书从借到还，间隔的时间有8年之久。可以说借阅的时间确实不短。那么，在这8年间，想必应该是阅读了很多遍的。

二是喜爱的程度尤深。毛泽东从私塾上学开始，读的是四书五经这些传统经典，但他对这些经书并不十分感兴趣，对经典之外的一些“杂书”却爱不释手，而《盛世危言》就是当时深受毛泽东喜爱的一本书。1936年，他在同斯诺谈话时说，对于读经典之外的书，他的父亲是“十分生气”的，“认为读这一类的书是浪费时间的”，而《盛世危言》就是“我很喜欢的书”，“在深夜，我常把我的窗门遮盖起来，所以我的父亲看不见灯光”。可见，《盛世危言》是深深地吸引了毛泽东的，他对这本书的喜爱程度是超乎寻常的。

三是产生的影响尤大。《盛世危言》对毛泽东的影响要从他的停学和复学说起。按照当时中国农村的习惯，十四五岁的男子就是一个长成的劳动力了，应当同成年人一样下地干活。所以，1907年毛泽东14岁的时候，便按照父亲的意志停止学业，并同成年人一起参加生产劳动了。对此，毛泽东回忆说：“最后我在十三岁离开小学，开始在田中做长时间的工作，帮雇工的忙，白天完全做着大人的工作，晚上代父亲记账。”也就在毛泽东开始参加田间生产劳动的时候，他读到了《盛世危言》这本书，由此他又产生了强烈求学的欲望，重新回到了学校学习，并于1910年秋离开韶山，进入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继续读书。对于这段从停学到复学的缘由，毛泽东是这样说的：“《盛世危言》继续动引我求学的欲望。”可见，正是因为《盛世危言》这本书极大地开阔了毛泽东的视野，激起了他恢复学业的强烈愿望，由此使他走向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天地。

可见，在毛泽东正处于人生转折关头的时候，《盛世危言》这本书对他的成长是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对于当年给他借书阅读的表兄文运昌，毛泽东后来说：“我很感激我的老表。”

既然《盛世危言》是毛泽东阅读时间如此之长、喜爱程度如此之深、对其产生影响如此之大的一本书，那么书中所反复强调的“实事求是”观点，不可能不引起毛泽东的注意，不可能不对毛泽东产生影响。可以说，正是《盛世危言》这本书，使毛泽东最早接触到了“实事求是”这个概念，知道了“实事求是”这个认识问题和分析问题的态度和方法。

二、毛泽东对实事求是的认识是同他在东山学校的学习经历紧密相关的

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是毛泽东走出韶山冲之后来到的第一个求学之地。这所学校1890年倡议筹办时叫“东山精舍”，后改称“东山书院”，1905年易名为“东山高等小学堂”（新中国成立后又改称“东山学校”并一直沿用至今）。在废除科举、兴办新学背景下，这是一所在湖南乃至全国最早一批创办的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新式学堂。学校的创办者是一批主张发展新式教育的开明人士，他们突破传统教育观念的束缚，认为通过学习西方、实事求是，就能培养出适合国家和时代需要的经世致用之才。翻阅当时学校主办者为创办东山精舍上书湖南巡抚的《禀文》、《湘乡东山精舍章程》（以下简称《章程》）、《东山书院记》和毛泽东在这里读过的《新民丛报》合订本，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东山学校“实事求是”的办学理念、学习风气对毛泽东的重要影响。

首先，我们可以从1896年1月（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东山精舍创办者呈报给湖南巡抚陈宝箴的办学《禀文》中看到“实事求是”的理念。这个《禀文》对办学缘由、办学理念、培养目标等作了具体阐述。在讲到为什么要创办东山精舍时，《禀文》强调就是为了学习西方国家的经验以实现救亡图强，指出：“国家之隆替，系乎人才；人才之盛衰，由于学校。”“考西国之兴，凡课士、训农、通商、考工，与陆军、水师，无不入学堂读书，共明其理，习见其器，而躬亲其事。彼一切取成于学，男、女五岁不入学者，即罪其父母；人专一艺，而能致用。是其纵横海上，固非徒恃船坚炮利也。”《禀文》认为日本之所以能够由弱国走向强国，是因为“力行西法，遂启维新，有实学即有真材，故能勃然以兴，屡耀其武。而中国反蹈常习，故务虚文而不求实学，未尝讲明事理，往往受制于洋人。然则欲兴国而强兵、足民而丰财，非劝学以育才”。那么，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办学育才呢?《禀文》明确提出了“实事以求是”“即物而穷理”的办学理念，指出：“然穷变则通，苟非实事以求是，即物而穷理，恐书院究成虚设，何以造就人才?”举办东山精舍就是要“分科造士，为算学、格致、方言、商务四斋，教之以实事，程之以实功。庶几风气大开，矫其空陋，专习所学，自然业精于勤，足以养成实材”，认为只要“循中国义理之学，辅以泰西富强之术，则道器一贯，人才自蒸蒸日上，必有魁奇桀俊出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这篇《禀文》不仅明确提出了“实事以求是”的概念，而且把它同“即物而穷理”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而体现了清代汉学与宋学之争以来形成的“实事求是”与“即物穷理”相统一的最新观念。

其次，我们可以从当时筹办者制定的《章程》中看到“实事求是”的具体要求。《章程》共24条，其要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提出要“学宜崇实，学练结合”。《章程》指出，“学业以讲求而成，人才以摩厉而出”，为了做到“学宜崇实”，学校在购买西方自然科学方面书籍的同时，“购泰西仪器及格致制造各学器具，以资考验”。为了做到学练结合，《章程》还提出，“精舍诸生，会友讲习以辅仁，而追随乎文正”，也就是说要像曾国藩那样把“实事求是”与“即物穷理”、“讲学于京师”与“讲练于湖湘”统一起来，做到学习与实践、求学与救国相结合。二是提出要“立足现实，虚心求是”。《章程》要求学生要“务其大者、远者，不争汉、宋，不分中、外，虚心以求是，敬业乐群，则学必有成”。要求学生立足实际，“勿固勿必，博学审问，讲明其理而切究之”。三是提出“中西兼通，明体达用”。《章程》提出，师者要“品学俱优、中西兼通”，“学者期于明体达用”，“是乃昌明中国实学，将以西学化为中学，非弃其学而从西学也”。目的就是要培养学贯中西、明体达用的实用型人才。对此，当时湖南巡抚在批复中说：“东山精舍讲求实学，所见甚为远大。所议章程，以义理为体，以格致为用，亦均周妥有法。”总的说来，这个章程是一个具有很浓的“实事求是”味道的章程。

再次，我们可以从嵌刻在书院正厅左侧廊壁上的《东山书院记》碑文中感受到“实事求是”的深刻影响力。这块至今还挂在墙上的“碑记”是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由时任湘乡县知县陈吴萃撰写的，记述了书院的创办过程、办学宗旨和育人期望。在这篇600字的碑文中，有这么一段话：“泰西诸国，若农、若工、若商、若兵备，莫不有学，而于士尤详，用能实事求是，以称雄于五大洲。我国家振兴文教，凡直省、府、厅、州、县，创设大小蒙养各学堂，所以培植人材者，意深远矣。”这段话的意思是说，西方各国的强盛，是因为普及教育、培养人才的缘故，而这些国家的教育讲求的是“实事求是”，这就是他们能够强大起来并称雄于世界的原因。其目的是说，我们国家要摆脱落后走向强大，就应当效仿西方国家，按照“实事求是”的办法培养学有专长的有用人才。

最后，在讲毛泽东在东山学校学习期间受到实事求是的影响时，还有一件事不能不说，那就是他从表兄文运昌那里借来阅读《新民丛报》这件事。《新民丛报》半月刊是梁启超1902年2月在日本创办的影响颇巨的改良派刊物，从创刊开始，梁启超就以“中国之新民”的笔名，发表了他的《新民说》和《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等。其中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讲到近世学术思想时说：“本朝学者以实事求是为学鹄，颇饶有科学的精神……。所谓科学的精神何也?善怀疑，善寻间，不肯妄徇古人之成说与一己之臆见，而必力求真是真非之所存。”在讲到清初实学派的代表人物颜习斋的学术思想时，梁启超说：“其言曰：以讲读为求道，其距千里也；以书为道，其距万里也。盖其学颇有类于怀疑派，而事事而躬之，物物而肄之，以求其是。……以‘实事求是’一语，而仅用之于习斋所谓其距万里之书，习斋其恫矣。”当时，《新民丛报》对毛泽东的影响是巨大的。毛泽东说，对于《新民丛报》“我读而又读，一直等到我能背诵”，并说“我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当时正是基于对梁启超（号任公）鲜明主张和犀利文笔的敬慕，毛泽东还特别用了“子任”的笔名，以表达他以天下为己任的志向。那么，“读而又读”和“能背诵”下来梁启超文章的毛泽东，对梁启超文章中讲到的“实事求是”，不可能不留下思想上的印迹。

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泽东在东山学校是受到实事求是办学理念和时代风气影响的。东山学校创办伊始就有了“实事以求是，即物而穷理”“教之以实事，程之以实功”和“虚心以求是”的“实事求是”理念。正是“实事求是”的观念、“专精于一技”的要求和“公诚勤俭”的校训，使东山学校从一开始就打破了旧式传统书院的读经模式和办学老路，呈现出一派崭新的求真求实气象。正如毛泽东所说：“那里经书是不大被注意的，西方的‘新知识’教授得很多。教育方法又是很‘激进’的。”“在这个新学校，我能够读自然科学和新西学课程。”毛泽东在东山学校读书的时间虽然只有半年，但深受学校“实事求是”“学宜崇实”风气的影响。特别是嵌刻在书院大厅墙壁上的《东山书院记》，赫然把西方各国“称雄于五大洲”的原因归结为“实事求是”四个字，这对正在如饥似渴地追寻宇宙真理和国家出路的毛泽东来说，无疑会留下深刻印象。

后来，毛泽东在与老同学周世钊谈到自己的学习经历时深有感触地说：“我虽然是湘潭人，但受的湘乡人的教育。”这里所说的“湘乡人的教育”是有深刻内涵的，我们至少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感受到这句话的深刻蕴含及丰富意味。

一是毛泽东在东山学校受到了湘乡人身上所体现出的“热心的教育家”精神的影响。毛泽东之所以能够顺利地以“湘潭人”的身份进入“湘乡人”创办的学校学习，并受到从校长到老师们的高度评价和热情鼓励，是与学校实事求是、爱惜人才的风气联系在一起的。1955年，毛泽东深情地对当年东山学校的同班同学谭世瑛说：“李元甫先生、贺岚岗先生，还有你父亲，都是热心的教育家，他们是爱惜人才的!……没有他们，我进不了东山学堂，也到不了长沙，只怕还出不了韶山冲呢!”从这个谈话中，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东山学校对毛泽东的深刻影响。

二是毛泽东在东山学校受到了湘乡人身上所体现出来的那种敢于领风气之先品格的影响。湘乡人是敢于领风气之先的，东山学校的创办者从一开始就突破了传统教育理念的束缚，把新学与旧学、西学与中学相贯通，明确地把“实事以求是”与“即物而穷理”联系在一起，主张学用统一，反对学用分离，坚持面向实际和“以义理为体，以格致为用”，鼓励学生“勿固勿必，博学审问”，这些观念和方法都是领时代之先风的。可以说，这种“激进”的观念和方法，与毛泽东身上所具有的那种不拘泥于一格、善于求实求新的性格特点和精神向往是高度契合的。

三是毛泽东在东山学校受到了当时最具感召力的湘乡人曾国藩的影响。曾国藩对湖湘文化特别是湘乡地域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其实，东山精舍的倡修者刘锦棠就是曾国藩的老部下，捐资修学者也大多是湘军将士，他们创办东山精舍是与推崇曾国藩把治学与治国统一起来的精神联系在一起的。正如《章程》所说的那样，“昔我乡先正曾文正公……卒定拨乱之功，仁远乎哉!……精舍诸生，会友讲习以辅仁，而追随乎文正”。而曾国藩在理论上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把“实事求是”与“即物穷理”衔接起来，强调：“夫所谓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实事求是，非即朱子所称即物穷理者乎?”就这样，曾国藩超越了长期以来的汉学与宋学之争，打通了“实事求是”与“即物穷理”的隔膜，使长期面向“文本”的实事求是走向了面向“现实”的实事求是，从而在思想史上为完成“实事求是”从一个传统的考据学实证性命题最终转化为哲学的认识论命题作出了自己的独特贡献。曾国藩对早年毛泽东的影响是很大的，正如毛泽东在1917年致黎锦熙的信中所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毛泽东对曾国藩的“独服”，既与学校“追随乎文正”的要求有关，更与他对曾国藩“禁大言以务实”的思想和功业的认识有关。“其所特为赞服的正是曾氏所标举的‘实事求是’精神”。

可以说，毛泽东在东山学校感受到了“思想解放”的新气象，受到了“实事求是”之风的熏染。在东山学校，他的思想和意志是自由的，是没有受到束缚的，这对他后来的影响是深远的。

三、毛泽东对实事求是的认识是同他在长沙的求学生涯密不可分的

毛泽东从1911年春（18岁）离开东山学校来到长沙求学，到1920年夏（27岁）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在9年多的学习与探索期间，“实事求是”对毛泽东的影响，直接体现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以下简称“一师”）、岳麓书院以及杨昌济、徐特立等教育家身上所体现的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的传统和观念方面。

首先，我们看看一师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的办学传统对毛泽东的影响。

一师是在宋代城南书院的基础上建立的。书院的创办者张栻是湖湘学派的代表人物，他从书院创办伊始就提出了“造就人才，以传道而济斯民”和“学贵力行”的办学方针，由此开始形成了千年一脉的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的治学传统。1912年12月，学校印发的《师范学校规程》第一章“教养学生之要旨”明确规定：“国民教育趋重实际，宜使学生明现今之大势，察社会之情状，实事求是，为生利之人而勿为分利之人。”同时，这个“要旨”还从“健全之精神宿于健全之身体”“陶冶性情，磨练意志”“爱国家，遵宪法”“独立博爱”“世界观与人生观为精神教育之本”的理念出发，提出“宜使学生谨于摄生，勤于体育”“富于美感，勇于德行”“明建国之本愿，践国民之职分”“尊品格而重自治，爱人道而尚大公”“锐意研究，养成自动之能力”等要求。这个培养学生的“要旨”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注重实事求是，把学与用结合起来，重视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以“切于学生将来之实用”。二是从国家和社会发展实际出发，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具有“自觉”“自治”“自动”能力的人才。

从现实出发、实事求是、注重实用是一师办学的基本宗旨和突出特点。毛泽东在一师读书时的校长孔昭绶，是一位思想开放、学贯中西的杰出教育家，他秉持学用结合、实事求是的理念，力推教育制度的改革，认为教育“惟贵实事求是，是修业一日即有一日之进步，应学与时俱进，不至浪掷时光”。为了纠正“学非所用”的弊端，他提出要使学生“注重实习”“兼重管理”。孔昭绶校长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提倡学生自治，鼓励学生的自由发展和实践活动。正是在孔昭绶校长“民主作风”的影响下，毛泽东才改变了中途辍学的念头。在一师期间，他在认真读书学习的同时，还积极组织和参加了多种形式的学生组织和社会活动，在学与用、知与行的统一中积累了知识，增长了才干。对此，毛泽东后来回忆说，孔昭绶是一位教育改革家，在他任校长期间，改组学友会，开办工人夜校，创设学生志愿军，实行修学旅行等，为我们从事校学友会、新民学会、工人夜学、农村调查活动创造了条件。“没有孔校长的改革，就不会容许我们有这些活动”。他还说：“在湖南师范学校中，我的生活上发生许多事件。在这一时期，我的政治观念开始确定并且在校中初次得到了社会行动的经验。”

在一师五年半的读书生涯，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是巨大的。对此毛泽东曾说：“我没有正式进过大学，也没有到外国留过学。我读书最久的地方就是湖南第一师范，我的知识，我的学问，是在一师打好了基础。一师是个好学校。”一师所形成的具有深厚历史积淀的经世致用、实事求是传统，对毛泽东所产生的影响是相当深刻的。

其次，我们看看毛泽东在一师求学期间，讲求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的老师们对他的影响。

毛泽东在一师读书期间，正值学校发展的黄金时期，有一批道德高尚、学养深厚和思想开放的杰出教师，徐特立、杨昌济、方维夏、王季范、袁仲谦、黎锦熙就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这些人深得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湖湘文化的精髓，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他们身上所体现的思想观念和人格风范都对毛泽东的成长产生了深刻影响。比如，在杨昌济和袁仲谦的“修身”“国文”课上，毛泽东就在自己的笔记上写下了这样的话：“闭门求学，其学无用”“古者为学，重在行事”“实意做事，真心求学”“咬得菜根，百事可做”“农事不理则不知稼穑之艰难，休其蚕织则不知衣服之所自”“理想者，事实之母也”“欲图存，非奋斗不可”等等。

十分器重毛泽东的杨昌济，不仅自己非常推崇曾国藩和梁启超，而且还在自己家里当着毛泽东的面“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在杨昌济讲“修身”课时，毛泽东在《讲堂录》上还记下了这样一段话：“涤生日记，言士要转移世风，当重两义：曰厚曰实。厚者勿忌人；实则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翻阅毛泽东的《讲堂录》笔记，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一个特别突出的理念，那就是“实”，笔记始终贯穿着“实理”“实学”“实用”和“实行”的主线。比如，在讲到明代人物的时候，他关注的是“明六大家”之一的唐荆川、“一代名臣”的郑晓和“明道救世”的顾炎武的实用之学和求实之风，称“宋、元二代人尚实学，明代人才辈出”，唐荆川、郑晓“所讲求皆有用之学，而能见之于事实者”。顾炎武“尤留心当世之故，实录奏报，手自钞节，经世要务，一一讲求。……事关民生国计者，必穷源溯本，讨论其所以然。足迹半天下，所至交其贤豪长者，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如指诸掌”。由此，我们不仅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在实学思潮影响下授课者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的价值导向，而且可以明确地感受到其对受教者所产生的深刻影响。

徐特立是一位非常重视学、思、用统一的教育家。1913年，他给一所学校题写的校训是“勤、俭、公、实”，说道：“这实字，就是老实、诚实、真实。我们在读书劳动的时候，都要老老实实，勤勤恳恳，不弄虚作假，不说谎，不欺人。”当年一师大门口就有徐特立题写的“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新中国成立后，徐特立又应毛泽东之邀为学校题写了“实事求是，不自以为是”的校风。可以说，一师的校风始终就是“实事求是”。毛泽东曾说：“我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时，最敬佩的两位老师，一位是杨怀忠（即杨昌济）先生，一位是徐特立先生。”而这两位先生就是一以贯之地主张和践行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的大先生。

再次，我们来看看岳麓书院经世致用、实事求是传统对毛泽东的影响。

与一师隔江相望的岳麓书院，是中国古代四大著名书院之一。张栻作为城南书院的创办者和岳麓书院的山长，主张“学思并进”“知行并发”，倡导“经世致用”“以实事自律”“盖欲成就人才以传道而济斯民也”，反对把学生培养成为脱离实际的“腐儒”。正是在这种风气熏陶下，岳麓书院学子王船山坚持“行重于知”，反对逃避现实的“离行以为知”，主张“知行相资以为用”“有即事以穷理，无立理以限事”“理势合一”“推故致新”，从而把对“经世致用”的认识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正是在经世致用、知行合一传统的熏陶下，近代以来从岳麓书院走出了一批以魏源、曾国藩、郭嵩焘为代表的经纶济世、治国安邦之才，并把对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的认识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魏源主张“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把“做实事”与“求实功”统一起来了。曾国藩超越汉学、宋学之争，把“即物穷理”与“实事求是”统一起来了。郭嵩焘以“实事求是，西洋之本也”的认识，把中国的“实事求是”与西方的“科学精神”统一起来了。他们的这些认识都是颇有新意的，也是在中国思想史上有自己重要地位的。由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岳麓书院千年来一以贯之的传道济民、经世致用、实事求是、兼容并蓄的深厚底蕴和文化传统。

清朝末年，在废书院兴学堂的过程中，岳麓书院先后更名为长沙时务学堂、求实书院、湖南省城大学堂、湖南省高等学堂、湖南省高等师范学校。书院的名称虽然不断变更，但“实事求是”的传统却从未改变和中断。1917年湖南公立工业高等专门学校迁入岳麓书院办学后，时任校长宾步程就为学校题写了“实事求是”的匾额，并高高地悬挂于岳麓书院的讲堂之上。

毛泽东在长沙求学期间，岳麓书院是他常去的地方。从有据可查的资料来看，1915年毛泽东就以“二十八画生”的化名发布征友启事后与应征者相约在岳麓书院的爱晚亭见面。1916年暑假期间，毛泽东通过杨昌济的介绍，寄居于岳麓书院半学斋。1917年9月，毛泽东与蔡和森、张昆弟等在岳麓山体验“空气浴”“大风浴”。毛泽东在1918—1919年先后两次长时间寓居岳麓书院半学斋。当时，岳麓书院半学斋作为杨昌济筹备湖南大学的办公和生活之地，成了毛泽东经常拜访的地方。同时，他还在岳麓山实施了“岳麓新村计划”。据统计，毛泽东先后居住在岳麓书院的时间累计有一年之久。岳麓书院的经世致用、实事求是传统不可能不深深地影响到不懈探求真理的毛泽东。

由宾步程题写并悬挂于岳麓书院讲堂之上的“实事求是”牌匾，是具有深厚历史底蕴和鲜明文化意义的。今天，这块“实事求是”匾额，已远远超出了当年题写者所讲求的严谨治学、学用统一的认识范畴，成了10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见证和文化象征。它既承载了千余年来岳麓书院一以贯之的办学宗旨，又凝练了湖湘文化源远流长的精神内核；既显示了几千年来中华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既影响了毛泽东等一批又一批的热血奋斗者，又昭示了建设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时代方向。正是基于“实事求是”这种超越时空的思想魅力、价值导向和精神穿透力，习近平才在岳麓书院提出了“毛主席当年就是在这里熏陶出来的，实事求是就来源于这里”的重要论断。

四、毛泽东对实事求是的认识是与他自身的追求和探索联系在一起的

毛泽东早年对实事求是的认识，既与外部环境的影响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更与他自己的独立思考和不懈探索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到目前为止，虽然还没有看到毛泽东早年明确地使用过“实事求是”这个词，但实事求是的观念一直如影随形般地体现在他的思想和行为之中。只有深刻地认识了毛泽东早年萌动的“实事求是”理念，才能更好地理解他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对“实事求是”进行革命性改造的深厚基础和历史必然。

首先，毛泽东酷爱读书，但从不迷信书本。

毛泽东曾多次说过这样的话：“我一生最大的爱好是读书”，“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书不可以一日不读”。他酷爱读书、嗜书如命的习惯是从青少年时期就开始了的。但是，从一开始读书，他就养成了不迷信书本、善于独立思考的好习惯。比如，他在韶山读《精忠传》《隋唐》《三国》《西游记》等书时，“发现一件特殊的事，即这些故事中没有耕种田地的乡下人。……从未有过一个农民英雄”。为此，他苦苦思索了两年，最终“发现这些故事都是赞美人民的统治者的”，由此他开始认真地思考农民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个大问题。

毛泽东饱读经典，但他在阅读了大量中国传统典籍之后认为，“吾国古学之弊，在于混杂而无章，分类则以经、史、子、集，政教合一，玄著不分，此所以累数千年而无进也”。他还说：“吾国二千年来之学者，皆可谓之学而不思。”他通过对中西文化的比较，认为我国传统思想和道德的最大弊端就是“不真不实”。他说：“吾国思想与道德，可以伪而不真、虚而不实之两言括之，五千年流传到今，种根甚深，结蒂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毛泽东既不迷信中国古书，也不迷信西方人的观念，认为“东方思想均不切于实际生活。……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他在读《伦理学原理》一书时，对这本12万字的书作了约12000字的批注，其中除用“切论”“诚然，诚然”“此说甚然”“此说与吾大合”等表达自己的赞同之外，更有“此不然”“此语不详”“此节不当”“殊未必然”“此说终觉说不完满”“此处又使余怀疑”“吾意不应以此为说”等批语，以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

毛泽东还认为读书与立志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不论是读书还是立志都是为了寻求真理、确立真志，都不能随声附和、亦步亦趋。他说：“今人动教子弟宜立志，又曰某君有志，愚意此最不通。志者，吾有见夫宇宙之真理，照此以定吾人心之所之之谓也。……如此之志，方为真志，而非盲从之志。”“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只有确立“真志”的人，才能“依自己真正主张以行，不盲从他人是非”。

一切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书本出发，不迷信、不盲从、不跟风，独立思考、独立分析、独立判断，是毛泽东早年读书时就有的鲜明风格，而这种风格正是实事求是的内在要求和生动体现。

其次，毛泽东重视“游学”和调研，自觉把读“有字之书”与读“无字之书”相结合。

毛泽东在求学的过程中，从来不满足于校园里的生活和书本上的知识，自称“性不好束缚”的毛泽东，非常向往和看重“游学”这种实地调研式的学习，不仅要读“有字之书”，也要读“无字之书”。1913年在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读预科时，毛泽东写下了这样的话：“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游之为益大矣哉!……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游者岂徒观览山水而已哉，当识得其名人巨子贤士大夫，所谓友天下之善士也”。他说，在一师看到《民报》上关于两个学生漫游中国的文章时，“使我大为感动。我要学他们的榜样，不过我没有钱，想我还是先游历湖南”。

1916年暑期，毛泽东步行来到距长沙100多里以外的板仓杨昌济家访问，同其探讨学术和社会问题。当他从杨昌济谈话中得知，距离板仓40多里的高桥塘冲有一位曾经留学日本的体育运动爱好者柳午亭先生时，又专程前去拜访。1917年夏，毛泽东利用暑假时间，和同学萧子升在身无分文的情况下，先后游历了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等5县，历时一个多月，行程900多里。在游学过程中，他广泛接触城乡社会各阶层人士，获得了许多书本上得不到的新鲜知识。1917年冬天，他又步行到浏阳县文家市铁炉冲陈赞周同学家中探访，并与附近农民促膝谈心。1918年春天，毛泽东又和蔡和森沿洞庭湖南岸和东岸，经湘阴、岳阳、平江、浏阳等县，进行了半个多月的实地考察。通过不断的实地调研式探访和学习，毛泽东更加深刻地了解了农村社会的方方面面，锻炼了他深入农村开展社会活动的能力，也奠定了他正确认识和解决农村问题的坚实基础。

毛泽东不仅多次以游学方式到农村调研，而且还多渠道地同城市工人接触。在一师读书期间，他遍访学校附近的造币厂、电灯公司等，与包括工人、小贩等普通劳动者广泛接触。他还参与创办了工人夜校，教工人们读书写字，沟通思想。1918年冬天和1919年3月，毛泽东两次到北京近郊长辛店铁路工厂调查研究工人的现状和要求，对我国工人阶级的生存状况有了直接认识和亲身感受。

出身农家的毛泽东，从小就养成了脚踏实地、不好高骛远、不说空话大话的习性，认为“空言无益”“学皆起于实践问题”。所以，他能够自觉地把读“有字之书”与读“无字之书”紧密地结合起来，明确提出要“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引入实际去研究实事和真理”。这里所说的“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指的就是反对空虚妄想、脱离实际，即他后来所说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所谓“要引入实际去研究实事和真理”，就是要从实际出发，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才能认识和把握真理。正是这样的观念和认识，既为他接受马克思主义奠定了基础，也为他提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了必要的准备。

再次，毛泽东主张为学应“先中而后西”，要首先把自己国家的情况搞清楚。

从20世纪初开始，中国形成了一股出国留学的浪潮，大批青年先后赴日本、美国、法国、俄国等国家求学。毛泽东始终是出国留学活动的积极拥护者和热心组织者，然而他对自己是否出国留学却有着更深刻的考虑。

1915年6月，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就对自己的为学之道有了明确的打算。鉴于“来日之中国，艰难百倍于昔”，“决定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表示要效仿康有为、梁启超，“四十岁以前，学遍中国学问；四十年以后，又吸收西国学问之精华”，“先业词章，后治各科”。1917年8月，他在给黎锦熙的信中表示，自己经过4年的深思，拟结合古之私塾与今之学校两者之长来办学育人，“课程则以略通国学大要为准。过此即需出洋求学，乃求西学大要”。对于1919年春他千辛万苦组织湖南第一批留法勤工俭学学生赴法而自己没去这件事，他是这样解释的———“我认为我对于本国还未能充分了解，而且我以为在中国可以更有益地化去我的时间”。1920年3月，他对周世钊表示：“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这层工夫，如果留在出洋回来的时候做，因人事及生活的关系，恐怕有些困难。不如在现在做了，一来无方才所说的困难；二来又可携带些经验到西洋去，考察时可以借资比较。”

由此可见，毛泽东没有出国留学，并不意味着他对出国留学不赞成。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我不是绝对反对留学的人，而且是一个主张大留学政策的人。我觉得我们一些人都要过一回‘出洋’的瘾才对”。他之所以暂时不急于出国，是与他脚踏实地、不务空名的一贯作风联系在一起的。“他觉得，中国还有许多事物需要研究，需要作；把时间花在国内，比出洋留学等等更为有益。”他不愿意在“对于宇宙，对于人生，对于国家，对于教育，作何主张，均茫乎未定”的情况下，盲目地卷入留学的大潮之中。他认为出国留学的目的是寻求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那首先就必须把中国这个地盘内的情形弄明白，只有在更好地了解了中国的国情之后再出国，才有可资比较和鉴别的基础，才能减少盲目性，才能找到契合中国实际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我们求学不是没有目的的，我们的目的在改造现社会。我们的求学，是求实现这个目的的学问”。

从毛泽东“先中而后西”的求学主张和实践中，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他一切从实际出发、不盲从跟风的实事求是情怀。同时，这与他后来所批评的“言必称希腊”和所提出来的“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观念是一脉相承的。

最后，毛泽东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对“问题”与“主义”的关系有着自己独到而深刻的见解。

人类的问题是什么?中国的问题怎么办?这始终是青年毛泽东思考的大问题。他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说：“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人类应如何生活?’成了一个绝大的问题。”面对“世界革命”和“人类解放”的潮流，“如何承受他?如何传播他?如何研究他?如何施行他?这是我们全体湘人最切最要的大问题”。

为了推进问题的研究，1919年9月，毛泽东打算在长沙成立一个“问题研究会”，并亲自撰写了一个《问题研究会章程》，开宗明义地指出：“凡事或理之为现代人生所必需，或不必需，而均尚未得适当之解决，致影响于现代人生之进步者，成为问题。同人今设一会，注重解决如斯之问题。”这个章程非常明确地提出当时中国需要研究的71项大大小小共144个问题，如“教育普及问题”“女子参政问题”“恋爱自由及恋爱神圣问题”“废娼问题”“公共蒙养院设置问题”“私生儿待遇问题”“东西文明会合问题”“宗教改良及宗教应否废弃问题”“劳动时间问题”“劳动教育问题”“劳工失职处置问题”“男女工值平等问题”“生产机关公有问题”“民族自决问题”“经济自由问题”“国际联盟问题”“社会主义能否实施问题”“民众的联合如何进行问题”等等。应当说，这些问题不仅数量众多、覆盖面甚广，而且都是切中中国具体实际和关系中国社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这个章程在《北京大学日刊》登载以后，“在北京的朋友看了，都说狠好，有研究的必要”。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和现实的反映，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说到底是为了解决问题。面对中国社会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是“零碎解决”还是“根本解决”，是不能不认真对待的大问题。其实，“问题”的解决与“主义”的选择又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毛泽东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社会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关键是要有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对于存在的“问题”与解决问题的“主义”，毛泽东是有着自己深刻见解的。他说：“我虽然不反对零碎解决，但我不赞成没有主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解决。”“中国坏空气太深太厚，吾们诚哉要造成一种有势力的新空气，才可以将他斢换过来。我想这种空气，固然要有一班刻苦励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

毛泽东强烈的问题意识特别是对“问题”与“主义”关系的深刻见解，既表明他从来不纸上谈兵的务实态度和求实作风，也表明了他寻求“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宏阔视野和远大理想。

五、正确理解毛泽东早年认识和践行“实事求是”的历程和特点

纵观毛泽东早年对实事求是的认识和践行历程可以看出，毛泽东早年对“实事求是”的认识和实践是持续不断、复杂多样和具体生动的。只有正确把握毛泽东早年认识和践行实事求是的历程和特点，才能从总体上对毛泽东早年认识和践行实事求是的情况获得全面而深刻的认识。

一是毛泽东早年对“实事求是”的认识是一条持续不断的“线”（或者说是由一个个“点”紧密连接起来的不中断的“线”），而不是一个个孤立和分散的“点”。从毛泽东早年思想和行动的演变轨迹看，“实事求是”就像一根红线始终贯穿于毛泽东的思想与行动之中，既深刻地影响着毛泽东世界观人生观的演变方向和行进路径，又成为他学习与行动的思想主线和行为坐标。所以，探讨毛泽东早年对实事求是的认识历程，要全面而系统地看，不能片面孤立地看，不能只顾一“点”而不计其余。因为每个“点”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只有把每一个具体的“点”紧密地连接起来，才能完整地把握毛泽东早年对实事求是的认识历程。

二是毛泽东早年对实事求是的认识是复杂的、多向度的，而不是简易的、单向度的。毛泽东在认识和践行实事求是的过程中，既受到了明末清初“实学”思想的影响，又受到了清朝末年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思潮的影响；既受到了几千年中国文化知行合一传统的影响，又受到了源远流长的湖湘文化经世致用传统的影响；既受到了“四书五经”的影响，又受到了西方思想的影响；既受到了学校及老师的影响，又受到了时代和社会潮流的影响。因此，既要看到来自外部因素对毛泽东的影响，更要看到毛泽东自身对实事求是的不懈探索与追求。只有全方位探讨毛泽东对实事求是的认识历程，才能更深刻地理解毛泽东认识和践行实事求是的深厚基础和历史必然。

三是毛泽东早年对“实事求是”的认识是具体的、生动的，而不是抽象的、空洞的。对毛泽东早年认识和践行实事求是的问题，不能简单地局限于他是否使用过“实事求是”这个词，而要看他在实践中是否具有实事求是的正确态度，是否把握了实事求是的精神实质，是否践行了实事求是的基本要求。只有深刻把握毛泽东早年自觉接受和践行实事求是的认识历程和生动实践，才能更深刻地理解习近平在岳麓书院关于毛泽东与实事求是关系论断的深刻内涵和目标指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