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是否进攻苏联，日本国内皇道派与统制派，路线斗争有多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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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签订塘沽停战协定之前的1933年四五月左右，一夕会内部，自巴登巴登相聚之后一直结为盟友的永田铁山和小畑敏四郎在政策上的分歧公开化了。

以此为机，陆军中央开始了皇道派与统制派的派系斗争。

1、皇道派与统制派的形成

当时陆军省的核心人物，包括陆军省方面，陆相荒木贞夫、陆军次官柳川平助、军务局局长山冈重厚、军事课课长山下奉文；参谋本部方面，参谋次长真崎甚三郎、作战部部长古庄干郎、情报部部长永田铁山、运输通信部部长小畑敏四郎、作战课课长铃木率道等人。一夕会成员几乎占据了负责实务的部局长及以下的全部要职。

但是，这个布阵并不意味着单单一夕会派幕僚进入了这些部门。

真崎、柳川是佐贺派，小畑、山冈、山下是土佐派，佐贺和土佐两派早先就有接触。荒木由于与真崎关系密切，因而与佐贺派的人脉有联系。而铃木率道（广岛人)也被视为小畑的嫡系。这样，以真崎、荒木为核心，佐贺和土佐两派占据了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的大多数主要职位（古庄作战部部长属于基本没有政治性的业务型军事官僚)。

此外，还有与佐贺派关系深厚的松浦淳六郎陆军省人事局局长、秦真次宪兵司令官、香椎浩平教育总监部本部长（均为福冈人）等。这些人形成了所谓的皇道派。

另外，陆军省军政中枢系统的柳川平助陆军次官、山冈重厚军务局局长、山下奉文军事课课长在此之前几乎没有就任过军政方面的职务，因而无视业务上的人事惯例。这些也是后来一夕会派幕僚内部和少壮幕僚中产生对皇道派不满的原因之一。

起初，永田为首的一夕会企图与陆军的主流宇垣派相对抗，拥立非宇垣派的荒木、真崎等人掌握陆军的实权，并考虑按照与宇垣派不同的方向，做好国家总体战的准备。然而，荒木就任陆相、真崎就任参谋次长后，真崎、荒木反而利用一夕会内部永田与小畑的个人分歧，一举拉拢了一夕会中的土佐派（小畑、山下、山冈等)和佐贺派（牟田口廉也、土桥勇逸等），把他们推上了实权职位，形成了皇道派。

由此，一夕会产生了裂痕，以永田为首的一夕会主流难以控制真崎、荒木等人，最终，皇道派掌握了领导权。不过，真崎等人也深知，如果一夕会完全分裂，将会削弱自己的根基，因此，此后他们也避免完全疏远永田等人。

另外，在永田的手下，聚集了东条英机、武藤章、富永恭次、池田纯久、影佐祯昭、四方谅二、片仓衷、真田穰一郎、西浦进、堀场一雄、服部卓四郎、永井八津次、辻政信等中坚少壮派的陆军中央幕僚。他们形成了所谓的统制派。

这样，这个时期的分歧，发展成后来皇道派和与统制派之间正式的派系斗争，而这也影响到了营波三郎等军队青年将校国家改造团体的活动。

2、对苏战略的分歧

那么，这个时期，永田和小畑在政策上的分歧到底是什么呢？

主要是围绕对苏战略的问题。当时，由小畑组织编写的陆军正式文件中有下面这样的记述：

当前日本的对满国策具有崇高的目的和高尚的理想，但不能否认，在“客观本质”上就是“大和民族统治满蒙”。从苏联来看，日本的政治策略就是破坏苏联的远东政策，尤其是日本对北满的经营，因而给苏联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带来极大愤怒。这是事实。

而苏联之所以没有进行反攻，是因为苏联国内的整体实力还不允许。另外，在对外方面，苏联与列国的关系也比较严峻。因此，随着国力不断恢复以及日本与英美关系恶化等国际环境的变化，苏联将会抓住良机，采取积极的行动，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尤其是，由于苏联根据“世界革命”理论制定的远东政策，以及由于其地理和国际因素而向东面的远洋发展的志向，苏联必将对日本采取积极的反抗措施。

也就是说，苏联对日本统治满蒙感到威胁和愤怒，一旦具备本国国力恢复、英美的对日感情恶化等条件，它势必会抓住机会，向日本发动反攻。

在这样的认识前提下，小畑认为，为了应对这种局面，有必要在具备这样的条件之前，对苏联发动攻击，消灭苏联在远东的军队。而且，他打算在1936年前后对苏开战。也就是说，要在苏联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充实国力之前，打击远东的苏联军队。苏联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是从1933年开始的。

对此，永田认为，在苏联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后的数年内，苏联不会完成备战，因此不宜把对苏开战的时间预先设定在1936年前后。也就是说，从苏联国内的情况、工业发展的情况等来看，不应该认为苏联完成了第二个五年计划就会马上具有战争能力。只有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经过几年之后，才会具备发动战争的能力。

另外，现在的国际形势对于日本不利，迅速建设“伪满洲国”才是当务之急。在国内形势方面，政治、经济、社会也存在许多问题，表面上举国一致，但实际上不宜发动“赌国运的大战”。因此，即使下决心发动对苏战争，也应该在“伪满洲国”的经营取得进展、国内情况得到改善，并协调好国际关系之后开始实施。

这不仅仅是永田的意见，同时也是以永田为首的参谋本部情报部和与永田关系比较接近的幕僚们（统制派)的认识。另一方面，同样地，小畑也与关系密切的荒木陆相以及与之比较接近的幕僚们（皇道派)持相同见解。小畑与荒木都曾经当过驻俄武官，后来，荒木担任参谋本部作战部战长时，小畑担任作战课课长辅助他的工作，因此二人关系密切。

在1933年4月中旬至5月上旬召开的陆军省、参谋本部（简称“省部”）联合首脑会议上，小畑与永田在对苏战略上的意见分歧开始公开化。该省部首脑会议是为了统一陆军意见，在制定今后政府方针的五相会议(斋藤首相、外相、藏相、陆相、海相)之前召开的会议。

会上，围绕小畑和永田不同的对苏战略进行了激烈的争论。结果，在出席会议的省部幕僚们中，永田的意见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赞同。但是，荒木陆相支持关系一直密切的小畑的意见，最终，陆军高层根据小畑的意见，决定了准备对苏战争的方针。

然而，在五相会议上，荒木陆相准备对苏战争的方针及其扩张军备的主张遭到了高桥是清藏相和广田弘毅外相的反对。

小畑与永田有关对苏战略的意见分歧，还影响到了同一时期前后的日苏互不侵犯条约问题以及北满铁路收购问题的处理。

日苏建立邦交的翌年，1926年苏联提议签订日苏互不侵犯条约，此后，日苏两国之间一直断断续续地进行谈判。满洲事变爆发后的1932年，苏联再次向日本提议，之后，斋藤实内阁开始正式讨论这个问题。

以永田为首的参谋本部情报部（统制派的武藤章担任直属情报部部长的综合班班长)对签订条约持积极态度，认为“应该立即答应”。但是，陆军内部的主流荒木、真崎、小畑、铃木贞一等对苏强硬派表示反对，最终没有采纳永田等人的意见。

外务省也有人强烈主张应该推动与苏联签约，同时考虑到与苏联疏远的美英两国，他们认为没有必要因此得罪荒木贞夫等陆军核心人物。结果，斋藤实内阁一边以改善日苏关系为基本方针，一边由于同样的判断和陆军的压力，而没有推动签订条约。接着，1932年12月，向苏联做出了谢绝签订条约的正式答复，这个问题告一段落。

日苏没有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对于陆军后来的对华战略也成为一个很大的制约因素。这是因为，为了防备苏联，日本需要在苏满边境保持部署相当的兵力，因而，在翌年的热河战役等战斗中没有能够投入充足的兵力，一直未能保证足够的军事压力，不得不依靠谋略。

3、要不要赎买中东路？

另一方面，关于北满铁路（中东路）问题，1933年4月，苏联代理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提出了一份正式提案，内容是关于出售苏联管理的中东铁路北满段。日本外务省决定了由“伪满洲国”收购的基本方针，并开始与陆军交涉。

当时，陆军以小畑（担任参谋本部运输通信部部长)为中心，荒木陆相、铃木率道（作战课课长）等人提出了如下反对意见：1936年、1937年左右之前，日本将完成占领贝加尔湖周边地区，届时北满铁路自然成为囊中之物，因此，现在没有必要收购；而且，如果收购，会在资金上对正在实施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苏联有利。

对此，永田情报部部长的意见是“应该由日本和满洲收购”。

后来，斋藤内阁按照外务省方案的路线，在内阁会议上决定由“伪满洲国”收购，开始与苏联进行具体的收购谈判。但是，两国在收购价格等方面一直互不让步，直到1935年3月谈判才达成协议，苏联把北满铁路卖给了“伪满洲国”。

这样，在日苏互不侵犯条约和北满铁路的收购问题上，永田和小畑也发生了意见分歧：永田赞成，小畑反对。

那么，两者的对华战略是什么样的呢？小畑等人认为，应该促使中国政府转变对日政策，谋求稳定日中经济关系，进而，以让中国设定范围广大的亲日地区为基本方针，利用中国的分裂倾向，促进培养亲日分子，建立亲日分子的组织。这种战略沿袭了陆军以往的方针。

如果只是这样，则与后述的永田等人的方针并无多大不同。

但是，与永田等人比较，一个有趣之处在于小畑等人对中国现状的认识。

他们认为，中国的排外运动，只要没有列国之间的合作，今后将会愈加激烈。尤其是关于满蒙问题的排日运动，在列强（英美两国）承认日本的远东政策之前，不仅不会缓和，而且今后还会愈演愈烈。这是因为，在现代中国，呼吁“爱国”是获取民心的一种有效手段，欧洲大战后的世界思潮之一“民族独立意识”在中国民众中也不断深入人心。

因此，对日本的抗争意识今后明显会变得越来越强。

因此，解决对华问题，“不是要视日本对中国本土的政策如何，而是要视日本与列强关系的协调如何”。

如果没有这种协调，而一味地“急于或者致力于操纵中国本土政权”，这样的行动将不会取得任何效果，即使对中国“行使武力”，最终也只会“消耗国力”。

也就是说，日本要解决对华问题，必须与列强各国协调，否则，即使用武力介入中国本土，也只是消耗国力。

因此，小畑等人的方针是：在对华政策上，对于中国本土，应该与对满政策采取不同的方针，一边与欧美列强合作，一边维持其稳定，主要把它作为一个经济上的贸易市场。也就是说，在列强的经济利益错综复杂的中国本土地区，应该把它作为一个通商和投资市场，与欧美各国开展合作。因此，在军事和政治策略上，应该采取不介入的姿态。可以说，在这个时期，小畑等人对正式介入中国本土还比较慎重。

对此，永田等人的方针是：让中国政府放弃以往的政策，引导它转向与日本共存共荣的方向；如果抗日排日进一步激化，应该予以坚决排斥和打击。这种方针与陆军以往的政策没有多大不同。

但是，在与对华政策有关的问题上引人注意的是，永田等人认为，如果与苏联发生战争，将不会以简单的“一击”和“消灭远东军队”便可结束战事，而将是一场“赌国运的大战”。

也就是说，永田判断，对苏联的战争将是需要实行国家总动员的国家总体战。虽然永田对于小畑等人1936年前后对苏开战的意见表示反对，但他自己也认为，可能迟早会发生对苏战争或者世界大战。

4、对华战略的分歧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年(1933年)的1月，在欧洲方面，主张打破《凡尔赛和约》的束缚和重整军备的纳粹党掌控了政权，由此点燃了欧洲纷争的导火索，而这正是永田所担心的。它不久便发展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另外，当时苏联已经结束了十月革命后的混乱状态，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军需生产方面的工业生产力远远超过十月革命以前，而且正要开始第二个五年计划。另外，从当时驻留满洲、朝鲜的日军与远东苏军的装备状况来看，截至1933年，飞机方面，日军为130架，苏军为350架；坦克方面，日军为100辆，苏军为300辆。此后，两者的差距迅速扩大。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永田认为，今后近代工业国家之间的战争有可能成为旷日持久的国家总体战，需要“做好举国抗战的思想准备”，因而必须实行国家总动员。这种国家总动员不仅需要动员生产兵器的全部工业生产力，同时，必须确保短缺的原料资源。因此，他认为，必须在本国领土附近确保必要的资源。

作为这种短缺资源的供应地，他考虑的是包括满蒙在内的中国大陆。也就是说，中国问题基本上是从确保国防资源的观点来考虑，尤其是满蒙和华北地区、华中地区，作为这种供应地而受到重视。因此，为了有可能成为“赌国运的大战”的对苏战争或者世界大战，当然需要“做好举国抗战的思想准备”，实行国家总动员。这就不仅需要满蒙地区，而且需要华北和华中地区的资源。

从这些方面来看，与对正式介入中国本土持慎重态度的小畑等人相比，永田等人从确保资源的观点出发，抱有介入中国本土的企图。

此外，永田认为，中国的反日“策动”背后有美国海军力量的支持。即使为了实施对华政策，日本也必须在对美国的海军力量上，“绝对获得国防自主权”。

因此，他主张，在以往的条约中，美国的比例一直占优势，“绝对不能接受”。所以，虽然他和小畑等人同样认为中国的反日运动与美英等国的动向有关，但与小畑等人主张在中国问题上与美英等国“协调”相比，可以说，永田的姿态更加强硬。

不过，由于以前以奉天为据点希望收复失地的张学良手下的国民党原东北军的扰乱活动，当时“伪满洲国”靠近长城的地区仍然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因此，小畑等人也有时主张军事介入京津等华北地区，以除掉张学良势力。

这也是出于想要稳定“伪满洲国”后方，以便发动对苏战争的考虑。但是，即使采取这样的措施，也是短期的，从上述的判断来看，他们基本上对正式介入中国本土仍持慎重的态度。

另外，如果像永田等人那样，从发动长期的国家总体战的观点出发，认为日本需要确保中国本土的资源，那么，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就要求日本正式地、积极地对中国本土开展某种形式的工作。实际上，这个时期以永田为首的参谋本部情报部已经渐进而周密地在华北进行政治活动，策划建立反蒋介石、反国民党的政权。

永田就任陆军省军务局局长之后，陆军中央便开始实施武力威吓，通过政治活动和谋略，策动华北分裂（将华北变为势力范围）。

5、对英美政策的分歧

那么，与这种对苏、对华政策问题相关，两者在对美英政策方面有何异同呢？

首先，在对美政策方面，永田等人认为，必须排吊美国通过经济力量对远东实行的控制。但是，海军担心，如果日本废除《伦敦海军条约》，将会“爆发日美战争”。而永田认为，这是“杞人忧天”。如果废除条约，即使美国的对日感情会极度恶化，美国也不至于决心对日开战。因此，日美之间的问题可以寻求“政治解决的途径”。

也就是说，在永田看来，美国在亚洲没有生死攸关的利益，日本与美国之间可能会有不可妥协的对立，但是，日美间的问题可以政治解决。这种对美国的认识也为武藤章等永田嫡系的统制派幕僚所继承。

这个时期被称为“1936年前后的国际危机”。1936年前后，《伦敦海军条约》和《华盛顿海军条约》这两个海军裁军条约面临修订，而日本海军已经在主张日美必战的以加藤宽治为首的舰队派主导下，决定废除这两个条约。

另外，同一时期，日本退出国际联盟开始生效。随着日本退出国际联盟生效，不仅要考虑帕劳、塞班等南洋群岛托管地的收回问题，还要考虑国际联盟和美国的对日制裁措施，所以，日本开始谈论日美战争的可能性。

虽然小畑等人也主张，如果美国干涉日本的大陆政策，应该坚决排斥，但他们的基本方针是“谋求两国友好邦交”。

在这些方面，两者在对美政策上，不论细节如何，其基本方针可以说没有多大不同。

其次是对英政策。两者都想当前利用英国的野心及其国际处境，努力让其置于纠纷之外。总之，可以说，两者在对美英问题上，都基本上按照政治解决的原则，而且设想这是可能的。

以上就是1933年前后小畑等皇道派与永田等统制派在政策上的分歧。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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