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潮·每日一读｜鲁野：致父亲母亲与“27号小朋友”

文｜鲁野

武康大楼是上海的一个地标性历史建筑，真没想到，现在成了网红打卡地，一天之内竟会有上万人去参观拍照。这让我回想起童年时与武康大楼的一段交集。也许是因为年纪还小，那时我对武康大楼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只是觉得它的造型前尖后宽，有点像一艘船，而对它的历史，对它的建筑艺术，对它的设计者邬达克等，一概不知道。

我6岁那年，在一个深秋的夜晚，妈妈静静地躺在医院的病榻上，她轻声对爸爸说，想再看看两个孩子。但这时我们正在家里，已在睡梦之中。妈妈最终也没有再见到我们，就恋恋不舍地闭上了她的双眼……

爸爸妈妈是在新四军苏中抗日根据地的浴血战火中结为伉俪的。当时，爸爸在新华社苏中分社工作，妈妈在新四军军部秘书处和新华日报、江潮报等报社当编辑、记者。后来，他们一起随大部队撤到了胶东解放区，又一起到了上海。

妈妈叶方与作者鲁野在胶东解放区胶东日报社父

亲鲁平、母亲叶方 妈妈突然离去，爸爸非常伤心，实在不堪睹物生悲，不到一个月，便把家从愚园路1320弄15号搬到了泰安路120弄（卫乐园）27号。刚刚住下，想来是组织上为了安抚爸爸的情绪，便安排他到杭州去休养一段时间。我在上幼儿园，爸爸便带着我去了杭州。在一张我与爸爸在休养院合影照片的背面，爸爸写着这样几个字：“父子相依为命的时候”。

1957年，一双儿女去看望在上海叶家花园疗养院养病的鲁平 虽然愚园路与泰安路分属长宁与徐汇两个区，但实际上两地相距并不是太远，不过对孩童来说，还是有一段路程的。开始时，我与姐姐结伴，每天起早在弄堂门口坐上一辆三轮车赶到愚园路，她在“愚园路第二小学”上一年级，我在“时代幼儿园”上中班。中午，阿姨会来给我们送饭。下午，我们俩又会结伴回家。这样大约坚持了一个学期，爸爸就帮我俩转了学。

姐姐转到家附近的“武康路小学”，读二年级，我转到“世界小学附设幼儿园”上大班。武康路小学就在武康大楼的马路对面，即使是在学校里也能见到武康大楼的身影。而世界小学附设幼儿园在淮海中路上，紧挨着武康大楼的尾部。后来，我从幼儿园毕业，也随着姐姐上了武康路小学。

那时，我们都是自己独自上下学，我每天都要围着武康大楼转。从家里出来，出了卫乐园弄堂，从泰安路右转走到兴国路，然后沿街走到五㕚路口，跨过了武康路，就是武康大楼了，沿着大楼的骑楼廊走到尽头，便到了幼儿园。我在这家幼儿园待了一个学年的时间，有些事至今还记忆犹新。有一天早上，老师很伤心地告诉我们，班里有一位小朋友不能再来了，因在家误食了大人的药片，不幸离世了。我不知道别的小朋友那时有什么想法，反正我听着，心里挺难过的，因为我想起了刚刚离别的妈妈……

还有一天，放学前，下了大暴雨，幼儿园门口到武康大楼骑楼廊间的马路上积了一个水塘。我站在园门口，正想着是否脱鞋蹚水回家。就在这当口，却突然看见爸爸打着伞来了。爸爸平时很忙，根本没有时间来幼儿园接我的。可是爸爸这一次真的来了，牵着我的手，小心翼翼从用木板条临时搭起来的“桥”上走过了水塘，并领着我回到了家。爸爸来接我了，我心里真是很开心，但我转念一想，要不是爸爸来接，我也许这时还在那水塘里“疯玩”着呢。

妈妈与作者鲁野与鲁野的姐姐 我每天都要从武康大楼的楼廊里走过，常常会遇到一些相识或不相识但面熟的人。一天，放学后回家，走在楼廊里，迎面走来一位阿姨，我觉得很面熟，好像是前不久曾和我们一起在杭州休养，还常常领着我玩耍的那位阿姨。我当时还很矮小，仰着头才能看见她。她急匆匆地从我身边走过，没有看见我，我也没叫她。回到家，我把此事告诉了爸爸，爸爸听了有点生气，责怪我不懂事，应该主动与这位在《青年报》社当编辑的阿姨打招呼，她会很高兴的。遇见熟人不打招呼，不理人，这是不礼貌的。

住在泰安路那段时间里，吃完晚饭后，偶尔爸爸会领着我到街上逛逛，散散步。那时，有些小摊贩会挑着点着汽油灯或煤油灯的担子，来到武康大楼的楼下卖些小吃什么的。爸爸有时会前去买一包猪头肉，或者买一串臭豆腐，带回家作为下酒菜，我只记得猪的舌头挺好吃的。不过，爸爸从来没让我沾过酒，爸爸也不嗜酒，只是有时晚上睡觉前会嗫上一小杯，说是可以睡个好觉。记得爸爸第一次主动让我喝酒，那是很久很久以后的事了，在我高中毕业下乡去黑龙江的前夜，几位同学到家里来为我饯行，爸爸从“五七干校”回来，买来了两瓶酒（当时流行的果酒）放在了桌上……下乡后，每年回家探亲，我都会将连队自酿的60度高粱烧酒灌满一个军用水壶，背回来孝敬爸爸，虽然并不太可口，但爸爸都会很高兴地喝上一口，直呼“有劲”。

我家在泰安路住了5年多，虽很短暂，却是我记忆最深刻的童年时光。魏伯伯和姚妈妈家、梁伯伯和张阿姨家，还有先搬走的李叔叔家都和我们住在27号这一幢楼里，家与家之间并无隔栏。各家的孩子互相串门，相处得很亲密，一有空就会在一起玩耍，一起做游戏，一起办“小人家家”。我们的“孩子王”克象大哥，并不住在我们这幢楼里，记得他是住在人民广场附近，但他是魏家的亲戚，每逢星期天或假日，他都会来，领着我们这帮“熊孩子”玩闹。有一次，我们几个男孩子，找了一架梯子，爬上了汽车库房的平顶上玩耍，只见隔壁院子里有几棵枇杷树的枝条伸过房顶来，枝上结了好多橘红色的枇杷果，我们看得垂涎欲滴，便忍不住随手摘了几个吃了。结果，被人家发现了。晚上，这家邻居送来了一大盆枇杷。收下还是不收？搞得家里的大人们很尴尬，记得最后还是退了回去。自此，我们都知道了，别人家的东西再好，即便再馋，即便是别人送过来，也不能随便拿，要记住不能拿“群众一针一线”。

“27号小朋友”们，前左一为作者鲁野 有一次，我看见当报社总编的魏伯伯在房间里来回踱步，我也不知道为了什么事，就溜进屋里，屁颠屁颠地跟在他身后唠叨，魏伯伯一边走一边听，还不停地回过头来笑着对我说：“真糟糕、真糟糕！”我听了有点懵，回家告诉爸爸，爸爸说，“你魏伯伯正在思考工作上的事呢，你别去瞎捣乱！”

我们这帮孩子平时玩闹似乎没人管，但一旦犯错，大人们对我们的管教还是很严厉的。记得有一次，我看见幼儿园小朋友在手腕上画了个手表，我回家也拿了一支圆珠笔，在自己手腕上画了个手表。谁知让爸爸看见了，他非常生气，斥责我，学点什么不好，小小年纪就想追求“奢侈品”了。我心里觉得好委屈，我只不过画着玩玩而已。奶奶闻讯赶紧跑了过来，拉着我到卫生间，用肥皂擦洗我的小胳膊，洗了一遍又一遍，才把我手腕上的那块“手表”给洗掉了。

我第一次戴上真手表，还是在我下乡第二年，我调入机务排，一个人开拖拉机在大田里耕作，掌握不了时间，常常回到连队，食堂已关门了，只能自己回宿舍找点东西吃。回沪探亲时，爸爸听说后，即找人给我弄到一张“手表票”（当时买表是要凭票的），我用自己挣的钱买了一块“上海牌”手表。儿时，爸爸对我们要求还是很严的，不允许我们跟别人宣扬自己的父亲是干什么的。在小学期间，他给我们填表时，在“家庭出身”一栏里一直只写两个字：“职员”。他常对我们说，你们的一切都是要靠你们自己去努力，不要期待沾家庭什么光，不能有一点点“特殊化”的想法。他从来不肯为我们的工作等事去托人找关系。我后来调进新华日报工作，也是遇到一个偶然的机会，报社有位复员兵想回家乡，我便找到他，与他对调进了报社。

1948年，鲁平在胶东报社当社长时与报社战友们合影 有一年春天，我们这帮孩子拿了十几颗花生米，埋在了花园的土里。这以后，一有空，我们都会去花园里察看一番，浇浇水，看着它们长出了小芽芽，长出了一对对绿叶子，开出了一簇簇小黄花，花凋谢后，茎上便长出了红红的小“针”儿，慢慢地往土里扎……到了秋天，我们挖出了一脸盆的花生果。当吃着自己的“劳动果实”，我们心里那高兴劲儿就甭提了。这件事受到了大人们的称赞。后来，在语文课本里读到了许地山写的散文《落花生》，我就记起了自己种花生的事，感到特别的亲切，还细细地品味着他在文中由种花生所引出的那些人生哲理。

每当逢年过节的时候，27号楼里就更热闹了，我们这帮孩子会叫上各家的大人们，到楼下通往花园的大房间里“排排坐”，看我们表演变魔术、演活报剧等节目。大人们也是难得坐在一起谈笑风生。

在泰安路的最后一年，我有了继母。有一天晚上，她在房间里弹钢琴，弹起了一首乐曲。忽然间，全楼上下，随着乐曲响起了悠扬的歌声：“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鲜花掩盖着志士的鲜血，为了挽救这垂危的民族，他们曾顽强地抗战不歇……”看见大人们都在唱，我们这群孩子来劲了，兴奋地跑上跑下，也学着哼哼起来了。我这才知道，这是一首著名的抗战歌曲，名叫《五月的鲜花》，楼里的大人们都是抗战的老兵，他们都会唱这首歌，在歌声中，他们也许想起了战火纷飞的年代，想起了牺牲的战友们……这一天夜晚的场景，在我幼小的心里烙上了深深的印记，现在想起来，就宛如发生在昨天。

2017年，部分“27号小朋友”重访故宅。前右一是鲁野。 后来，我们的家都先后搬离了卫乐园，我们这群“熊孩子”也就各奔东西了。在那特殊的岁月中，我们有的去了新疆，有的去了安徽，有的去了黑龙江，有的去了云南，也有的当上了海员，漂泊在海上。风雨过后的这些年，我们又陆陆续续都回到了上海，只有小虎，在即将返城之际，却因意外工伤事故，永远留在了那遥远的云之南……

岁月如梭，我们这帮孩子现在都成了白发苍苍的老头老太了，但在我们心里，归来永远是“27号小朋友”。每年，我们这帮“小朋友”都会欢快地聚在一道，追忆着那些在武康大楼旁的童年趣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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