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未曾远行，书籍却早已带他见过整个世界

有网友评价说：“每个老人的去世，都是一座图书馆的崩塌。”但值得庆幸的是，在这个时代，互联网让我们有机会将这些濒临湮灭的“图书馆”重新拼凑，让更多人可以继续阅读这些普通人不普通的精神世界。

文丨新京报记者郭懿萌

编辑丨胡杰

校对丨陈荻雁

►本文3612字阅读6分钟

今年3月，一张黄色的便签纸在互联网上悄然流传。这张便签来自杭州“梦蝶书店”，记录着一位逝去老人的生命印记。

便签纸上写道：这位王姓老人是杭州某工厂的普通工人，上世纪80年代曾通过函授学习汉语言专业。在30平方米的蜗居里，收藏了上千本书籍——从东欧到苏联，从西欧到美洲，从西非到东南亚，从中国古典文学到现代诗歌，构筑起一个浩瀚的精神世界。

老人离世后，子女以老人收藏的是“小黄书”为由，欲将这些书卖给废品站。所幸“梦蝶书店”主人橄榄全部收留了这些书籍，并从中拼凑出老人不为人知的故事。

“他未曾远行，书籍却早已带他见过整个世界。”“最懂你的可能不是血缘，而是散落在世界的陌生灵魂。” 网友们纷纷在社交平台追忆这位平凡而特别的陌生人。

便签纸连接着两个世界：一端是王大爷朴素而丰盈的精神家园，另一端是橄榄——这位怀揣理想的文艺青年，在40平方米的独立书店里，以打捞旧书人生为志业。在他看来，书店犹如一叶扁舟，摆渡着一本又一本书，让那些被时光尘封的故事得以继续诉说。

以下为橄榄的口述。

“他未曾远行，书籍却早已带他见过整个世界”

2021年，我在二手交易平台上偶然淘到了王大爷的藏书。没想到四年后，这位故去老人的故事在互联网上掀起波澜，而我也算是替他找到了无数知音。

那一年，我接到王大爷孩子的电话。老人已经离世，子女要卖掉杭州市拱墅区的老房子，需要清空他的藏书。他们翻出一本《金瓶梅》，以为所有书都是“小黄书”，觉得没什么价值，打算全部处理掉。

我赶到时，那间三四十平米的两居室显得格外逼仄。老两口曾住一间，另一间摆着几个书柜，但书已经被子女装进了鱼鳞袋，杂乱地堆在地上。地上躺着一本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名作《情人》，译者是王道乾。这是王小波推崇的著名翻译家的经典之作，一下子吸引住了我。

我一本一本翻看，发现王大爷的阅读范围极广——西欧文学、北美小说、苏联著作、中国古典及现当代作品，应有尽有，远非他们口中的“小黄书”那么简单。

收废品的老板前一天来过，想按几毛钱一斤的价格全部收走，但王大爷的子女嫌太低，这才在二手平台上联系了我。结果我和那老板起了争执，他觉得我抢了他的生意。最后我们各退一步，以四块五毛钱一斤的价格平分了这1000本书。

但我实在不忍心让另一半书沦为纸浆，当天下午就叫了两三个朋友，分批去废品站想把剩下的书买回来。老板起初把他们轰了出来，可到了晚上，他突然想通了——这些书他自己也卖不出更高价，不如卖给我。

我们用了几天的时间来整理王大爷的藏书，按照类别做成书目。还从书页间夹着的票据、笔记、借书卡里，我知道了他的姓氏，最终拼凑出他的人生故事。

王大爷年轻时是杭州某工厂的工人，他在上世纪80年代函授学习汉语言专业，书堆里我只找到一张五台山的旅游票，那可能是他一生中为数不多的出游。

他的书很杂，从东欧到苏联，从西欧到美洲，从西非到东南亚，从中国古典文学到现代诗歌，还买了不少养生和康复类的书。他的书几乎每本都有反复翻阅的痕迹，而且版本考究，连《金瓶梅词话》都是用的香港太平书局出版的老版。

从笔记和借书卡看得出来，上世纪90年代退休后，他几乎每天泡在图书馆里，实在喜欢就买回家。他有一份手抄的《声律启蒙》，可能是太喜欢但不舍得买。还有一本包着《机械原理》封皮的《牡丹亭》，可能是家人不支持，所以把戏曲经典藏在技术书籍里偷偷读。

也许在那个年代，他向往着一个更自由的文学世界，一个不必因贫富差距或家人的不理解而放弃梦想的地方。

我把王大爷的书搬进了我在杭州租住的房子，那一千多册藏书，构成了当时“梦蝶书店”的主要库存。那时候，“梦蝶”刚刚起步，还没有固定店面，只是杭州各处流动书摊上的一块白布。

有一次摆摊，一位大哥看到书目里的影印《明容与堂刻水浒传》，故意对旁边挑书的阿姨说：“这书二手市场多的是，这儿卖贵了。”等阿姨一走，他立刻催着我问：“400块卖不卖？赶紧的。”这套书在我的知识盲区里，大哥告诉我，《明容与堂刻水浒传》可以算得上中国古代版画的巅峰成就之一‌，稀有且值得珍藏。王大爷收藏的这套虽然是影印本，但能看出他选书的眼光确实独到。

有位网友评论王大爷的故事：“他未曾远行，书籍却早已带他见过整个世界。”我想，在流转这些藏书的过程中，我不仅替王大爷找到了更多知音，也让他的阅读故事继续生长。

每卖出一本书，就多一个人了解这位普通工人不平凡的精神世界——而这，或许正是这些书籍最美好的归宿。

普通人的精神世界反而格外动人

2023年，“梦蝶”从书摊变成了一个实体店，我请了兼职店长照看店面，自己则继续穿梭在杭州的各个图书市集之间——那一年，我跑了100多场市集。

有一次在集市摆摊的时候，一位教授的家人记下了我的联系方式。后来他们联系我，说老教授已经离世，家人远居外地，想为他毕生珍藏的四千册书找个归宿。当我走进那个书房时，脚下的地板都在书的重压下微微作响。每一本书都包好了书皮，封面上用毛笔工整地题写着书名。

老教授的藏书里，绝版和孤本多如牛毛，光是清代、民国时期的珍本就有十余册。而且他在书柜里按自己的方式做了一系列编号。

在整理老教授的四千本书时，这位素未谋面的老人渐渐在我眼前鲜活起来：他是个纯粹的文学爱好者，痴迷哲学，醉心戏曲。我们好似看到了他每夜窝在书房，与这些被精心照顾的书籍相伴。

老教授习惯随手用各种纸片当书签，于是我们就像在玩一场跨越时空的寻宝游戏——泛黄的照片、褪色的发票、皱巴巴的票根，甚至私密的信件，都可能从书页间翩然飘落。

我见过他与父亲争执的家书，上世纪80年代友人邀约的书信：“明日午后，某公园骑红色自行车的就是我。”在那个通讯不便的年代，书信是最常见的联络方式。

有些书里还夹着剪报。每当老教授发现报纸上的内容与书中文字遥相呼应，就会剪下夹进书中，将它们永远地收藏在一起。这些带着“彩蛋”的书籍总是最先找到新主人。或许每个爱书人，都渴望通过这些细碎的痕迹，与书籍的前任主人展开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王大爷和这位老教授的故事能在网络上引发共鸣，我想是因为这个时代开始重新发现“平民史诗”的价值。当我们的目光从金字塔尖的精英文化转向更广阔的基底时，那些普通人的精神世界反而显得格外动人——它们一直存在，只是常常被我们匆忙的生活所忽略。

有位网友评价说：“每个老人的去世，都是一座图书馆的崩塌。”但值得庆幸的是，在这个时代，互联网让我们有机会将这些濒临湮灭的“图书馆”重新拼凑，让更多人可以继续阅读这些普通人不普通的精神世界。

在书店，找到心灵的寄居地

我的书店梦始于大学时代。2016年大二那年，借着校内创业项目的机会，我盘下了校园食堂对面的报刊亭，销售打折书籍和过期杂志。

那时候，纸媒已经日渐衰退，但报刊亭这一方小天地，总引得一些人驻足。骑单车的男生来这里买篮球杂志，某位老师每周必购一份周报，还有一群文青在报亭里背诗——从李白到普希金，从叶芝到萨特。白天我和他们卖书聊天，晚上拿赚来的钱去喝酒，为理想碰杯。

因为报刊亭我结识了不少朋友，送出去20多把报亭钥匙，不少学弟学妹去报亭帮我卖书，腻了再把钥匙还给我。这算是“梦蝶书店”里“一日店长”的雏形了，现在如果我不在店里，有人找我想看书，我会告诉访客钥匙在哪里，邀请这位陌生人做一天书店的主人。

大学时代的我追逐着畅销书的浪潮，东野圭吾、大冰、张嘉佳的作品总是最快售罄。那时的我还太年轻，分不清哪些是资本运作的产物，哪些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佳作。

现在我会更多地卖旧书，时间已经帮助我筛选出了优秀的有思想的文学作品。今年店里最受欢迎的是西蒙娜·波伏娃的作品，她启迪每个人独立的思考，推动个体的觉醒。这种转变也映照着社会思潮的变化：人们开始追求更深层的觉醒。

王大爷的藏书也意外地改变了我。他收藏的台湾作家於梨华的长篇小说《又见棕榈》，让我对台湾文学产生了浓厚兴趣。沿着王大爷为我撕开的这个小口子，我逐渐读起了杨牧、痖弦的诗，施叔青的小说，聂华苓的散文……台湾文学如今成了我最热衷的研究领域。

如今书店的读者们跨度从几岁的孩童到耄耋老者，每个身影都在书写着这个书店的故事。

我们举办过观影会、读书沙龙、法律讲座、学者追思会。我希望这个空间不只买卖书籍，更是一个让思想栖息的港湾——在这里，人们既能遇见现实中的知己，也能与书中的灵魂对话，找到心灵的寄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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