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72年入伍，先后当过文书、副班长和班长，但没能成功提干

我退伍四十多年了。1972年冬天穿上军装那会儿，我还是个二十出头的愣头青。

当兵那些年，我当过文书、副班长、班长，要说没点遗憾那是假的，不过现在看着儿子肩章上的星，心里也算有了着落。

我的老家在西安农村，家里五兄妹挤在三间土坯房里。父亲是十里八乡有名的木匠，农闲时就背着工具箱给人打柜子做桌椅。

我在家里排行老三，上头的大哥二姐读完小学就跟着下地干活了。记得我初中毕业那天，班主任特意来家里劝学，父亲蹲在门槛上抽完半袋旱烟，最后说了句："队里记工员今天还问呢，三娃子哪天能上工。"

在父亲的坚持下，我初中毕业也没读书了，每天天不亮跟着大人出工，锄头把子磨得手心发烫，收工时候记工员在本子上画个"8"。

那年头粮票金贵，全家七口人守着年底分的粮食，灶台上的玉米面糊糊永远稀得能照见人影。

我记得八岁那年家里大旱，村后头的山坡裂得跟龟背似的，秋后算账整整少收四成粮。

有天夜里，我饿得睡不着，听见母亲在院里和父亲说："柴房梁上挂的那串干苞米，要不磨成粉给孩子们做几个玉米馍馍？"

1972年公社大院的征兵告示贴出来时，我正在地里给麦子追肥。征兵招十五个人，却有八十多人报名。

父亲连夜翻出给公社王主任打的五斗橱，第二天又带着我往王主任家送了两筐新摘的柿子。

也许是父亲给王主任送的礼起作用了，我顺利通过了体检和政审，收到了入伍通知。

入伍那天飘着鹅毛雪，县武装部门口停着三辆草绿色解放卡车。父亲把十块钱纸币折成四折塞进我的上衣口袋。

我这群新兵坐着大卡车，晃悠了四个钟头才到火车站，随后我们又坐上了火车，火车车厢里铺着稻草，北风顺着门缝往里钻。经过三天两夜的路程，我们这批新兵蛋子终于到了营地。

在军营的头两个月，我们过得像打仗一样。每天五点哨响，被子必须叠成豆腐块，牙缸把手朝同一个方向。

带我们的刘班长是山东人，嗓门大得能震下房梁灰。有回我正步踢腿慢了半拍，他瞪着眼睛吼："当这是逛庙会呢？"

不过，他虽然面向很凶，但夜里查铺时，我常见他蹲在走廊给新兵补磨破的胶鞋。

新兵连结束分到汽车连，我才算摸上方向盘。那会儿连队黑板报要更新，碰巧文书回老家探亲。

连长在饭堂问谁会写字，我举了手。其实心里直打鼓，初中毕业那年帮村小学刷过墙报，没想到这点手艺在部队派上用场。

熬了两个通宵，我把"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八个大字描得方正正，底下还画了辆解放车。

因为墙报出得好，没过多久，我就接替退伍的老文书坐进了连部办公室。

当文书那两年，我经手的文件没出过差错。入党宣誓那天，指导员拍着我肩膀说："好好干，争取进步。"

可等到提拔的时候，新来的赵连长把我调去五班当副班长。我每天天不亮就得带着他们跑五公里。

1977年提班长那年，连里有个提干指标，大伙儿都觉得该轮到我。结果宣布那天，三班长上去领了任命书——后来听说是赵连长觉得我文化底子薄。

退伍回乡那天，公社派了辆拖拉机来接。运输公司的领导看过档案，直接让我去开大货车。

头趟出车往陕北运煤，三百多里山路，握着方向盘的手心全是汗。有一回给县里领导出车，人家看我倒车入库一把到位，一定要把我调去机关车队。现在想起来，部队学的本事倒成了吃饭家伙。

我28岁结的婚，老丈人是粮食局管仓库，家里三个闺女没儿子，经人介绍我娶了他第三个女儿。

结婚当天我请人吃饭摆了三桌，父亲带着新打的脸盆架当贺礼。媳妇是会计，总说我衣服洗不干净，肥皂沫老是残留在领口。

去年清明回老家上坟，看见当年公社大院改成养老院了。王主任前年过世，他儿子现在在县里开家具厂。父亲留下的木匠工具还在老屋梁上挂着，落满灰的刨子把手还缠着褪色的蓝布条。站在村口望见自家承包地，现在都种上了猕猴桃，搭的钢架大棚白晃晃连成片。

后来，我儿子考上了军校，他军校毕业授衔那天，我和老伴坐了八小时动车去观礼。看着台上穿军装的小伙子敬礼，忽然想起四十年前那个雪天。

回来的高铁上，老伴翻着手机里的照片念叨："这眉眼随你年轻时候。"我摸着口袋里的退伍证，塑料封皮早就磨得起毛边了。

前阵子连队老战友聚会，赵连长也来了。老头八十多了，端着茶杯说起当年事："那时候每个推荐名额都要卡学历，搁现在早不兴这个了。"

三班长现在在干休所打门球，见我还打趣："当年你要提了干，现在养老金得多拿五百。"满屋子老家伙笑得咳嗽声此起彼伏。